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学思】

“婆罗门诞生于他（宇宙原初巨人）的口中，

刹帝利诞生于他的手臂上，

吠舍诞生在他的大腿旁，

而首陀罗则从他的双脚下出现。”

这是印度最早文献《梨俱吠陀》中的一首梵歌，讲述了四大种姓的起源神话。在古印度社会，一个人的地位、职业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其所处的种姓密切相关。婆罗门（祭司）地位最高，刹帝利（王公）其次，吠舍（商人或农牧民）再次，首陀罗（奴仆）地位最低。而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又称“达利特”或“不可接触者”，从事清理尸体或污秽等最卑贱的工作。

种姓制度大约形成于三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的时期，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巩固，是印度文明最为人所熟知的特点之一。进入现代以来，印度许多仁人志士对这种把人按血统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制度大加批判，认为它落后而残酷，是阻碍印度进步的毒瘤，并积极推动社会改革运动，制定反歧视的法律法规，试图彻底消灭种姓制度。

然而，时至今日，印度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制度的桎梏。笔者曾与不同种姓的印度人打过交道，还和其中一些成为了好朋友。我看到，他们身上所带的种姓烙印往往如影随形，对其事业与生活产生潜在的影响。不过，与古印度社会不同，一个人的种姓归属已经不是决定其人生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讲述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来自四大种姓和贱民阶层。通过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处境、眼界、理想和对中国的看法，笔者希望给大家展示印度社会大千世界的一个微小截面。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轻人将成为印度社会的中坚力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在故事开始之前，笔者必须声明：首先，实际中存在的种姓制度远比上述的简化划分要复杂得多，笔者虽然尽力去选择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但绝不敢说他们就代表了那个种姓群体（实际上每个种姓的人口都数以亿计）；另外，在现代印度，种姓对于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城市年轻人，影响已经不甚显著，希望大家在阅读时，能把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作为一个印度的年轻人，而不只是一个种姓的代表人去看待；最后，因为这五个年轻人都选取于笔者的朋友群体，而笔者在交朋友时肯定在不知不觉间过滤掉了许多不投缘的人，所以样本一定存在着幸存者偏差。特此说明。

下面让我们进入正题，从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开始讲起。

一、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婆罗门小伙

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人名叫Arpan Chatterjee——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敬畏。因为Chatterjee这个姓氏实在太出名了：在印度独立运动史、近代文学史或科学史上，我已经多次与之相遇，比如印度国歌《致敬祖国母亲》就是由一位Chatterjee创作的。这个姓氏对应的是孟加拉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族，而我面前的这个90后小伙，则无疑是一位小婆罗门了。

出身文艺家庭的理工男

果然，在聊天中我渐渐了解到，Arpan来自一个比较典型的婆罗门文化家庭。父母都在加尔各答（西孟加拉邦首府，印度六大都市之一）的古典剧团工作，父亲是编导，母亲则是音乐家，家住在城市郊区的三层小别墅里，算是当地的中产阶级。Arpan曾经和我略带遗憾地说过，如今全球拥抱资本主义，从事文化艺术已经不吃香了，所以他家也不如社区中的其他家庭宽裕。但是，从他这一代开始，Arpan决心要做出改变。

在印度，望子成龙的模板大概就是“男学工程女学医”，Arpan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中学入读加尔各答的中央公立学校，大学则被南方的一所理工名校Anna University的电子工程专业所录取，该校位于金奈（也是印度六大都市之一），在国内地位类似于我国的华中科技大学。快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直接就业或在国内读研，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则跑到了美国读硕士。Arpan比较与众不同，他了解到欧洲留学成本较低，所以申请到捷克理工大学学习航天工程。毕业后，他来到“印度深圳”班加罗尔，在一家从事测绘遥感的本地中型企业工作，因为与中国无人机厂商洽谈的机缘，我认识了他。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语言能力好。在Arpan中小学的课程中，三种语言——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语都曾作为教学语言，所以对于他来说都近乎于是母语。另外，他说话也十分风趣。在得知他是印度罕见的独生子之后，我曾好奇地问他，贵国又没有一胎制，你父母这是何苦呢？他回答道：“也许是生下我后，爸妈太过失望，于是失去了再次尝试的信心吧。”

印度婆罗门祭司祈福仪式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虽然走上了工程师的道路，但Arpan并没有忘记作为婆罗门的本分——思考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他的facebook头像上写的是：”Professional Overthinker”（专业过度思考者）。而这种过度思考令他的思想稍稍偏离了自己的家学传承。

Arpan出身于一个信仰“不二论”（“梵我合一”：世界如梦境一般，“梵”是唯一真实，梵与自我终究是没有分别的）的印度教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他却逐渐走向了无神论。当然，Arpan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不二论”本身就是无神论，信仰的是一个至高无上、唯一实存的真理，而不是什么人格化的神灵。”他甚至觉得，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必然是信仰无神论的。而新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令印度望尘莫及，就是因为无神论的普及。

我有一次问他，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你父母知道吗？Arpan表示，在家里他还是要表现得正统些，虽然宗教信仰是很私人的东西，家人不会干涉，但如果思想太过叛经离道，家里就不好给他找媳妇了。我又追问：“所以你不介意包办婚姻？”他则反驳我说：“现代人对包办婚姻有偏见。其实调查数据显示，父母之命比自由恋爱在长期来看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毕竟结婚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需要两个家族互相认可。”我想，Arpan未来的妻子应该也会是一个孟加拉地区信仰“不二论”的婆罗门吧。

虽然Arpan一直强调自己并不会因为婆罗门的身份而歧视其他种姓的印度人，但从他的朋友圈来看，非婆罗门并不多见。据Arpan自己说，婆罗门之所以被认为身份高贵，是因为他们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一个成功的婆罗门会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而且绝不会追求口腹之欲，实际上，大部分婆罗门都是素食主义者。因此，后来当我看到他拿起一块烤鸡腿开始大嚼时，自然是十分吃惊，并对他背叛自己种姓设定的行为表示不满。Arpan略带羞愧地说，我还不够成功，所以没必要在乎那么多条条框框，而且孟加拉婆罗门在传统上并不严格限制吃肉。

很显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人心中破坏了自己的圣洁形象，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发现他并非素食主义者的那个周末，我的厨神级中国室友特地做了一锅香喷喷的麻辣牛肉（牛肉可以在穆斯林市场买到），并配以从进口超市买来的红星二锅头，然后对Arpan说，这是传统的中国料理，吃一块吧，别人不会知道的。开始Arpan还一再推辞，等到几杯二锅头下肚后，他在酒精的麻醉下，好奇的心和贪吃的胃暂时战胜了印度教义，拿了一块最小的牛肉放入嘴里。当牛肉厚实的触感从他的舌尖传送到他的大脑时，Arpan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只见他迅速跑到厕所大吐特吐，然后回到客厅中席地盘腿而坐，口中振振有词，似是在念诵经文，祈求宽恕。我想，从生理上接受一种曾被教育无数次不可尝试的食物，要比思想上从有神论走向无神论难得多吧。

后来我们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Arpan也很快走出了阴影，回到了怡然自得的状态。说实话，他对待生活的那份从容和乐观，令我十分佩服。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去吃饭的路上，在闹市的街道上看到他。每次他都是面带微笑，在嘈杂的人群和混乱的车流中闲庭信步。也许这就是修习哲学所能获得的超然和自信吧。

“印度深圳”居不易，憧憬晚年修行去

虽然Arpan现在还只是一个小职员，但已经有着大部分印度人难以奢求的种姓背景、教育水平以及思维层次。我十分想知道，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婆罗门青年，他对未来有着什么样的憧憬。

当我问他将来的打算时，他首先给我算了一笔账：现在他每月工资约4500人民币，很快还会加薪，如果平均每月花销2000左右，一年下来就可以攒下三四万。那么三四年后，手里有了十几万后，就可以和家里凑凑钱，在班加罗尔一般地段买一个两居室的新房子（70平米房价约50万），然后就可以结婚生子了。不过对于如今班加罗尔每年以两位数上涨的房价，Arpan也觉得无所适从。因为房贷利率接近10%，雪球滚起来十分吓人，所以他只能自己攒钱，听天由命了。

“但是等我退休之后”，Arpan说，“我希望回到西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过一段‘森林期’的生活。”据笔者了解，在印度人心目中，一个理想婆罗门的人生就应该这样度过——少年时努力求学，青壮年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年时渐渐脱离世俗生活，在森林中冥想修行或者云游天下，最后彻底弃绝一切欲望，严格苦行直至离世。我想，Arpan这一代婆罗门应该都不会希望在饥饿和孤独的苦行中告别世界了，但也许，他们中不少人的心中还怀揣着一个丛林修行的梦，就像印度神话中的那些智者、圣人们一样。

二、创业成功的90后刹帝利

在南方都市金奈，我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刹帝利小哥Prakash Raju。Prakash出生于1990年，现正在运营一个二十余人的商务咨询企业。据说，在印度独立前，他的家族曾是海德拉巴土邦（英属印度时最大的土邦）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而他的姓氏Raju，其实就是梵语“Raja”（王公）的变体。他的父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家乡小镇来到金奈，考入公务员队伍，他的许多亲戚也都在金奈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

借中印商务合作的春风进行创业

青春期时的Prakash曾经是个疾风怒涛的少年，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自己心爱的摩托，在午夜的海滨大道与一帮小伙伴竞速。后来读大学时，他也没有选择父母想让他学的法律或商务专业，而是决定学习艺术，在国立时尚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Chennai）修读时装设计，毕业后则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师。

后来，日渐成熟的Prakash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他敏锐的观察到身边中国企业的身影越来越多，并从中嗅到了商机。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开办了一家商务咨询公司，专门以来印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为对象开展业务。虽然他之前从未学过法律或商务的专业知识，但从父母那继承到了出色的管理才能。Prakash雇佣了几个法律和商务专业毕业的印度员工，然后找了一些英语还不错的中国留学生做兼职。由于来印华企普遍对印度的商业环境、法律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情况不太熟悉，于是Prakash的公司便提供从文件翻译、陪同翻译到公司注册、公关设计等一条龙服务。由于找对了市场需求，生意十分火爆。

从2014年开业以来，借着中印商务合作不断升温的春风，Prakash的咨询公司发展迅速，已经从最初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搬到了上百平米的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办公室，Prakash自己的座驾也从两厢的小铃木换成丰田的大排量SUV。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老板，他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高富帅”了。但Prakash并不满足现状，他还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希望能让自己的公司走出金奈，成为全国性的企业，而自己则可以跻身上流社会，搬进环境绝佳的富人区居住。

刹帝利

善于利用家族关系解决问题

Prakash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在金奈的中国人圈内很受欢迎。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举重若轻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麻烦事。笔者刚到印度时，想要给住处装宽带网络，于是选择了当地一家大牌的电信供应商，没想到立马就遭遇了传说中的“印度效率”：在交了全款后，装宽带的工人却迟迟不来，打电话去催，得到的也只有“You just wait, tomorrow I’ll come”(再等等，明天我就来)的回复。刚开始我们还天真的等待，后来经过了十几个“tomorrow”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去要求退款。

商家自然是不愿退款的，于是我们就去找Prakash帮忙。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自信地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Prakash带我们到了临近的警察局，写了一张投诉单。警察看罢就把商家负责收费的员工传召到了警察局。员工来后，说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的权限。正当警察表示他们也束手无策的时候，Prakash直接向这个警察局的领导办公室走去，敲门进屋后和里面的警司聊了几句，出来后对我们说：“别担心，事情已经解决了”。

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有商家的另一位员工火急火燎地赶到警察局，退给我们全款，并连声道歉，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您所居住的那个片区现在正在铺设光纤，近期还不能使用网络，一旦光纤铺设完毕，我们立刻给您办理”。

我惊讶于商家态度转变之大，很好奇Prakash是怎么做到的。他笑着对我们说：“你看看警司门牌上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仔细一看，原来这位警司姓氏和Prakash一样，也是一位“Raju”。Prakash得意地说：“Raju家族在金奈警界很有势力，总警督就是我们家的远亲。刚才我进去警司的办公室和他叙了叙同族之情，后来他一个电话打给商家该片区的负责人，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关于中印战争，我们之间有个误会

虽然Prakash对每一个中国朋友都笑脸相迎，但他也曾坦言告诉我，他的长辈，尤其是那些在军队服役过的亲戚们，大都因为1962年的边境战争，对中国多少抱有敌意。那一年，印度军队在中国军队的突袭下全线溃败。我因为想要照顾Prakash的感受，所以从未和他深入谈论过这段历史。

不过，后来在有一次偶然谈到了印度的军事水平时，我才得知，原来印度人有另外一种看待中印战争的角度：即印度“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经此一役，保证了“阿鲁纳恰尔邦”（与藏南地区大致对应）五十多年的和平。而Prakash之前很少和我们谈论这场战争，也是因为怕我们中国人受到“失地之痛”的刺激。我想照顾他的感受，却原来他也想照顾我的感受！

去年冬天，Prakash出差来了趟中国，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转了一圈。回到印度后，他首先抱怨中国的天气太冷，说自己险些被冻死在北京。然后就开始对中国的基建水平赞不绝口：“德里和北京差太远了，孟买和上海差太远了，印度和中国差太远了。如果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发展的那么好，温度降到零下我也情愿。”

听了他对中国的赞美，我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准精英人士会不会憧憬移民中国。Prakash回答说：“中国虽好，但给外国人的感觉还是太难融入了，相比之下，美国对我更有吸引力和亲切感。另外，据说就像我们有时叫中国人‘眯眯眼’一样，中国人对印度人也有个蔑称，叫做‘阿三’。我很不理解，‘三’难道不是一个蛮好的数字吗？”

（未完待续。下篇会讲述三个来自中低层种姓的印度年轻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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