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玉铭】

2021年是极端降水事件在全球多发的年份。在西欧，7月中旬爆发的强降雨造成240多人死亡，成为德国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同一时期的河南地区爆发了千年一遇的强降雨，郑州的最大小时降雨量竟达到创纪录的200毫米。通常“十年九旱”的山西地区遭遇10月以来罕见的强烈降水，有超过150万人受到其诱发的洪灾影响。

气候和气象学界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气温升高，会改变热量和水汽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分布和相互作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既会造成上述极端天气以更高的频率和更强的烈度在地区爆发，也会导致在部分地区反常的天气现象变得更加普遍。

人们对于近年来气候灾害的体验，加上南北极冰川随着全球气温升高而不断消融的现状，不断印证了气候变化确实是一项威胁人类生存、并且需要人类团结互助才能应对的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作为进入后工业时代并最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西方国家，其社会内部呈现出令人不解的对气候政治的群体性亢奋，从“环保少女”走红到某些智库呼吁中国人少吃肉，这一些反智言论，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行令中国人颇感不适。

这些现象很难不让中国公众怀疑西方气候政治议题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气候议题是不是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一套打压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工具。

本文将带领读者去了解西方社会内部气候变化议题滥觞背后的独特心理，从而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气候政策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对本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国家的气候政策走向进行情景预判。

西方国家隐藏的动机和心理

我在德国攻读海洋科学博士期间，所研究的课题就是当下热议的碳中和技术。这个课题下的学术界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研究的碳中和技术在数据上呈现出来的是多么富有前景，我们必须在学术论文的结尾对这类技术进行消极的评价，使得文章看起来更平衡。

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依赖什么其它非主流“歪门邪道”的方法，才是缓解气候变化真正有效的方式。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价值判断，虽然从整个气候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说，这一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我当时的同事们只是告诉我，在这种立场下，我们的论文能相对容易地被期刊接收、发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此并不理解，直到我在德国生活学习了很多年以后，才明白了其中的逻辑。

在德国这样的典型西方国家，气候、环境等议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有大量的科学事实为支撑，但表现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种历史惯性。

欧洲的环保社会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长期的演变中，成为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当今的气候运动虽然可以视为环保社会运动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的延伸，但是其诉求早已超出了简单的保护环境，并且已经成为了身份政治的重要体现。

在德国这样的多党制社会里，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教育阶段是不会被刻意引导的，因此，自主选择并认同一个政党和它背后的理念是一项特别重要的生活内容。

近年来，西方传统政党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愈加乏力，竞选口号和其自我宣称的的各类主义日渐错乱和空洞。而环保理念价值观强大之处，在于它规避传统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左右之争，而转入了以善待地球环境，保护人类共有家园这样一个道德起点很高、十分容易被理解的切入点上。这一理念甚至成了很多青年人规避社会竞争压力，寻求被社会尊重和接纳的归宿。

笔者与德国气候运动人士的接触可以作为上面论述的一些体现。在不止一次地同气候社会活动者进行的对话中我发现，绝大多数青年参与者略微了解气候变化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但对于其中最为关键的气候不确定性和气候治理的一些方法原则（例如“共同但有别”）完全不知晓。

相当多数的人是希望通过气候社会运动找寻一个身份归属感，有些人的动机仅仅是出于逃避自己在学校和社会交往中遇到的挫折。

中老年参与者对于自己支持气候运动深感骄傲。他们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对于下一代人福祉的关怀，正是自己人性中无私和责任一面的体现，通过这种行动能获得巨大的道德满足感。

气候科学家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的立场是非常微妙的。首先，他们受益于这种社会舆论。强大的民意会促进政治和资本对气候研究进行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但是，相当数量的气候科学家注意到了这些思潮背后的非理性和民粹主义色彩，因此他们中很多人也在进行着有限的抵制。

许多气候科学家因为其发现的成果没能强化气候变化灾害的危机性和紧迫性而被扣上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帽子，从而遭到各种来自舆论和民间的骚扰。

德国著名气候科学家Mojib Latif教授与其团队于2008年发表于Nature期刊的论文认为“全球气温或许在未来十年不会上升”。此结论被美国杂志New Scientist错误解读，致使公众误以为Mojib Latif本人为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Latif教授的生活受到各种负面影响，并迫使他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澄清立场。

存在一部分气候科学家，他们十分活跃于媒体和其他社会活动。他们普遍认为科学家应该多参与社会事务并对民意施加积极影响。这种朴素的动机本是值得赞赏的，遗憾的是很多人浸润于精英阶层的纸面认知，对于社会底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所面临的不平等缺乏同理心。

因此，当他们站在环保组织和环保运动人物背后为其摇旗呐喊的时候，迎来的是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的反感和疏远，这恰恰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不利。

西方民间气候运动最危险的立场，是他们坚定地认为气候变化是上一代人的“恶”所带来的，因此带有原罪的上一代人负有清除这种“恶”的责任。

这种认知是片面并且带有破坏性的，因为它是通过有罪化和污名化他人来达成社会改革的目的，其过程必然伴随着冲突和对抗，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所倡导的和解互助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如果上一代人排放温室气体是一种“恶”，那么同样一代人创造科技进步也应该被视作一种留给后人的“善”。

只看到别人身上的“恶”和无视更广泛意义上的“善”，这传递出来的是群体的任性和自私。西方决策者注意到了这种心理特点，因此正试图通过将这个“恶”的指控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身上，来抵消其西方社会内部的阶层和代际冲突。

搞清楚上述社会心理对我们研读西方在气候领域的政策走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滥觞的气候运动民意对政治的影响很大。

在主要西方国家里，政府和议会在口头上体现出来气候政策，这与国家本身这方面的群众民意有很高的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西方气候政策的产生是资本在背后推动的，但就笔者观察到的现象而言，西方社会的气候政策主要还是民意推动的。

资本力量并没有准备好，而是被民意推动着“赶鸭子上架”。这样的例子很多：在2021年德国一台新海上风机都没有安装使用，德国现有的高电价也都是由于普通民众支付高额的税收来补偿能源转型，大量企业在自主绿色转型方面依然迟缓并且资金不足。

对气候适应性工作的忽视

《巴黎气候协定》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气候减排工作（climate mitigation），另一个是气候适应工作（climate adaptation）。

前者通常指的是用一系列的方法来降低温室气体含量，而后者则侧重于直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虽然两者在科学意义上都非常重要，但在民间的感受上，长期以来前者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勇敢者游戏”，而后者因为长期被“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使用来消极对待能源转型，因此往往被视为“胆小鬼的策略”。

后者在政党竞选口号上，也往往被忽视。以至于涉及到政策辩论，政客们只谈减排规划，而避谈气候适应性工作，长此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引导向关注哪个政党和党魁最勇敢、最负责，而不是谁的方案最科学有效。

正如前文所说，笔者发表论文的经历，就是这种社会意识偏好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很多科研成果和结论本身是人类认知的进步，但却可能会从特定角度进行解读，从而使得全球减排工作的努力产生怠惰，即所谓的气候行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身处上述社会氛围下，科学家在遣词造句上做出一些努力去消解上述风险，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种群体性的偏好有很严重的负面后果，但是鲜为人知。首先在政策界，西方国家较少关心在气候适应工作方面的投入，而更多地关注本国的能源转型以完成《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自主贡献目标（NDC）来取悦选民，这在德国的大选期间的辩论上表现地非常清晰。这导致了他们在处理眼下正在发生的气候灾害方面反而并不足够积极。

其次，西方在气候问题上的研究确实比较早，因此已经在学术界构建起来一套政治正确话语体系。由于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依然需要学者在国际SCI发表论文，中国学者势必受到这种话语体系的影响而有可能忽视适应于我国国情的气候政策路线。

我国长期以来是旱灾和水灾频发的国家，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灾害变化对我国民生影响很大。

气候适应性工作所包含的防灾减灾议题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气候减排工作。

第三是进一步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气候不公正（climate injustice）。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岛国是气候变化威胁最大的受害者，由于上述偏好的存在，G7国家虽保有气候变化历史责任，但并不具备足够的动力付出财力去帮助这些国家应对诸如生物多样性破坏和海平面上升等威胁。

按照多边协议和一系列生效的国际协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应该到2020年达到每年1千亿美元并在之后持续增长，但是2020年的实际到账金额只在800亿美元左右，并且这个金额严重低于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每年近6千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气候变化议程里的斗争性

了解上述群体性偏好，实际上也有利于中国对于西方的气候政策走向进行预判。在本世纪前，西方各国的气候政策将集中在能源转型方面以达成他们提出的《巴黎气候协定》目标。

但由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不断产生的气候变化灾害一方面会提升各国实现既定目标的意愿，一方面也会不断刺激西方搞出一堆以气候为名的关税（如欧盟碳边境税）和贸易工具来筹措资金和时间，同时打压中国的崛起，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西在气候领域既合作又斗争的格局。

西方实现《巴黎气候协定》进展地越不顺，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越激烈，国际气候议题中的斗争性就越会更多地的体现出来。

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工具除了上述直接的经济手段外，还可能包括否定中国的碳核证标准从而贬低甚至否定中国的减排成就，对气候研究领域的中国科研进行污名化，从而达成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孤立，强化对本国民众的政治宣传把中国塑造成气候灾害的始作俑者等。

如果西方国家在自身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方面做得差，则他们极有可能不但不会称赞中国的成功举措，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抹黑中国在气候领域做出的艰苦工作。这种炒作起来的气候变化领域内的反华偏见，往往会捆绑上其它反华议题，灌输给西方民众，而这种行动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组织地展开了。再考虑到西方民众固有的偏好，上述偏见很可能已经塑造了稳固的民意基础，笔者认为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重大转变。

2020年12月CNN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实施大范围人工降雨的文章。该新闻的中心论点源自于一篇发表于学术期刊Geoforum上经过了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该论文主观地描述了所谓中国“威权主义”的环境理念如何不同于“民主国家”下的环境理念，从而“证明”了中国的上述气候改造行为如何威胁正常国际关系及人类利益。这类文章在人文社科类的国际学术文献中并不罕见。上述结论经过西方主流媒体二次发酵，成为了攻击中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尝试。请注意该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台湾省。

在应对策略上，中国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必须认识到大部分西方气候科学家并不对中美地缘政治矛盾有着成熟和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与中国科学家的交流比较密切。因此应该鼓励与西方科学群体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学者更多地表达中方在各个领域的合理诉求，破除西方舆论偏见，而非只是专业学术交流。

这种需要高度技巧的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在疫情期间冲抵反华讯息面前显示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速气候领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合，培养出具有上述能力的学者显得十分有必要。

同时，要提高我国碳排放核证和碳交易的质量标准以及透明度，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使西方企业成为中国减排事业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气候政策摇摆性比较大的国家，可利用未来其政党轮替期间美、欧在气候议题上的嫌隙，积极出击，寻求与部分西方国家在气候治理等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

对内要保持对气候适应性工程的足够投入，尽量保证即便是西方和印度等国不能实现各自的减排目标、气候变化危机依然严峻的未来情境下，能够做到有效止损而不至于成为投入最大而受灾最严重的输家。在国际舞台上，可逐步探索合适的方法和时机，尝试通过气候议题实现中国对外话语权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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