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平凡的2020年正接近尾声，美联储大量印钞救市的副作用正在显现，3月末以来，美元已经贬值10%，而高盛、渣打、大摩、桥水这些资本世界最响当当的头牌机构，都在持续看空美元的未来。

“现代货币理论（MMT）”曾经作为一件利器，帮助西方金融霸权君临天下，如今却日益清晰地倒映出一个真相：美元本质上只是一种符号，它与真实财富无关。

马克思200年前洞见的历史潮流正在按自己的节奏演进，中国却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下，如何应对全球货币洪水？如何保卫劳动果实？

资深金融业者，经济学者高德胜就此为大橘财经撰文，分享他的最新思考：应大大方方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让人民币获得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符的合理地位，以此摆脱“嚣张霸权”的讹诈与威胁。正文如下。

【作者/高德胜 编辑/周远方】

疫情肆虐之下，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为救助经济，西方国家采取财政、货币扩张的刺激政策，主要央行更是大举量化宽松，开足马力印钞，规模史无前例。

央行货币大放水，增发的货币通过救助法案直接流向本国公民和企业。美国银行体系存款猛升，大量的注水已经形成一个可怕的资金堰塞湖。巨量美元资金正趴在美国大型机构的账户上，它们随时会汹涌而出，资金的洪水席卷世界，可以横扫一切商品和优质资产。

别说这离你很遥远，与你无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已经将世界每个人紧密连结。美国凭借印钞机，就能拿走你辛苦劳动的成果和真实财富。这正是美元这种货币霸权的魔力。

这引出一个问题，面对西方主要央行的货币大放水，如何保卫我们的财富？

美元“嚣张的霸权”短期内还不能打破，我们也无法干预美联储和西方央行的政策操作。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放任量化宽松无限印钞，必然不可持续，也必然削弱和摧毁美元的信用基础，最终导致美元霸权的瓦解。那么在当下，面对西方汹涌的货币洪水，我们应该筑起什么样的屏障，使我国人民的财富不被轻松的夺走？

我想，最直接的办法是允许人民币升值，从而削弱美元的购买力，同时乘势扩大人民币在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使用，积极创造条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既有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的坚强支撑，也是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经济占比不断提升决定的；既是世界新变局下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大大方方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

在与朋友探讨外币资金洪水泛滥，如何保卫我们辛苦创造的财富这个问题时，一位媒体的朋友直言：“要让美元买不到东西！”。这在当下虽然还办不到，但方向是对的，至少不能让美元买到和以前一样多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在美元疯狂注水、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势下，人民币升值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美元在当前仍然是国际通行货币，虽然没法阻止它收割，但我们也绝不做廉价的韭菜，必须让它付出更高成本。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保卫我们人民的财富不被轻易掠夺的第一道屏障。

随着美联储天量放水，3月以来美元指数快速下跌，由103到现在93左右，而人民币走出了稳步升值的态势，今年以来从7.19升值至6.67左右。在整个第三季度，人民币累积升值6.3%，创下了12年来人民币汇率“表现最强劲”的一个季度。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走势（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

人民币的走强，既与美元快速贬值有关，也是中国经济迅速从疫情中复苏并长期向好的结果，同时人民币与外币较高的利差，正在吸引国际资本加快流入。在全世界16万亿美元的债券收益已接近负值之际，10年期收益3.19%的中国债券颇具投资吸引力。

根据彭博社计算，国际基金在二季度增持了439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债，创下历史纪录。截至9月，外国投资者已连续6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累计达到3万亿元的历史新高。9月中国国债也被富时罗素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至此，全球三大债券指数均纳入了中国国债。

人民币汇率从早期盯住美元，到现在盯住一篮子货币，其汇率的波动离不开美元及其它货币的涨跌。美元的无限量化宽松，正引起国际投资者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多数投资机构预测，美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可能长达10年的贬值周期。高盛集团大胆预测，美国无限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可能会终结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的主导地位”。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今年多次发出警告，新冠疫情对美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面临风险。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更直言，到2021年美元有50%的概率贬值35%。

商业内幕相关报道截图

在人民币快速走强的形势下，对于美元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势，中外论者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当美国学者及国外投资者普遍看衰美元，甚至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直白地讨论“后美元时代”来临的时候，国内不少论者仍然对美元是否进入贬值周期小心翼翼地下不了定论，对人民币升值也大多持谨慎态度。主流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保持双向波动。央行也于10月10日出台措施，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由 20%下调为 0，降低企业购汇成本，增加企业购汇需求，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美元指数走势

央行强调，坚持市场化方向，增强汇率弹性，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浮动汇率制改革以来，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外部冲击考验，包括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考验，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笔者认为，在西方货币大放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并迈向高质量发展，人民币长期注定要升值。要破除固有思维，顺应历史大势和市场趋势，在市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形势下，应该放心允许人民币升值。

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似乎存在人民币升值的“恐惧症”。其背后的担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观点，即人民币升值，对出口造成压力，影响出口竞争力。这种观点影响极为广泛。升值不利于出口，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理论推论，它基于很多假设条件，但在现实中却缺乏实证的依据。价格仅仅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它还由产品的可替代性、技术的可复制性以及市场的充分性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

从历史经验看，回顾人民币汇改历程，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的情形并未发生。其一，2005年我国启动人民币向浮动汇率改革，从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但中国出口增速年均达到23％，是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从简单加工不断转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产业链条也有所拉长，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未受到汇率升值影响，而出口企业也随汇率升值而不断提高应变能力。

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需求下降，为减少对出口的冲击，我国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揽子鼓励出口的系列措施，以减少企业出口成本。但出口企业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转化为出口价格的普遍降低，中国企业本身并未得到相应好处。但即使出口价格下降，2008我国出口增速依然下降，2009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这说明出口价格下降并不一定能够增加出口，提高出口竞争力。全球经济危机下外部需求下降是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新的例证是，美国从2018年3月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加征关税增加了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价格（其效应与汇率升值对价格的影响等同），虽然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了一定下降，但2018、2019中国出口仍然保持了9.9%和5%的增长，2019年贸易顺差达到2.92万亿元，扩大25.4%。而2020年中国仍然回到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地位，对美出口继续增长。加征关税提高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价格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限，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还有一个被理论界长期误读的例子是美日“广场协议”，认为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是导致日本长期经济停滞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并以此作为警惕和反对汇率升值的依据。这其实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讹误。实际上1985年德、法、英国和日本一样都签署了广场协议，都经历了大幅的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汇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国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而德法英三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也未发生“失去的20年”，可见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非源自汇率的快速升值，而是有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其他原因。同时也很难解释，在广场协议前的1970年代，日元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累计升值117%，而日本出口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在短暂触底后强劲反弹至超过5%。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达到6.79%的历史峰值，同时整个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并实现了翻番。理由很简单，由于汇率的快速升值，出口价格的提升使得单位货品的价值也提高了。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主要还是日本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升值将打击日本的出口，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采取了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货币供应猛增，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泡沫经济。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靠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价格竞争的初级阶段，正在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挺进。廉价不应继续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人民币升值后，一些低端制造产品出口企业可能会被淘汰，这也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快寻求技术升级，实现由低价取胜转向依靠质量、技术取胜，从而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竞争力，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实现更大出口收益。依托我国拥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成熟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产业集群，生产的规模化效应，即使出口价格因汇率提高而有所上升，中国出口也依然具有竞争优势，人民币稳定升值对中国出口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中国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勇气，摆脱固有思维和西方理论教条的束缚，独立开创崭新的发展理论，开辟符合中国经济特点和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

在当前国际竞争和世界新变局下，人民币主动、有序地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有助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更好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利；有助于加快中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展一般商品贸易、加工贸易、三来一补等，政府制定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开启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很大成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主要靠出口拉动，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在2006年达到最高，为35.4%，而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也达到历史最高的67%。我国进出口长期保持高额顺差，也由此带来我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问题。

此后，我国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扩大内需，由注重出口向进口与出口并重，由重视吸收外资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此后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逐年下降，到2019年出口在国内市场总值中的比重为17.4%，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下降到31.8%。

伴随这一过程，是我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成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从1995年的2%上升到2019年的16%（美国为24%），中国经济增长多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以上，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产业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任何国家无法撼动的程度，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占世界的28%，大约是美国、德国、日本之和；拥有完备的产业链，产业具有集群效应，技术水平由跟跑到部分领域实现领跑，配套一流的基础设施。这些独具的优势，使疫情不但没有削弱中国的产业链，反而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更加牢固。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由一条弱不禁风的小船成长为在大江大海中遨游、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巨轮。

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新阶段，同时面临世界百年新变局，以及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巨变，中央果断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经过2010年以来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包括消费和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降低到11%，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到57.8%，连续6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这是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坚实基础。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占比的提升，超过80%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实现国内循环。

人民币稳步升值，符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要义之一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人民币升值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部需求和消费需求，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人民币稳定和升值，有助于保持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从而牢牢稳住外资企业留在中国，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这有助于稳定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今年以来，疫情对各国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稳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累计71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连续六个月实现同比增长。随着出口效益增加和更多外资流入，我国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资源和条件，来优化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大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研发投入，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进口，更好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出口的本质是以本国的实体经济资源换取以外币计价的货币资产，进口的本质是以货币财富换取外国的实体经济资源，积极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规模，对应着我国从世界获取更多实体经济资源。由重视出口和追求贸易顺差转向注重进出口平衡，把我国转变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由过去的向世界“卖卖卖”转向对世界“买买买”，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国民实体财富，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最大规模中等收入人口、5万亿美元的超大消费市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基地，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零配件、能源和资源，预计从2018年到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加上庞大的制造业所需原材料、零配件和各类资源、能源的进口，中国内需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我国从2018年开始每年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就是向世界展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未来，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吸引和锁定更多贸易伙伴。同时，扩大进口将使世界分享中国稳定发展的红利，带动其它国家经济增长，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将成为驱动新的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从而使中国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化的新的世界中心，提升中国在全球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地位和话语权。在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体系中，中国是跟随者，在多极化的新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将是引领者，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动能。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进国民福祉。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通过较低的汇率，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价格，取得出口竞争优势，中国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世界商品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同时，低廉的出口商品价格，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出口效益，实质上等于每年为世界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这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巨大流失，这不是高质量的发展。

人民币升值使我国等量的出口商品实现更多价值，我国人民的劳动价值通过出口价值的提升得到应有体现，企业获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于整体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国民财富，提升国民福利水平。我国人民的勤劳刻苦和埋头钻研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获得更多的收入，享受更多的福利。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把提高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出发点。

让人民币扬眉吐气走向世界

从长远看，要保卫我们的财富不被美元掠夺，必须打破美元“嚣张的霸权”，那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在国际货币体系占据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份额和地位。

2009年开始，我国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征程（虽然起初我们非常低调和含蓄，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到今天，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也是第五位。

如果从份额看，人民币距离真正的国际化还很遥远。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占比16%，出口占全球出口14%，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比仅为1.91%，在全球储备资产占比为2.05%，次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与澳大利亚元地位相当（要知道澳大利亚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占比仅为2%），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有极大落差。

为什么我国近十年来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出台了不少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呢？用周小川前行长最近在一次论坛上所说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实行外汇管制，一边又希望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实现真正国际化，仍然需要跨过最后一个门槛，就是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国际化的货币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一国货币可兑换程度低，资本管制较多，国际投资者对该货币的持有和交易成本将会上升，该货币难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国在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态度谨慎。其原因是考虑我国金融体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有待增强，担心资本大规模外流，人民币汇率遭受冲击，从而引发金融风险。

对人民币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担忧，实际上忽略了中国经济的规模和特点。要理解中国经济，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超大市场、超强韧性、超宽纵深，这是中国经济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经济体的显著特点。如果说其它一些新兴经济体是小池塘，容易遭受货币狙击并引发金融动荡，中国经济就是汪洋大海，有足够的空间和容量抵御各种金融风浪。除了中国经济超大的规模，作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具备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步降低，已经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这些独有的优势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得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具备足够的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

从国际经验看，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会面临汇率冲击和资本流动压力，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本币的国际化程度不足，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国际投资者容易对本币失去信心，甚至大量抛售。反观其他国际储备货币，投资者对其使用程度高，信心牢固，反而不易贬值，资本外流风险也较低。因此，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从根源上降低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备坚实基础，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危机中率先实现增长，并将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日益敞开，外资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保持信心，外资稳定流入，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在我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币加快走向世界，使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地位。

2020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已经彻底放开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限制。目前，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信用评级也对外资开放，并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今年5月，我国取消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额度限制。对外资充分敞开金融业大门，表明决策层对中国金融改革取得的进展和中国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坚持资本项目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更加坚定，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今年9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外管局等陆续发布关于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完善债券通机制和优化QFII、RQFII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等5项政策措施，加大对跨境人民币和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十四五”规划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相信中国管理层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把握历史机遇，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举措，同时有效管控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的外部风险，保持中国金融稳定。

未来，建议进一步扩大与我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国家范围，利用我国超大市场优势以及在全球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有利地位，积极鼓励和引导国内外企业扩大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扩大人民币国债市场规模，进一步加快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加快创新面向国际企业和投资机构的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投资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紧密的贸易与投资纽带作用，优先推进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布局。随着国家政策推进、企业积极参与、境外企业和投资者认同，人民币国际化将自然水到渠成。有理由期待，人民币昂首挺进世界的一个大时代正在走近。

坚持内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积极扩大进口，加快金融双向开放，保持人民币稳定和强势，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撑、螺旋上升的内外大循环，推进中国经济不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当我国进出口贸易大部分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当国际投资者更加愿意使用和持有人民币，当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全球储备资产货币中占据足够的地位，我们就可以挣脱美元霸权的讹诈与威胁，从根本上保护我们的财富不受美元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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