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译出版社新书《全球通胀与衰退》

文/滕泰

通胀“灰犀牛”悄然而至，他们因何掩耳盗铃？

2021年11月，美国的消费和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8%，创30年以来的新高。

在11月份之前，美国人似乎并不惊慌，美联储除了释放信号说，“通胀只是短期现象”之外，并没有采取更有力的行动，直到2021年年底才放弃“通胀暂时论”。而美国的消费者看着自己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在涨价，居住的房子在涨价，拿着政府补贴的钱（疫情以来平均每人近10 000美元，三口之家可补贴近30 000美元）去买东西，觉得似乎物价涨点儿也没什么。

在欧洲，英国2021年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达到5.1%；德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0%，而被当作工业通胀率的生产者价值指数（PPI）居然高达19.2%——这是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在印度，2021年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4.91%，生产者价值指数PPI是14.23%；

在巴西，同期CPI已经到了10.74%；

土耳其比较高，CPI为21.31%，PPI是54.62%；

而阿根廷CPI突破52%；

……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全球通胀，这个近10年几乎已经听不到人们谈论的“灰犀牛”，已经悄然而至。可是他们为什么掩耳盗铃，视而不见？

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早就成为全国经济的头等大事——就像2010年的物价上涨，上到国务院总理、各级决策部门，下到各行各业、黎民百姓，每天的物价都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2010年6月，笔者参加时任总理温家宝举办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并汇报了对物价的看法后，总理点评说，他既要关心事关宏观决策的核心CPI，也要关心事关百姓生活的非核心CPI，因为根据他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有两个事情可以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是官员腐败，一个就是通货膨胀!”

美国放弃通胀短期论，正视长期因素？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无非是短期停留和长期共存两个判断，即便长期共存，更有效的疫苗和药品也会让病毒对社会运行的影响逐渐散去。

那么造成这轮全球通胀的因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美联储从2021年上半年就开始说通胀是短期的。他们是真的在做预测，还是明知通货膨胀没那么快结束，而只不过是在降低通胀预期？临到2021年年底，美联储突然放弃通胀暂时论，但人们听过他们对造成这轮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判断的依据和逻辑吗？

比如，货币超发的影响机制及后果。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货币超发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现象？它的影响机制是怎么样的？从货币到物价，要经过哪些“资产池”的吸收，并需要多少产能来对冲？如果疫情结束了，为应对疫情而超发的货币也会人间蒸发吗？多年累积的货币超发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的物价上涨才能吸收完？

又比如，上游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冲击，背后是疫情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10年前，上游石油涨价而下游化纤产品涨价难？铜涨价而下游空调涨价难？铁矿石涨价而下游汽车不涨价？而10年后的今天，上游的成本冲击却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下游。从上游成本冲击到下游的传导，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是因为传导机制的变化而引发了通货膨胀，那么这种机制的变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能源、原材料对全球物价的冲击，会因为疫情消失而消退吗？

还有劳动的供给冲击，工资的上涨和工人的结构性短缺，是疫情造成的短期现象，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现象？如果因为疫情才涨工资，是不是疫情结束后工资就不上涨了？以中国为例，同样比例的价格上涨，劳动价格上涨比原材料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大6~8倍，10年来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在各种产品和服务中的综合占比平均提高了30%以上……我们对劳动供给冲击真的有全面的认识吗？

再比如，严重影响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各国物流和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因为疫情而中断，还是因为疫情而暴露和放大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我们享受了20年的电子商务红利、快递物流红利，以后还有潜力吗？我们享受了更长时间的全球自由贸易和国际大循环，其所受的冲击仅仅来自疫情吗？当电子商务红利消失、国际物流红利消失、全球自由贸易持续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甚至各国各地区都不得不构架区域化的供应链，我们还不能正视造成这一轮全球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吗？

最后，影响各国物价的微观机制有没有在这一轮全球通胀中发挥作用？无论在一个产业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只要是充分竞争，就有利于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只要是垄断，就会促进涨价，抑制创新，削弱增长。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不同产业链的竞争是加强了，还是被削弱了？有多少行业被一两家头部企业“赢家通吃”？有多少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年年提高，进而形成寡头垄断？这些垄断，这些新的竞争格局所引发的微观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会随着疫情而消失吗？

更值得深思的是，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其冲击的岂止是物价？会不会在巨大的全球通货膨胀“灰犀牛”的背后，还跟着一只经济衰退的“黑天鹅”？

经济衰退的“黑天鹅”

通胀水平的持续超预期迫使美国重新评估通胀风险并开始缩减购债，加拿大已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新西兰、韩国已经加息，巴西、俄罗斯等通货膨胀压力更大的国家，已经连续数次加息。随着欧美等地货币政策加快收紧、利率水平提高……对美国而言，货币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不紧缩就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胀，紧缩有可能会刺破长期累积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

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的全球供应体系所造成的供给收缩影响广泛而复杂，价格上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高达两位数的工业通胀率，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这让很多学者都不免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滞胀”。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意愿，失业率偏高与“招工难”的现象仍然普遍并存，劳动力供给冲击、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也普遍削弱了很多企业的生产和盈利能力，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这一切绝不仅仅是疫情的影响，而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们对闲暇的追求，雇佣成本、社保成本的提高，移民和跨区流动的减少所带来的长期冲击——疫情，只不过把我们未来若干年要面对的劳动供给冲击做了一个提前“演示”。

对中国而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从2018年的近63.6万亿元降至2019年的55.1万亿元和2020年的51.9万亿元，2021年预计继续回落到50万亿元左右a；2022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预计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会下降到50万亿元以下……与此同时，中国的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从疫情前的8%左右降至4%左右的较低水平；2022年，随着其他国家制造业的进一步恢复，中国一枝独秀的出口必将逐步向常态回归；此外，虽然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处于相对低位，但是工业通胀率创历史新高，10月生产者价格指数高达13.8%，严重的上游工业通胀正在挤压中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其中事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的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堪忧。

而长期处于低增长的欧洲和日本，多年来又一次面对结构性涨价压力，各国民众普遍感觉到货币购买力下降，但企业又面临着产能和供给过剩，有的国家面临着“通胀式衰退”，也有的国家面临着“衰退式通胀”。

图/《全球通胀与衰退》 作者：滕泰 张海冰 中译出版社2022年2月

怎么办？

展望2022年，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期美联储会加息两次以上，并且纷纷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是大部分预测都不包含美国被迫因通胀而被紧缩、加息可能引发的泡沫破裂风险——一旦加息和紧缩造成持续多年的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必然会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债务违约等情况，全球结构性的经济衰退有可能接踵而至。

面对全球通胀与衰退风险，对各国的决策者而言，恐怕仅仅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难以应对。而真正找到既能够控制物价，又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增长的新办法，不仅需要科学决策，更需要政治勇气。

对于企业而言，仅仅通过传统的库存调整、用长单或对冲锁定成本，甚至与上下游协同构建更完整的价值链已经远远不够了，只有不断用新技术、新场景、新商业模式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是战胜通胀与衰退风险的最终解决之道。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面临通货膨胀的“灰犀牛”和经济衰退的“黑天鹅”，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不是所有地区的房地产都能像过去20年一样可以抵御通胀或衰退风险；在全球范围内，高收益、高信用的债券越来越少，少数有较高固定收益的企业债券又可能面临违约的风险；银行存款的利率不仅跑不赢物价指数，还有汇率贬值的风险；以前人们都拿黄金来保值，如今这些历史的货币记忆还能够让它具有保值增值的作用吗？与黄金、艺术品、比特币等资产只对少数人有意义不同，很多家庭已经习惯于持有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但是按照沃伦·巴菲特的计算，如果期待美国股市像上一个100年那样，在这个100年也能提供每年5%以上的平均收益，那么道琼斯指数到21世纪末必须上涨到200万点。这可能吗？如果美国股市不能提供之前的稳定收益，哪里的股票可以，又如何才能找到这些可以保持增长的好公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