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过度投资会演变成经济病,不用害怕给老百姓发现金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6-01 16:09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在当下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应该如何提振信心,迎难而上?

昨日(5月31日),百度财经和北大国发院举办“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如何稳增长、提信心?”主题论坛。在当天的活动中,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以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等经济学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姚洋表示,4月份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与2020年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正面临房地产严重下滑、财政压力巨大和就业压力空前等问题。从目前的保市场、保主体、保增长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的刺激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建上。

姚洋认为,基建对经济可以产生托底作用,但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今越来越小。现在保市场主体,最关键的还是保需求、保消费信心。在疫情影响减弱的情况下,出台消费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时的,比如发放一次性现金。

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的症结是内需不足,其核心问题是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家庭收入依赖于就业,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是有效的。必须要对受疫情冲击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救助,不仅仅是减税退税、降费,更重要的给予它们直接的疫情补贴,实现保岗、扩岗。

消费就是把钱花掉,等于浪费?经济学家:观念得改变一下

在当天的论坛活动中,两位专家同意,保就业是当下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对中小企业、对服务业、对受疫情冲击极其严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大规模救助。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保就业应该通过基建还是消费来拉动?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这一轮保市场主体、保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过去的办法,对经济的刺激依然集中在基建上。事实上从5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数据也能看出来,的确基建方面起来了,这大概能够对经济产生一个托底作用。

但是,现在基建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建带来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它在一定的行业里才有需求;第二,它对就业的刺激不是很大,基建很多都是工程机械作业,不需要太多人,对就业没有太大作用。老百姓的收入没法提升,也就没法拉动消费。

“我国一般来说都是重生产、轻消费,”,姚洋指出,有这样一个传统的主导思想:哪怕是拉动需求,也要通过基建,不能通过消费。因为钱花在建房子上,房子留下来了;但是拉动消费,就是老百姓把钱花掉了、大家把钱给浪费掉了,“这哪行?”

姚洋表示,我们要改变这种想法。事实上,中国很多基建都是消费性的。高铁不赚钱、地铁不赚钱,但都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费,这就是一种福利,而且每年我们还要往里面贴很多钱去维护它们。说到最后,老百姓的即时消费,和乘坐高铁这样的(基建相关)消费,性质是一样的。

姚洋表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不足,这是关键。整个生产面是过剩的,开工不足,基建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来说,基建的后遗症太大了:一方面,搞基建会转换成生产力;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搞基建,又会背上沉重的商业性债务。

在姚洋看来,对于大规模基建而言,中央给的3.65万亿地方债根本是不够的。如今地方政策融资平台上,40%融来的钱都是借新还旧。“现在可能对经济有用,但是到明年就会发现地方债务膨胀,问题又回来了。搞消费至少不会有后遗症,它是一次性的。”

姚洋认为,保市场主体,最关键的是要有需求,没有需求市场主体就活不下来。如果有需求,制造出来的市场主体能够保住,有些消退的市场主体会回来,新的市场主体能够产生,这就会产生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在疫情慢慢地、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出台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是恰逢其时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也表示,消费是各种增长的最后落脚点,一个国家增长的质量,最重要的就取决于消费质量,以及服务于消费质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了一个结症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核心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刘元春指出,投资这种内需扩张的本质特性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资产之后,就会演变成供给。从一种宏观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度依赖投资来进行扩大内需,那么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就一定会演变为消费不足的经济病。

“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重投资,不重消费?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投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参数,更重要的是投资有抓手。我们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很擅长于抓投资,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和利益链条来抓投资。但是消费却没有抓手。”

“发钱”的一大难题:公平问题如何解决?

两位学者也谈到了刺激消费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刘元春指出,其一是,消费支出如果一旦通过分配体系进行扩大,它会是一个棘轮效应(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上调且难于下调),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会害怕“今年发了钱,明年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二是,我们还会看到,扩大消费可能会面临引起一些不公平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给予一定量的消费补贴,在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可能比消费不足带来的问题还要麻烦。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是用消费券发,还是用现金发?用消费券发,就会发现它可能产生一个消费替代,(民众使用消费券购物)把钱存起来了;发现金,有些人也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在美国最近可能就发现了:美国私人帐户在过去两年增加了2万美金,在疫情期间消费没有下降,但最近发现消费下降得很厉害,所以跨期协调也有很多问题。当然,还有政绩工程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重投资、不重消费,和我们的制度有很深的关联。”

为应对上述问题,姚洋指出,发现金这个事不能中央政府去干,因为各地收入不平衡:有些地方收入高、有些地方收入低。如果中央政府去干,每个人发1000块钱,那么对于比较落后的地方而言,1000块钱很多;但对于发达的地方,1000块钱又很少。“这说得也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发地方债,中央批准地方债,让地方自己去决定发多少。”

此外,姚洋认为,不用担心老百姓觉得今年给了现金,明年还要接着给。“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那么一次性发放现金,会不会增加储蓄呢?他认为,对于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的老百姓而言不太可能。收入本就很低,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恐怕都是月光族,给1000块钱很快就会花掉了。“这根本没有必要去担心。”

姚洋表示,发现金反而有另外一个好处:中国央行推广数字人民币,但是据估计,恐怕目前下载央行APP的人还很少。如果趁现在发放现金的机会,让大家通过这1000块钱,把APP下载下来,数字人民币就开始使用起来了。

(发言未经本人确认,有关内容系摘录、删减、排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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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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