11月10日，《人民日报》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出自《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观察者网注）。全文逾6400字，从对外开放的形势、内涵和举措几方面，对其进行了详尽阐释，信息量很大。而这其中，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则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留心的话就会知道，这其实是对十九大报告的呼应。10月18日十九大上，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区我们常听，但是自由贸易港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

概念

严格意义上说，由于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自贸港，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9月，我国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Pilot Free Trade Zone），即上海自贸试验区。此后，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到11个自贸试验区，包括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等。在这些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往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具有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减轻企业的关税负担，促进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在我国，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都属于各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举个例子。美国的企业A想要出口商品给中国的企业B，如果是在普通的口岸，按照两国在世贸组织下的关税减让表，进口商B在进口时必须要支付一定的关税给中国政府，并且办理手续可能相当复杂。

但如果在海关特殊监管区例如综合保税区，B企业则可能享受相应的保税待遇。也就是说，区内陈列、加工，这些商品都不用缴纳关税，只有离开这些区域进入内地才需要缴纳关税。

那么，与上述概念相比，自贸港可能会有哪些不同呢？

汪洋在文章中对其做了个定性，“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最后一句是重点。说白了，就是要在现有某些自贸试验区以及其包含的自由区的基础上，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建立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区域，立志成为全球贸易枢纽中心。基于此，自贸港也常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

升级版怎么升？香港、新加坡这些我们熟知的自由贸易港，都要成为学习、竞争和超越的对象。

对标

其实，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包括中东的迪拜、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等，都发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贸港。

比如，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超强的服务能力。大家都知道，随着欧盟一体化加速，关税减免这些优势在欧盟内部已经弱化。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却为它带来了海量的贸易。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等。除此之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促成了储、运、销一体化运营。

同处亚洲，作为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对我国自贸港的建设，或许更具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比如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这个网络有多厉害呢？囊括了海关、税务、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这样一来，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够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

香港的经验，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自由。首先，整个香港行政区，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了四个税号（酒类、烟草与香烟、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以享受零关税。其次，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册成本很低，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进出。

事实上，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对我国建设自贸港的参考价值非常高。

我国已经提交自贸港建设相关方案的，是上海和宁波，但在投资、建设环境上，都与香港、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

机遇

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自贸港建设要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说法是，自贸港的建设，目标不止于贸易自身，其初步设想是以贸易带动产业，“要把巨大贸易量带来的巨大附加值留下”。

巨大贸易量怎么来？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认为，其核心在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在目前阶段，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但发展本地贸易、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点——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

何为离岸贸易？一般来说，它分为两个部分：“转手商贸活动”和“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举个例子，香港的甲公司需要从内地进口布料转卖给美国的品牌商，这个过程中，布料这一货物并没有进出香港，货物直接从内地运往了美国，但从物权上来说，它在贸易过程中属于甲公司。这一过程就称为“转手商贸活动”；还是甲公司，但这次我不直接参与买卖，只是帮助买家和卖家寻找货源、推广市场、协商价格、安排装运等，相当于一个中间商，这就是“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离岸贸易，前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货物贸易统计，后者纳入服务贸易统计。相较于传统的转口贸易，它的物理成本更低，而且对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信息源，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和资金量。

拿香港来说，2015年，香港的离岸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4.33万亿港币，占其年度贸易总量的55%。

总量一大，其附加值作用就会凸显。

“当我们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这里做生意之后，我们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价值，将不可估量。”在崔凡看来，离岸贸易的终极意义，在于其带来的信息和数据流，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订单信息、物流信息、商家信息等。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尤其有利于离岸贸易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单纯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开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当下的中国要做的，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综合利用全球资源，布局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平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更加优势的位置。”

桥头堡

从这一角度出发，自贸港无疑具有重大的领航意义。

一方面，从国内现实来看，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一直高于大部分其他经济体。2006年时，我国进出口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曾高达64%。一般来说，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会降低，但是即便到了2016年，其占比仍然高达33%。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另一方面，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开放红利已所剩不多。此外，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活动中，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无疑都在呼唤一个具有世界级开放水平的贸易平台。

而在更多专家看来，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也需要搞“升级版”。

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而中国发起或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项目，则日益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

在不久前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说：“预计未来的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万亿美元。”

可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旗手。

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实现由贸易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就必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

自由贸易港，或许正是历史赋予的那座“桥头堡”。

文/雪山小狐

汪洋发表的全文如下：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汪 洋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10日   04 版）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支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正能量。

一、深刻认识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一）新旧动能转换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繁荣的关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投资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近期，世界经济呈现回暖向好态势，全球贸易和投资回升，国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但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有效解决，新的增长动力仍未形成，潜在增长率不升反降，不确定因素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7%，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10年4.2%的平均增速。新旧动能能否转换，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抓住机遇、化解挑战，是对外开放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更趋平衡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走势。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更加明显。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38.8%，较2007年提高10.5个百分点；金砖五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22.4%，提高8.8个百分点。过去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显著提升，这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承担更多责任。如何扮演好新的国际角色，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在曲折中深入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近年来，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给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潮，深入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但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动力可能有所转换、规则可能有所改变。如何更好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四）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开放型经济传统竞争优势受到削弱，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瓶颈。但也要看到，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庞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产业配套齐全，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仍然具备综合竞争优势。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倒逼下，我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升级，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外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明显增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如何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对外开放工作必须把握的主攻方向。

二、准确把握全面开放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开放等重大命题。报告提出的全面开放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一）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虽然我国储蓄和外汇比较充裕，但不能因此忽视利用外资的作用。利用外资不是简单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资搭载的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等，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关起门来搞创新也不行。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时也应看到，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拥有强大的产能、适用的技术和较为充裕的外汇，扩大对外投资合作的条件比较成熟。要按照报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部署，在提高引进来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支持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这既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带动商品和服务输出、获取创新资源和营销网络，助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二）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取得长足发展，但总体上还是对外开放的洼地。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7.6%和7.7%。内陆和沿边地区劳动力充裕，自然资源富集，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要按照报告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部署，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制造业是我国开放时间较早、程度较深的领域，也是发展较快、竞争力较强的领域。今后，除极少数敏感领域外，其他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开放，股比、业务范围等限制也要逐步放宽。相比之下，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仍是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短板”。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就是要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四）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结合，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经贸伙伴，去年美国、欧盟、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6.4%。加上经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比重更高。巩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稳定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盘。同时，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2014—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3.1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额的1/4以上；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左右。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

（五）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贡献者。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世贸组织有160多个成员，涵盖全球98%的贸易额，具有广泛代表性。世贸组织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程受阻，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引擎。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既是拓展自身开放空间的需要，也体现了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担当。

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既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思想性，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操作性，明确了新时代的开放理念、开放战略、开放目标、开放布局、开放动力、开放方式等，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的路线图，推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主要包括：

（一）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报告强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为此，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战略互信，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二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三是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与相关国家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运输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四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五是建立多层次的人文合作机制，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青年、媒体、智库等领域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二）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是创新能力较弱，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高。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就是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一是加快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鼓励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品牌产品出口，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二是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鼓励文化、旅游、建筑、软件、研发设计等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三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逐步完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四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形象、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台。

（三）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目前，全球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要素成本比我国更低，政策优惠力度比我国更大。培育引资竞争新优势，不是竞相攀比优惠政策，而是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一是加强利用外资法治建设。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与国家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要限期废止或修订。二是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我国11个自贸试验区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取得显著成效，设立外资企业的时间由过去1个月减少到3天左右。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报告强调：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政府将在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享受“中国制造2025”政策等方面，依法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四是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不以强制转让技术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

（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报告提出了3项重要举措：一是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就是坚持以开放促开发的思路，完善口岸、跨境运输等开放基础设施，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建设好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打造一批贸易投资区域枢纽城市，扶持特色产业开放发展，在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极。二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3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批改革创新重要成果。下一步要着眼于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三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港。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近10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非理性投资和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领域潜藏着风险隐患。对外投资既要鼓励，也要加强引导。报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一是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二是加强对海外并购的引导，重在扩大市场渠道、提高创新能力、打造国际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引导企业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遏制恶性竞争。四是健全服务保障，加强和改善信息、法律、领事保护等服务，保障海外人员安全，维护海外利益。

（六）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这不仅要求不断提高自身开放水平，也要求更加主动塑造开放的外部环境。一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落实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推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等谈判。二是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达成，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提高双边开放水平。继续与有关国家商谈高水平的投资协定以及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妥善应对贸易摩擦。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