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 文/周昊 编辑/周远方）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数字经济”持续成为热点话题，“东数西算”概念自2月中旬以来，已连续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

相关热点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微信号此前发布的一则消息引爆的:

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个地方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一些媒体将“东数西算”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相提并论。2月18日当天和随后的2月21日两个交易日，所谓“东数西算”概念股大量涨停。

贵阳经开区大数据安全中心（贵州日报图）

然而，如果以冷静和辩证的视角审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难发现政府在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上并不想“大干快上”，而是特别强调了“适度超前”的布局和投资的“有效性”：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要“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李广乾认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自身特点，投资的“有效性”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数字新基建不是“铁公基”

过去数十年，中国曾以大力投资基建的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助力，但数字新基建与传统的“铁公基”（以铁路、公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数字新基建与传统的‘铁公基’建设差异巨大，传统的桥梁、道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寿命以百年计”，李广乾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但是以数据中心、网络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在技术层面更新频率非常快，技术的实用周期特别短，往往不超过10年”。

“所以在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新基建时，一定要有前瞻性的思维，对于技术发展的生命周期、代际演进，技术对产业发展有哪些积极作用，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公路、桥梁建成了，哪怕一两年没用，10年、20年后总是有用的，但是信息数字基础设施不同，一段时间不用，很可能成为一堆废铁，届时现有的投入在未来反而会成为一种巨大的负担，所以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尊重技术专家行业专家的意见”，李广乾表示。

一场“摸不到石头的过河”

5G通信基础设施也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李慧镝在今年的MWC展会上曾提出，到2022年底实现全国100%市县城区及重点乡镇农村覆盖，5G网络覆盖人口超10亿，中国移动5G基站数将超过100万站；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也表态称截至今年年底共建共享5G基站达70万站。

工信部预计到2023年末，我国5G基站将达到250万，未来2-3年5G网络建设将继续升温。

然而，所谓“5G无用论”的争议却从未停止。

“5G其实没啥用，我们碰到过很多人这么说，这可能不是指5G一无是处，而是从个人消费者角度而言，2022年的5G作用依旧不明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对观察者网表示，过去十多年，我们从PC时代大踏步迈入移动互联网的大门，从2G、3G到4G，每一次通讯领域基础设施的革新都带来巨大的发展的红利。

但5G时代带来了一个尴尬，即从消费者体验来看，4G的速率可能已经满足了个人消费层面的需求，而5G在基建投入的成本成倍上升的同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商业模式仍然没有清晰，这是一个5G乃至于国内数字新基建都需要直面的问题。

很显然，从5G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数字新基建已经发展到非常前沿的程度，但超前建设后，如何让整个产业经济生态进行后续的衔接，是一个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没有石头给我们摸着过河了，可这种强烈的赶超心态仍然存在”，刘典认为，过去中国是以赶超西方的心态在发展通讯产业相关的基建以及配套设施，但现在中国已经比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做得好，已经走到了全球的第一方阵。

刘典认为，从一个跟随者蜕变为数字新基建的引领者，这直接导致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投资会耗费大量的成本。“适度超前”的新基建虽然会带来潜藏的经济新模式和新需求，但“过于超前”的布局却会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在商业模式仍然探索的空档期，这种投资的风险就势必要由我们的公共部门进行承担。

刘典分析，传统基建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类似摊大饼：将地铁修建至待开发的空地，然后通过地铁带来商业、居住、客流，相关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最终会反哺前期的基建投入，这种“铁公基”基建思维是有成熟的商业模型的，而数字新基建的前景却是一片未知，进行简单的套用并没有很高的确定性。

比如早些年非常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国内多个头部公司在烧了大量的资金后，仍然缺乏一个较好的商业变现模式，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工智能领域资本、市场的降温。

“智慧灯杆”示意图（宁波电视台网站图）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谈‘新基建’，特别是地方政府希望用‘逆周期’投资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如果企业和地方都以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依归，没有充分统筹协调，没有在国家层面去权衡，也可能对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李广乾指出。

“另一个难题来自美国对我们的堵截”，李广乾指出，“高端芯片制造的产业链很长，不但有大家熟悉的光刻机，还有一些稀有气体的制造、精密仪表、高精尖的机床等等，这是对国家整体工业体系的考验。国家有关部门本来希望超前布局，但美国的打压使我们不得不投资布局一些不那么先进的技术，这是一对必须处理好的矛盾”。

李广乾认为，要解决数字新基建有效性和适度超前的问题，还要加强对科研基础设施和基础学科建设的投入，需要着眼中长期，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生产力发展催生新的生产关系

“当前围绕数字新基建发展的核心难点不仅在新基建与产业界本身，更在我们社会经济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过于超前所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匹配”，刘典进一步分析。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中国的技术革新已经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以此为带动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中国的产业侧面临更多技术以外的障碍。

比如说无人驾驶，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动，国内像百度、华为、海信等等一些公司都在积极推进，但目前来说有很多非技术研发和基建领域的问题，包括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政策法规、伦理道德等，其原有的认知与当前的技术存在略有脱节。

这种脱节并不是因为落后，恰恰是因为技术环境发展太快，直接影响到了生产关系的变动，这也是数字经济在发展时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的原因。

在构建数字经济的新生产关系时，还需要注意产业互联网之间数据互通、生态开放的问题，比如在云领域、智能家居领域等场景下，国内入局的玩家目前都倾向于构建自己的一套生态和标准体系，容易导致“各自为战”的割据局面。

刘典认为，产业发展初期各类型企业万马奔腾的确会导致低质重复竞争现象的出现，但这种混沌的状态是必要的，整个行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形成某种统一的共识，助推行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此时公共部门下场做规范最为合适。参与者之间的充分竞争有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监管部门介入的时机和方式非常重要。

“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好比我们的脚步已经在往前走了，但我们的上半身不一定很快能跟上，脑袋和身体出现了错位，没有石头可摸的‘过河’，需要我们在这种错位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平衡”，刘典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