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界在上一周迎来了最繁忙的一周。新任教皇方济首访美国，先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又在国会发表创造历史的演讲，并在随后赶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样实现任内首次访美，先在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西雅图与中美企业界大佬会面，又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并将于下周前往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除此之外，纽约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还要迎来多国元首——可以说，此时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意外。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当地时间周五早些时候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白宫进行会谈时，国会山传来了爆炸性新闻：国会共和党领导人之一、众议院议长、俄亥俄州第八选区众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宣布将于10月30日辞职，不再担任众议院议员和议长。这一决定实在是太过重大，以至于接下来奥巴马与习近平会谈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都受到了影响：在两国领导人回答的四个问题中，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的问题都是与博纳辞职直接相关的——博纳的辞职让新闻发布会都偏离了预定的轨道。

约翰·博纳（John Boehner）

博纳的辞职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连中美关系这个当前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都不得不让路，还要从近年来美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意识形态分化说起。

自由or保守，美国还在争吵

不同于英国等国采用的西敏寺制度、由议会多数党组成责任政府，美国的总统和国会选举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即总统所属政党）并不一定是议会多数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会同时获得总统宝座和国会的多数席位，但在随后的中期选举以及个别议员退休等因素的影响下，在野党也可能反戈一击、夺取国会多数。

例如，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获胜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也成功拿下参众两院；但在随后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举反击，一举拿下63个先前由民主党控制的选区从而成为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更是大获全胜、成功控制参议院，使国会参众两院都形成了共和党的多数。

国会中的某一个议院或国会两院都不由执政党控制，这种情况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专门的表述，叫做Gridlock。Gridlock的原意是指交通路网中各个方向的车辆相互交错形成网锁式的拥堵，每一个方向车流的前进路线都被其他方向车流卡死，因而整个交通系统陷入瘫痪。这是对执政党不能控制国会时美国政局的最恰当比喻：在重视分权与制衡的美国政治体制中，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当行政与立法权由相对立的两党分别控制时，体制内部就会产生极大的阻力：可以想见，民主党总统想要推动的立法议程根本不会进入共和党议会的日程，而共和党国会通过的法案则会被民主党总统否决。从立法到行政的双向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被堵死了。

究其根源，这种体制内部的阻力源自美国党派政治在二十世纪的分裂与意识形态分化。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与今天完全不同——虽然今天的民主党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共和党更倾向于一个保守主义右派政党，但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南方蓄奴州是民主党的大票仓、北方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反而是共和党的老牌支持者，这与今天两党的政治立场几乎是截然相反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罗斯福新政改变了美国的政党格局。作为民主党总统，罗斯福针对经济危机后的美国采取了自由主义“新政”，通过社会福利、政府工程等方式，将北方的劳工和低收入人群纳入民主党的票仓，完成了对民主党的“内部革命”。这一举措使得三十年代民主党内部的南方保守势力转向共和党，以共同抗击以罗斯福、杜鲁门为代表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与此同时，在罗斯福新政政策下实施的大量建设项目使得南部的农业州在城镇化道路上大踏步迈进，北方白人开始大规模迁徙，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保守派民主党传统票仓南部州的人口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巴里·戈德华特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反对老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更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制度，他们倾向于小政府，也支持有色人种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相对于老牌共和党，戈德华特更加保守，这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在传统的民主党票仓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方开始转向共和党。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于1964年通过的著名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则彻底改变美国两党版图和选民基础：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南部站稳了脚跟，立场更接近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毫无容身之所；民主党则彻底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也改变了过去一百年间保守与自由主义在两党间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党更趋近自由、共和党开始趋于保守。

博纳也挽救不了被两党玩坏的国会

而随着两党以意识形态开始分化，两党在国会中的斗争也开始日趋明显，执政党越来越难控制国会从而形成对行政和立法权的统一控制。从1900年到林登·约翰逊任期结束的68年间，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达到54年；而从林登·约翰逊任期结束至今的47年时间里，一党能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只有短短14年，甚至少于三分之一。这个变化足以体现当前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分化的趋势多么严重，也足以体现执政党面临的困境。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Sarah Binder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历史变化。Binder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受两党意识形态分化影响，Gridlock在国会重要议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从1947年接近30%到今天超过70%翻了一番。Binder同样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美国两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林登·约翰逊时期国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重要立法因两党斗争未能实现，而这一数字在奥巴马时期的国会高达四分之三。

另一方面，Binder的研究表明，因为两党对国会的控制频繁易手，两党议员们在具体议题上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野党更倾向于等到本党获得国会控制权时再推动自己的核心议程，而在此之前只需要不断杯葛国会多数党、拖延立法议程，因为这样做毫无风险，也不需要在野党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在少数议题上两党可以达成妥协从而形成决议，结果也往往是暂时性的——例如在债务问题上，国会两党一再推出短期解决方案，而不能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策略，使得债务问题和类似的重要议题在两党的斗争和拖延中不断恶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纳于2011年成为了民主党执政下共和党众议院的议长。因为严重的党派分裂，博纳自上台伊始到今天，没有一天不是在和两党议员扯嘴皮子。刚一上台，博纳就遇到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共和党议员拒绝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美国联邦政府几乎关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极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派别“茶党”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并以此要挟奥巴马政府削减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博纳作为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多数党主要领袖，从中积极斡旋，在到达债务上限前两天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哈里·瑞德（Harry Reid）达成妥协，避免政府停摆。然而债务危机远没有结束，共和党2011年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是暂时性的。

2013年年初，美国政府再次面临债务危机和联邦预算问题，政府停摆不再只是可能性：在共和党极右势力的不断努力中，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关门，除必要联邦部门维持最低限度运转外，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多项联邦服务全部停止。而共和党人的要求比2011年更加苛刻，以茶党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兰德·保罗（Rand Paul）等人为首，多个参议员要求在减少政府预算的同时，停止为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在博纳的斡旋下，国会两党于10月16日达成一致，政府于17日重新开门。

这还不是债务危机的终点：就在今年9月30日，联邦政府将又一次因为预算问题面临关门：这次共和党把目光放在了饱受争议的Planned Parenthood这一美国最著名的提供计划生育的非营利组织上，要求政府停止对Planned Parenthood的支持。Planned Parenthood为上百万女性提供避孕、身体检查、堕胎等服务，与共和党一直坚持的“反堕胎”的社会保守主义观念完全相反。如果两党在9月30日前不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将再次关门。

而随着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势力愈发壮大，纵然是博纳也难以控制自己的同僚，不同于以往，这次预算危机中，共和党中的保守势力甚至以议长席位相要挟、逼迫博纳就范——他再也承受不了四方周旋、同时面对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极右势力的刁难了（更加引人担忧的是，包括科鲁兹、卢比奥在内的多个近年来活跃于政坛的保守主义明星，都正在为2016大选做准备：可以想见，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正因如此，博纳在宣布辞职的演说中一再强调：“My first job as speaker is to protect the institution. It had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this prolonged leadership turmoil would do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institution（作为议长，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体制，而显而易见当前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对我们的体制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博纳选择了辞职：一个已经确定辞职、不再留恋权位的人，将不会再受要挟与强迫的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数天之内，两党应该可以迅速达成一致，避免政府停摆——可以说，博纳以自己的辞职换来了美国政府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在答记者问时和前总统老布什在声明中都强调，博纳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无私的人”。奥巴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尽管自己与博纳在政治上有很多分歧，但是双方能够以礼相待，有基本的尊重。这似乎也在暗示，共和党的保守势力在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时可谓“寡廉鲜耻”。

最后的最后，笔者猜想，博纳的辞职或许与其个人经历也有关系。作为俄亥俄中部蓝领工人的儿子，博纳在家中排行第二，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博纳高中毕业适逢越战中期，因此博纳与众多同龄人一样被征入海军。入伍后不久，博纳因为背伤不能执行任务而退役，并在随后就读大学、成为整个家族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博纳从塑料包装厂的雇员做起，并逐渐成为公司董事长，直到1990年竞选众议员前夕卸任。蓝领工人的家庭背景、越战时期的从军经历、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典型符号、从基层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攀至高位的工作履历——博纳的奋斗史可以称得上是对“美国梦”的最好诠释。

然而在众议院议长的席位上，博纳看到的是毫无效率、无休无止的两党斗争和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趋势，这和美国过往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博纳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信仰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而在辞职前一天，博纳刚刚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夙愿：教皇方济任内首次访美，并在博纳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同样也是天主教徒的佩洛西的共同邀请下，在国会发表讲话。教皇在国会期间，媒体抓拍到博纳数度哽咽，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博纳也在声明中指出，自己本打算在11月生日时宣布辞职，是和教皇的交流促使他现在公布了这一决定——大概，此时的辞职是对博纳二十多年献身公共事业最好的一个休止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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