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付今责】

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是回归前中英双方绕不过的矛盾点，鉴于香港这个城市的特殊性，“籍贯”问题即地区认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国人”，与“香港人”是并列存在的地区认同，后者一直占据四分之一左右，1998年高达28.8%。

下表是不同年龄阶段群体对于“占中”运动的支持率，数据说明青年一代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国家认同缺失导致政治上表现为“公民抗命”。

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国籍归属，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具体的现实问题，虽然双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做了相关的工作，但到当下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更有甚者以此蛊惑人心。随着1997年的主权回归，香港同胞的国籍当然一同归属中国，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成为中国公民，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历来不接受双重或多重国籍，国籍问题是与主权密切相关。

中英双方在解决香港居民国籍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斗争。1986年英国颁布了《香港（英国国籍）令》，明确变更“英国属土公民”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强调此护照只能作为旅行护照，持照人身份是非英国公民。

一、属土属民，英国以国籍问题大做文章

自古以来，有属土就有属民，两者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共同体，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香港居民国籍问题，关系到中英两国之间的政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以及香港回归前相关的国际公约，解决起来比较棘手。香港居民的国际问题起因于历史，冲突于法律，解决于政治。[1]归根结底，无论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有多复杂，它其实是个政治问题，主要涉及到中英双方的国籍管制。

国籍问题对香港居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留权。居留权，是指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的在香港不受任何逗留条件限制以及入境和不得被递解和遣送离境的权利。[2]中英双方对于居留权的含义没有异议，但对享有居留权的具体人员定义不尽相同。

根据港英政府的《人民入境条例》规定，将永久性居民划分两类，一是有中国血统，二是英国属土公民。而基本法对于永久性居民的定义为六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具体为：

(1)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2)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3)1 、2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4)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游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5)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4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21周岁的子女;

(6)第1-5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回归前港英政府实行的《人民入境条例》与《基本法》规定存在矛盾之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可能出现无国籍人士，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

港英政府方面无意配合中国很好解决香港居民国籍问题，一方面以此增加谈判的资本，达成英国继续管治“属民”的意愿；一方面搅乱人心，使香港居民对于自己的身份茫然不知所措。当时参与香港交接的中方代表陈佐洱就指出：中方尊重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处理是十分宽松的。的确，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居民国籍问题诚如陈佐洱所说，为了使港人安居乐业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国籍直接关系到公民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在国际交往中受国家外交保护，它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受保护公民持有双重国籍，有时引起两国法律对于外交保护的矛盾，如果“居英权”计划受益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中一国的利益，必然会驳斥另一国进行外交保护的权益。

所以，引发下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具有双重国籍的公民，他的政治忠诚度是左右逢源，还是选边站队？国内立法肯定会规范本国公民对国家忠诚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一旦公民出现“脚踏两只船现象”，可能存在欺骗国家的倾向性，这本身就是对国家义务的无视。

二、逆向而行，给“港人治港”埋下隐患

1990年，英国单方面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协议，抛出“居英权”方案。1992年，港督彭定康就职不久就迫不及待推出一个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政制法案。

1996年，时任英国首相梅杰公然昭告天下英国内阁尽最大努力支持彭定康，并毫不掩饰地叫嚣，“英国对香港的承担，绝不会在1997年夏天画上休止符，仍会继续下去，直至2047年。”

综合以上事件来看，明显透露出英国方面蓄谋已久想维持“英人治港”的野心，借此来对抗中国提出的“港人治港”管治原则。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主权的回归，还需要经济上与内地接轨和文化教育上加强交流合作，这一系列关乎香港社会长期发展的实质性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努力，内地人民和香港民众积极参与鼎力支持。

但横在两者之间的英国和亲英势力必然会极力阻挠，破坏香港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就能延续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香港社会的缓慢发展也提供给他们攻击香港政制的理由。

（一）路人皆知的“居英权”计划

“居英权”计划旨在给5万香港家庭共22.5万人居英权力，英国的打算可谓是一石二鸟。

一方面，港英政府等于变相承认安插大量内部人员，深入到香港社会方方面面，加剧香港社会的分化，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人说不定就是一个“香蕉人”，在香港为非作歹，如果一旦有事这些人可以逃到英国成为英国公民。在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冲锋陷阵的部分“抗命公民”说不定已经准备好了前往伦敦的飞机票。

该计划的受益人全都是香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手上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并且可能相互合作，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另一方面，给香港和北京间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外部势力明目张胆进行挑拨离间，诱使北京猜忌依赖的香港管治人才，造成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沟通不畅。

1995年彭定康接受采访呼吁英方给三百多万港人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港人居英权，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但引起中国强烈不满，连英方也无法接受，闹剧最终草率收场。

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中国作出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所有香港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都是香港中国公民，可使用联合王国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

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回应了港英当局的无理挑衅，也给香港六百多万居民一个明确的答复，稳定了大局和人心，身份归属直接关系到香港居民居港权、人身自由、经济福利等权益，非常受到重视。

“居英权”计划共五万个指标，实际的名额分配有四大类：

一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占36200人，具体为在“商业管理、会计、工程、咨询服务、医疗及科学、法律及教育”方面“成功担当重要角色的人士”。这批人是香港管治所要倚仗的重要力量。

二是掌握香港经济命脉的豪商巨贾占50人，鲜明的特征就是拥有“大规模投资和聘用大量职员”，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港英政府历来擅长利用华人领袖间接影响香港社会，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三是向纪律部队倾斜占到7000多名额，意图扩大在公务员群体的影响，这部分人直接关系到香港法治社会的有效运行，是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

四是涉及敏感事物工作人员占630人，这部分人通俗来讲就是关系到香港决策的高级公务员，或者是在政府部门担负要职的“关键少数”，这部分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香港的政局走向。

英国出于招募有利用价值人员的目的，以长期为英国服务为标准，在《1990英国国籍(香港)法案》上对第一和第三类人员还明确规定了苛刻甄选办法，即采取计分制，尤其在年龄上进行限制，超过51岁将记负分，60岁以后离谱地记为负200分，还要根据工作情况、受教育程度、英文水平、社会服务等项目进行挑选，划定门槛严格筛选。

而英国重点拉拢的第二和第四类人员无需计分，港英政府直接内定，港督礼节性发出邀请。同时，英国方面规定第一次名额分配在法案通过半年后进行，预留约6500名人员于香港回归前夕进行第二次分配，用以“照顾届时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士”。

1.“居英权”的实质

英国为了培植亲英势力出尔反尔，不顾中国反对一意孤行，在香港寻求追随者，强化两者利益一致性，到了香港回归以后这批力量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与中央政府抗衡，自然与英国合作成为“反对派”。不仅如此，“居英权”计划对香港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一是无视两国达成的协议，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尊严，中国历来不承认英国对香港国籍的管治，英国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中英两国在香港居民的国籍上的纷争，实质上是主权的争夺，英国割占香港当然期望以“属土”的形式管理“属民”，但香港回归大势不可阻挡后，英国没有能力保住武力侵占的“属土”，所以就想通过部分“属民”来巩固地位。

当然英国不想将所有香港居民纳入“保护”范围，只有出此下策挑选精英人士听伦敦发号施令，对香港实施远程控制。彭定康声嘶力竭的呼吁“给三百多万港人以居英权”，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既可以试探中国的态度，又可以试探香港居民对港英政府的留恋程度，没想到遭各方强烈抗议碰了一鼻子灰。

二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分化香港居民。这种分化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在政治上英国只需要那小部分能够左右香港政坛的高级幕僚，英国预留6500个名额在回归前夕分配，目的就是考验这批人的“忠诚度”，符合英国在港利益才是根本标准。

在经济上偏好工商界、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大佬”，英国对香港统治不自觉造就了香港的经济繁荣，令其最难割舍的其实还是经济利益，能够和这批极少数成功人士达成战略同盟，将大大增强英国的话语权。英国的做法本质上损害了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权利，用以交换极少数人的对英“忠诚”。“居英权”计划发行的“入场券”说到底都是上层人物的利益游戏，对于草根大众英国绅士不会加以考虑。

三是卷走香港人才和财富。英国所遴选的人员留在香港必然靠向英国，移民则有损香港利益，无论如何只对英国有利。

社会发展排在前列的是人才和资金，英国怂恿香港的人才和资金向本土转移，其实是对香港极大的不负责任。重要岗位的人才和财富流失，对香港来说是难免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社会发展后劲不足。

同时，这也树立起一个不好的导向，除了“居英权”计划所带来的移民外，据估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香港回归前对外移民数高达数十万，其中1990年到1994年这5年内，平均有60000人向外移民。大量的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不仅流向英国，没有接到“入场卷”的居民也流向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的新加坡地区，出现的移民潮增强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来说香港的总体竞争力就降低了，香港在回归后的社会发展不尽人意，有相当部分因素正基于此。

三、认同困难，“居英权”计划的余波

“居英权”计划不过是港英政府强化“英国认同”的关键一环，看似针对国籍问题，但其下篇文章实际上是瞄准群体不太牢固的“国家认同”，体现到个人身上就是“身份认同”。同时，在回归前夕港英政府淡化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对上世纪90年代出生和成长的年轻人有着长远的影响。

香港30岁以下的青年人，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处于下降趋势，他们则对“香港人”[4]的身份认同处于上升趋势。而这批人恰恰是“占中”运动的主力，这其中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港英政府对香港居民保持“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持默许态度，到了殖民末期制定系列政策刻意弱化港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以香港本土群体归属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所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逐渐上升。1997年的调查表明，香港本土的群体归属感接近内地同期的两倍。

（一）身份认同的困境

香港社会在回归前夕对于身份认同是比较敏感的，经济上保持的传统优势逐步与改革开放的内地缩小差距，尤其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飞速发展，令香港居民无法短时间内适应这种落差。同时，多数人也期望香港在回归后搭乘祖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实现新的飞越。

一是本土意识增强。文学作品能高度概括某个时期内一个地区或群体的思维意识和精神风貌，回归前夕的香港文学界就相当集中体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韩卫娟在研究香港文学的论文时发出感慨：这座“城市”对于中国而言不过弹丸之地，对世界而言不过是中西方阵营间的一颗棋子，但对香港本地人，它就是全部。[6]中英双方对香港社会未来走向的角力，反而促使香港知识分子加强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当与“香港意识”相遇时，就融合成了“不合作”的政治抵抗方式。

“尽管古有落叶归根之想，目前又流行寻根的价值观念，但是在物质引力、人口压力等等的驱策下，实际的趋势是，内地人要投奔香港，香港人却要移民美加。”身在台湾的余光中，对于香港回归前夕的港人心态是深有体会的，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和挥不去的历史传承，与长期形成的殖民烙印，让港人在面对马上回归的重大时刻呈现出难以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问题。

二是忧虑“边缘化”。中国历届政府均对香港问题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了“为我所用”的长期打算，利用香港有利的区位优势有效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的壁垒。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吸引技术、资金、人才的桥头堡地位大大减弱，内地对港依赖程度不复当初，香港居民忧虑香港被“边缘化”并不是没有依据。

1993年，香港人均GDP继美国之后，超越了英国本土。1997年，香港被英国反超。到了2005年，广东省GDP突破2万亿大关，而香港仅为1.38万亿港元，香港失掉了带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地位。[7]单从GDP上来说，香港依然很有优势，但严重不足的发展后劲必然会制约香港的经济发展潜力。失去经济优势的香港，怎能不产生“边缘化”的反思。

三是警惕“内地化”。“内地化”在香港算是一个贬义词，它有贫穷、落后、老土的含义，是优越性在作祟。香港是有完善的社会法治体系、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成熟的企业管理水平的一面，确实值得内地学习借鉴。况且内地与香港现行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也加大香港社会的警惕性。

香港是有很多长处，但不就意味着内地一无是处，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香港错失了参与国家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艰辛历程，一直在“隔岸观火”，回归之后充分享受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却在心理上不认可内地焕发出来的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精神财富，刻意忽视香港精神也是中国精神的组成部分，这种消极保守的心态是与香港包容包容并蓄的身份是不符的。

（二）国家认同与特殊的地区认同之间的矛盾性

香港的“两籍人”一方面既有政治上的双重国籍，另一方面又有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前者很容易进行区分，但后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界定的标准不是很清晰。香港居民具有国家认同和香港认同是符合常理的，但一般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并无矛盾之处，香港认同过于强烈，在部分香港居民看来，香港认同等同于或者凌驾于国家认同，这种心理容易滋生“港独”情绪，对国家和地区的从属关系是有很大危害的。

在上述数据中，中国人认同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与之对比明显的是香港人认同2008年触底后,到2014年的7年间呈大幅增长趋势,涨幅达到十个百分点,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90后”和少部分“00”后的青年群体逐步走向社会舞台，抱着的是对母国天然的陌生感和疏离感。[8]

所以就不难发现没有国情教育和历史教育，对还未树立起家国概念的青年一代的爱国萌芽扼杀是非常干脆的，这种刻意“淡化”的离心教育蔓延着虚无主义的荼毒，没有国家和民族寄托的青年群体加剧了内心的“漂泊感”和不安感，在情感上很容易接受香港“本土论”的观点，甚至“民族论”、“城邦论”的伪命题，以香港居住地“籍贯”代替国籍的荒谬想法。

他们人生经历与父辈或祖父辈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切身经历过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和相对应的“二等公民待遇”，看到的是媒体铺天盖地对中国政府的妖魔化和对港英政府的极度美化，还有受境外势力控制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基金组织的煽动蛊惑，成长的空间占满的是思想污秽的垃圾，不要说一个正能量的外部环境，就连比较客观正确的评价都难以听闻，“本土论”就会异化为更为激进的思潮，比如“港独”。

（三）命运归属感的疏离

身份认同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命运归属感的疏离，不少人认为香港的崛起是历史的奇迹，得利于香港政府的统治和对外贸易，取得辉煌成就是香港独立发展的结果。前文已经彻底批驳了此类观点，这里强调的是看不到香港和内地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是对香港发展史的否定。

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港资一直是珠三角地区招商引资的主要来源，香港也得以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迅速提升香港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更加紧密，协议的签署，为重振香港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香港的未来不在别处，就在背靠的祖国内地。香港居民的命运归属不在大不列颠群岛，更不在美加，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的命运只能和中国紧紧相连。与国际接轨是香港的外在优势，与中国深度融合才是香港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一味追求对外开放，在当今世界风云变换的大势下，缺乏足够的经济战略纵深，很难消化吸收不稳定因素的动荡，20实际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结语：“居英权”计划所带来的双重国籍问题，和香港本土化所引申出来的地区认同问题，对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带来很大冲击。国家认同的缺失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两者互为表里严重困扰着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青年群体深受其害，导致香港社会的裂痕也愈加明显。分化的社会带来的是重重阻力，不利于特区政府的有效施政，也不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参考资料

[1]张勇、陈玉田：《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陈佐洱：《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3]邵一鸣：《移民与发展》，人口研究，1997，（5）.

[4]徐晓迪：《“一国两制”框架下推进香港的人心回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萧新煌、尹宝珊：《台湾与香港的集体认同：一九九七前的比较》，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1998。

[6]韩卫娟：《香港文学的本土化进程与其政治指向》，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7]陈剑：《香港边缘化危机与定位》，《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6年第12期.

[8]郭艳、徐博东：《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第5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