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还为习近平访英，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酸气未消之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又给这位老朋友添堵了：日前在接受美国CNN专访时，布莱尔首次为12年前的伊拉克战争道歉，同时间接承认战争令IS坐大，造成中东乱局。

这也不奇怪，从2008年经济危机算起，英美之间早有裂痕。直至今年3月英国不顾美国脸色，率先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英美矛盾成了不言自明的“秘密”。这也让美国怨气难忍，奥巴马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前顾问甚至对《金融时报》表示，英国为了经济利益而向中国提供各种好处是非常危险的，并会在将来引发更多问题。

英国不顾传统盟友尤其是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的态度，不仅欢迎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主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归根结底是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使然。英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虽有回暖但尚不稳定，而首相卡梅伦所在的保守党于今年5月7日刚刚赢下大选，新任内阁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英国经济复苏势头、稳步提升本国贸易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无疑是卡梅伦政府的最佳选择：中国庞大的商品市场和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为英国带来巨大的出口增长和潜在的大规模投资，毫无疑问可以成为英国经济复苏和稳定的一针药效持久的强心剂。

然而在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英国与中国近年来的关系却要落后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仅在对华出口一项数据上，英国不仅落后于德国，甚至落后于法国，只能屈居欧洲第三。习近平2014年初访问法国期间，法国总统奥朗德以最高礼遇接待，不仅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欢迎仪式，更采用共和国卫队的146名骑兵全程护送车队。在这次访问中，中法双方一次性签署了价值180亿欧元的经贸合作项目，其中包括空客集团向中国销售近百架客机和生产一千架直升机的项目和东风汽车对深陷困境的法国标致汽车的股份收购。相比于中法日益增长的经贸合作，中德贸易水平更是遥遥领先。德国对华出口在2014年超过了750亿美元，是法国的三倍，而德国有近百万就业岗位依赖对华出口，中国是德国众多轿车品牌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这些以百亿计的大合同毫无疑问足以让英国垂涎三尺。

英美关系早不似从前那般牢不可破

经济利益让英国逐渐疏远美国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在对华贸易上落后于欧洲的“小伙伴”，根本原因是其之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英美关系在战后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牢不可破的双边关系。英国是战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都派出了军队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同样在意识形态领域，卡梅伦政府早期和美国站在统一战线，不仅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势力，也不断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在2012年卡梅伦访美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称美英双边关系“坚如磐石”，是全世界范围内最“闪耀”的同盟。然而，与美国一致的对华政策让英国吃到了苦头，中英关系一度跌入冰点，这才给了德国和法国品尝对华贸易“蛋糕”的可乘之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卡梅伦内阁意识到英美同盟已经让英国错失了对华的合作机遇，如果再不奋起直追、改变与美国完全一致的外交口径，英国将更不可能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正因如此，英国在近年来改头换面，处处力挺中英合作。英国财相奥斯本更是多次公开表示英国是最欢迎中国投资的西方经济体——当美国因为国家安全将华为拒之门外时，奥斯本则奉华为为英国的座上宾。同样，英国也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中国崛起这一必然趋势面前，亚投行将是未来数十年进入亚洲市场的敲门砖。英国如此高姿态加入亚投行，等于为自己在将来中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中保留了一席之地，虽然这一举措必然招致美国的反对。而正是在英国的支持下，亚投行在域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期待——紧随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相继申请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相比较其中许多国家之前犹豫不决，这些国家在英国加入亚投行后变得积极主动了很多。

可以说，英国的加入彻底打消了很多国家的顾虑。而作为回报，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英国并在核电、高科技制造业、教育、旅游、文化等多领域签下投资大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英国对华签证政策的放松也将对英国的旅游业和商品零售业带来巨大刺激。而在众多合作达成一致的同时，英国曾经关心的人权问题和涉藏问题已经悄然从谈判桌上消失了。作为英国迎接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回报是，习近平单独访英突出了英国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4年初习近平一次出访完成了对欧洲四国（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的访问。与中国关系的回暖对于卡梅伦内阁而言，不仅是可以向欧盟其他成员国讨价还价的资本，也是稳定国内金融市场、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筹码。

简而言之，英国在对华政策是与美国分道扬镳是一种必然，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虽然英国做出这样的选择晚于德国、法国，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不完全和美国“穿一条裤子”，是卡梅伦内阁的理性选择。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前景继续保持，英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定会进一步向好发展。

战后英国自身定位不断变化

英国与美国的分道扬镳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事实上，英国近年来在其他领域的政策都开始与美国产生分歧，尤其是在军费开支面前，英美两国的同盟或许并不像奥巴马所说的“坚如磐石”，而是“同床异梦”。

北约曾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成员国将GDP的2%作为军费开支。在近年来日益严峻的欧洲经济形势面前，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在坚持这一基准：法国未来五年的军费开支将仅占GDP的1.3%，德国也已宣布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而作为美国大西洋战略的主要支柱，英国在卡梅伦政府的领导下也开始了削减军费开支的进程。据估计，英国的军费开支在2016-2017财年将削减到GDP的1.85%；哪怕是最乐观的估计，即英国政府每年增加40亿英镑的军费投入，总开支在2019年也将削减到GDP的1.75%。

英国不断削减的军费开支与美国对其的期待背道而驰——奥巴马不止一次强调英国的国防和军队维持高水平对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意义：一方面，英国在欧洲可以有效遏制俄罗斯的扩张意图，这在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欧洲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希望英国可以参与其主导的针对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例如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为其他盟友带来示范效应。如果英国的军费开支继续保持削减势头，奥巴马的算盘恐怕是要落空了。事实上，英国已经不再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2013年英国下议院否决了空袭叙利亚的提案，英国在利比亚也并没有积极的军事参与。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英国并没有像德国、法国一样积极地从中斡旋。

军费开支的削减和对外政策的变化实际反映了战后英国自身定位的不断变化。1948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以“三环外交”定义了英国的战后外交关系：第一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英联邦国家，第二环是以美国为首的英语世界，第三环包括联合起来的欧洲诸国。在这其中，英国与美国承担“轴”的作用，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两大支点。丘吉尔期待利用美国实现欧洲均势，恢复英国的大国地位。然而这样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有些“一厢情愿”——虽然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还是“日不落帝国”、世界的中心，但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已经退居二线，是欧洲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全球性的大国。因此，布莱尔继承“三环外交”提出的“桥梁外交”，即英国作为美国和欧洲的桥梁，在伊拉克战争遇到了滑铁卢：当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反对出兵伊拉克时，英国难以协调自身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后布莱尔时代，英国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转型，外相米利班德提出了“全球中心”的外交政策，将英国塑造成一个全球思想的领袖、各国共同利益的追求者，不再唯意识形态论，而是关注切实的利益。在卡梅伦时代，这一政策被升华为“关联世界”——新时代的英国领导人不再有丘吉尔那一代人的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相较于飘渺的国际影响力，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本国经济发展、控制政府开支。因而在外交政策层面，他们更加注重商业与贸易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以扩大对外贸易推动英国经济的增长，更注重通过外交政策维持英国的繁荣与稳定，为人民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养老服务，为英国的人民塑造一个繁荣的未来。

基于这样的视角和外交政策，英国在未来可能不再是美国处处可以依靠的、绝对值得信赖的全天候盟友——虽然英美仍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在选民和选票面前，英国的领袖恐怕也只能和美国“同床异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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