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月5日至11日应邀访问纳米比亚、刚果（布）、乍得、尼日利亚。这也是中国外长连续35年年初首访非洲。

观察者网为此连线国际问题学者、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邀其探讨中非关系发展史，并展望中非未来合作前景。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我国外长连续35年年初首访非洲，为什么非洲对我们的外交那么重要？在非洲还被西方视作“被遗忘的大陆”时期，我们为何会选择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作为我国外长的年度首访目的地？

高志凯：中国与非洲54个国家中的53个保持着双边关系，这种关系与西方国家和非洲的关系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每当我在其他地方遇见非洲朋友时，我们总是以兄弟姐妹相称，这种特殊的关系十分珍贵。中国历史上从未对非洲国家进行过系统性的歧视，双方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这和很多发达国家比起来完全是云泥之别。

历史上许多西方国家都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贩卖黑人并在殖民地推行奴隶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导致许多黑人丧命。当时，非洲人在欧美人眼中甚至不被视为人类。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假牙中就含有奴隶的牙齿。根据美国宪法，奴隶甚至只被视为五分之三的人口，用以计算各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而他们的“投票权”却由奴隶主所掌控。这种对美国黑人非人化的法律，直到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才被废除。

在非洲再次被西方“发现”之前，西方国家将对非洲的援助作为其国内政治的表演地，不停地干涉当地内政，迫使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然而，在具体行动中，西方却将非洲遗忘。现今，西方为了资源重新接触非洲，提高其地位，还声称“不能让中国独占非洲”。他们的用意很明确，就是为了利用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非洲，以低成本攫取资源。

与之相比，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完全不同。中国视每个非洲人为兄弟姐妹，双方关系中没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使得中国与非洲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与以埃及为首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一直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和军事培训。中国帮助非洲国家赶走殖民者，促进了非常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数十年来，中国持续推动与非洲的友好往来，修建了众多大桥、工厂和道路。

2023年7月25日，莫桑比克马普托省皮科科村学校的孩子们站在装有中国援助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的房屋前。“万村通”项目旨在为非洲国家的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项目2018年在莫桑比克启动，为该国1000个村落、2万户家庭和3000个公共场所安装卫星电视设备，提供电视信号和节目，覆盖农村人口达250万。 图源：新华社

如今，中国吸纳了许多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关系，推进新时代中非友谊建设。当今的中非关系是一种互惠互利、互相尊重的关系，值得全球人民学习。中国珍视这一关系背后的历史意义，并愿意持续推进这一关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外长将首访目的地选定为非洲。

观察者网：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历久弥新，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独立斗争，为非洲大陆脱离殖民体系作出巨大贡献，而在非洲兄弟的支持下，新中国也在1971年成功回归联合国，重获安理会合法席位。您如何评价中非合作的历史？近年来西方主导的媒体宣传战将我国对非洲的投资污蔑为“新殖民主义”，我们应该如何向中非民众科普中非传统友谊，消除西方有害信息在非洲的影响？

高志凯：中非合作交往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中国和埃及建立外交关系，支持非洲独立为标志。在政治上，中国与非洲实现了平等合作、相互支持，为打击殖民主义占领行为作出了巨大贡献。

非洲独立后，国家一穷二白，几乎所有像样的东西都被殖民国家带走了。这时，中国对非洲展开了无私援助，建设了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并为了实现互联互通牺牲了许多工人和技术人员。我们勒紧裤腰带，尽力帮助非洲国家。当时，非洲当地没有什么产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未达到一定高度，对非洲没有需求。因此，中非关系主要以政治支持和相互尊重为主。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非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货物贸易成为主流。

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飞速发展，许多中国产品卖到了非洲，让非洲的兄弟姐妹们享受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果实。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对非洲的原材料需求增加，基于商贸需求我们对非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中非关系上了一个大台阶。

现在，中非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正利用几十年来的“致富先修路”以及“无工不富”等发展经验教非洲国家如何致富。我认为中国和非洲国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纵使两边远隔万水千山，中国也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当然，非洲每个国家情况不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因此他们需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道路。

西方国家面对中非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一种酸葡萄心态。他们的动作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们在非洲的建设搞得不好，对中非良好关系和经济交往感到不舒服，希望通过暗施冷箭破坏中非之间的正常交往；二是用“新殖民主义”这个词掩盖他们旧时代殖民主义中滥杀黑人、强运奴隶、压榨黑人血汗的黑历史，用中国几十年来在非洲的功绩“零成本”洗白他们在非洲的滔天罪行。

非洲的兄弟姐妹们其实都听得懂，虽然他们不是奴隶，但他们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的历史，知道家里、社团里、村里都有被白人奴役的历史。他们知道今天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拥有自由，是因为他们实现了独立，把殖民者赶走了。因此，当一些国家、记者、学者说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时，我们一定要把话说明白，揭露当年殖民主义的罪行，然后把我们对非洲的贡献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比，让非洲人民自己评判，让他们感受来自中国的尊重。

殖民时期运奴船中奴隶死亡比例极高 资料图

美国人还在造谣中国在非洲搞债务陷阱。我在非洲和国际上谈到这一问题时经常反问：现在谁欠中国钱最多呢？不是非洲，而是美国。我们会发现即便现在中国在减持美国国债，美国依旧欠着我们7600亿美元的国债。而我们每次增持美国国债，美国就偷着乐，一旦减持，就有一批人上蹿下跳坐不住。

我还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十九世纪建设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铁路网络，但它的钱是从哪来的？他们当时没有足够的钱，于是JP·摩根这样的金融家跑到欧洲去借钱，邀请英法德等国家投入美国的建设，才完成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当然，由于美国建设铁路太多，一时半会儿产生不了足够利润，不少铁路公司破产了，后来欧洲国家在美国的投资不少成为了一场灾难，美国人却因此发展起来了。当时没人说美国设置了一个债务陷阱，骗欧洲人的钱帮它把铁路系统建起来。那么为什么中国在非洲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铁路、公路、发电厂等就成了债务陷阱呢？这些西方人不讲这些事实。

一块地是生地，它的价值会非常低。但如果一条铁路修过来，甚至在旁边设置一个站台，那它周围的土地会升值。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每个省、市、县甚至村都在争先恐后地争夺铁路线路，希望铁路能从自己的辖区经过、设站。如果有高速公路规划，他们也一定要争取在本地设一个服务区。

这是因为中国尝到了交通发展带动经济的甜头，要发达致富就必须修路。道路这种交通设施，促进的是人员、货物、信息的流动，压缩了沟通的时间和空间。现在上海和北京可以实现当日高铁通勤，深圳到北京也可以八小时高铁直达，这和我当年十八个小时坐绿皮火车才能到北京读书不可同日而语。

有这么大的潜在利益，西方人反而污蔑我们在非洲帮当地人修路是债务陷阱。他们不想让非洲享受到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好处，希望非洲人民永远停留在愚昧之中——这才是他们污蔑我们搞“新殖民主义”的真实想法，其心可诛。

阿布贾-卡杜纳铁路（阿卡铁路）全长186.5公里。它是尼日利亚的第一条现代化铁路，也是非洲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铁路。图为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拍摄的阿卡铁路起点站伊都火车站。 图源：新华社

我很欣慰，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大多是有头脑的，但我们也要讲好自己的非洲故事，不能任由西方国家针对中非关系肆意歪曲讽刺、道听途说、混淆黑白。

观察者网：非洲拥有全球20%的关键矿产资源，但其产值仅占全球的9%左右，开发潜力巨大。根据行业研究机构BMI最新公布的数据，2023年，非洲地区锂矿石产量占全球总量的4%左右，而随着大量投资涌入，今年非洲国家锂矿石产量有望翻两倍，非洲地区锂生产市场份额有望达到全球的10%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造福人类，同时让非洲人民富裕起来，如何通过这些大型项目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和就业，特别是如何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使非洲摆脱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位置？

高志凯：非洲拥有广袤的土地，面积超过三千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三倍多，总人口接近15亿。由于非洲的生育率较高，人口增长潜力巨大。如果能够改善医疗与卫生服务，非洲的人口将会迅速增长。

非洲大陆共有54个国家，而中国，包括台湾省在内，拥有34个省级行政区。从管理角度来看，非洲每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级单位。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凭借过去的经验，我们已明确如何捍卫和平、维持稳定、实现发展以及如何加强教育等经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每一步都可供非洲国家借鉴和学习。

非洲的国土划分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其殖民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重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

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方面，非洲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在吸引制造业投资和招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可以主动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发展。同时，教育方面是中国的优势，非洲国家的教育体系不完善，无法实现长远发展。在这一点上，中非之间可以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提升教育水平。

非洲在人均病床、医生和护士数量上相对较低，人均寿命较短，疾病多发，公共卫生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应与非洲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提升其公共卫生体系，帮助非洲实现全面发展。

在塞内加尔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中国第19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麻醉科医生黄建斌（右二）为手术患儿进行麻醉监测。 图源：新华社

从企业的角度，可以把中国企业分为几大类：国企、央企、民营企业以及集体和村庄产业。它们在合作中各有不同的作用。例如，非洲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超出民营企业的财力和承担能力，涉及较长的建设周期，因此，国企和央企的参与至关重要。

此外，单独开展项目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而将不同行业的项目联动起来，则可能更加可行。例如，在某些偏远的矿区，我们可以一方面帮助开采矿产，同时修建道路和港口，这样一来，矿产资源可以顺利出口到全球市场。中国可以以公平合理的商业价格购买这些矿产，同时培训当地工人和技术人才，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与单独开展一个项目相比，多行业多公司联动发展具有更高的可行性。毕竟，多数企业专注于某些特定领域，很少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同时开采矿区、修建道路、建设发电站、甚至修建港口和机场等。然而，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矿产资源的潜力将无法充分释放。

多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中也积累了一些负面评价，许多非洲人抱怨中国廉价产品质量较差。从市场角度来看，低价商品天然就是低质量的代名词，这无可厚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工业体系中最具完整配套的国家，无论价位如何，中国产品应该在同等价格区间内成为质量相对较高的那批。同时非洲地区我们缺乏售后服务，劣质产品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投诉和处理，这将最终损害中国品牌的声誉。

因此，我提议建立一个机制，对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品牌认证和生产商认证。在如今信息互联的时代，我们中国企业还可以借鉴日本行业协会的模式，实现各厂商在国外的协调与监管。如果出现质量问题，非洲消费者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进行投诉、索赔和追责，从而避免“一只臭苍蝇坏了一锅汤”的情况发生。此外，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可以借助行业协会的平台互帮互助。若在某一地区遇到问题，协会可以帮助企业相互支持，减少因距离遥远而产生的协调困难。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非合作将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当前，非洲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和“人工智能鸿沟”，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存在短板，但非洲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的先进农业技术，如杂交水稻，以及各类初级加工工业，在非洲拥有广阔市场。即使是中国二三十年前的技术和生产设施，也能在非洲市场上焕发新的生机。非洲年轻人口比例较高，且对学习充满渴望。因此，如果中非能够在生产、技术和教育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通过中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当地人才，将有助于推动两国的经济互利共赢，深刻影响未来的非洲发展。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马义奇镇，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专家胡月舫（右三）在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的试验田里和当地农民一起收获水稻。 图源：新华社

事实上，中国已在采取具体行动。在王毅外长最近访问的四个非洲国家中，中国与纳米比亚有多个非传统合作领域，其中包括在该国设立卫星地面站。去年11月，中国援助的纳米比亚卫星地面数据接收站和处理系统建设项目已通过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验收。同时，考虑到纳米比亚位于大西洋东岸，中国可以与其开展大西洋海洋调查合作，进一步加深合作领域。

此外，我也注意到，中亚西亚地区的医学院近年来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医学生。这是因为南亚地区竞争激烈，未能满足当地的医护人员需求，而中亚西亚的医学院则相对充裕，能够培养大量医护人员。

非洲也存在类似的潜力。发达国家缺乏医护人员，而非洲人民由于殖民历史，普遍掌握英语或法语等外语，但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无法向发达国家输送足够的医务人才。如今，随着国内新生儿数量的减少和教育人员的充裕，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培训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急需人才，从而填补其人员缺口，同时解决非洲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非洲广袤的地域差异、沿海与内陆国家的交通运输条件差异、以及各地区商业策略和环境的不同，都需要我们在合作中因地制宜、灵活应对。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国家大多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多受英法殖民影响，主要信仰基督教，语言多样，这些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推动合作时需要重视的因素。

观察者网：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实现绿色发展，仅中非合作建设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累计就已超过1.5吉瓦，点亮了非洲的万家灯火。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这是中非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此访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西方政府在试图否认自身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和资金义务的同时，试图将更多本应是西方承担的国际义务甚至历史排放责任甩给中国，您对此如何看待西方这些行为？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落地过程中又应该如何定位中非清洁能源发展？

高志凯：若统计各大洲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洲的排放应当是最低的。在独立之前，非洲的工业制造和碳排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印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提出的“区分责任”的原则是正确的。

非洲光伏设备 资料图

从工业革命至今的一百多年里，欧美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积累了较重的历史排放责任。中国尽管排放总量较大，但考虑到14亿人口，中国的人均排放量相较于美国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应与非洲国家一道，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要求它们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同时，中国应当积极协助非洲国家推进发展，鼓励其实现“弯道超车”。这在中国也有先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电信行业十分落后，甚至连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的有线电话数量都超过了整个中国内地。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方面铺设固定电话网，另一方面加速发展移动通信技术，最终实现了在固定电话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率先普及了移动电话。非洲也可以采取类似的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

传统上，国家的发展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先建立了重化工产业，随后才开始着手清理污染。然而，中国已经承诺，在未来不再在海外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这一承诺对于全球环境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并不意味着后续的国家在能源使用上将没有廉价能源可供选择。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非洲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选择清洁能源路径，避免走传统的污染发展道路。

德国曾提出一个计划，计划在撒哈拉沙漠建设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发电并通过电力网络将电力传输至欧洲。非洲的风能资源也相当丰富，因此，从资源的角度来看，非洲具备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中国和其他有志之国应携手支持非洲，推动制定一个跨国、泛非洲的新能源发展计划。

如果能够超越单一国家的范畴，将非洲能源合作提升到更大范围进行探讨，可能会提高合作的效率，而这恰恰是当前非洲面临的短板，也是中国及其他合作伙伴的优势所在。

观察者网：您一直提到，非洲缺乏统一的交通网，也缺乏适应数字化时代先进AI，这一方面，中国未来具体能做什么？面对非洲语言、文化、地理的分裂，我们需要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一体化统筹发展？

高志凯：殖民给非洲留下了太多遗毒，造成了许多困境。殖民国家只关注自身利益，强行划定边界，这使得非洲成为全球各大洲中最为分散的地区。与欧亚大陆不同，欧亚拥有便捷的交通网络，如从东亚直通荷兰鹿特丹的欧亚大陆桥以及欧亚班列等，但非洲却缺乏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大动脉，无法在陆路上实现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连接，也无法通过陆地实现地中海与南非之间的连通。

在当今的21世纪，打通非洲国家之间的藩篱、促进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已成为非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也导致泛非洲的概念很少得到提及和正视。虽然非洲联盟存在，但它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仍值得商榷。

作为一个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全面崛起的大国，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完全有能力与非洲国家进行深度对话与合作。中国并非要向非洲输出理念或意识形态，而是希望通过合作让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实现良性发展，同时也促进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虽远，但中国能够为非洲提供有力的支持，并鼓励全球发达国家共同配合合作，推动这一进程。我希望未来能够从南非的好望角乘火车或汽车一路北行，直达地中海；从肯尼亚的印度洋沿岸出发，直达大西洋沿岸。非洲新的交通网能连通非洲所有54个国家的首都和重要城市，形成合理的航空运输网络，大大促进非洲经济的整合与发展。

我认为在中国的帮助下，非洲能够在一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非洲横跨赤道，拥有发展太空技术的天然条件；此外，非洲连接两洋的地理位置也赋予其发展深海探索的巨大潜力，以及南极的极地探索的出发便利。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让他们走出一条具有自主特色的发展道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我常常对非洲的朋友们说，看看中国，1978年时我们也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但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非洲人民相信自己，非洲也有这个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旧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几十年，没有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核心是缺乏几个先决条件：首先是和平与稳定，这为一切发展提供基础；其次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因为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最后，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国家来说，不发展，什么都是空的，哪怕西北风也不是每天都有。发展才是非洲国家走向繁荣的根本。

2023年5月23日，在肯尼亚内罗毕，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机辆部的火车驾驶员蒋立平（右）与学员霍勒斯从一辆印有“连接国家 走向繁荣”标语的蒙内铁路机车旁走过。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不可否认的是，近期非洲大陆并不安全，ISIS等恐怖组织在非洲的分支并没有被清除干净，西方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政变迭出，这些都导致了非洲内部缺乏稳定的营商环境，并且缺乏政府提供相对稳定和全面的公共产品。对于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我们是否需要发挥我们自身的能量帮助当地实现相对稳定的营商环境？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我们提出要向非方提供10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国家军队建设，为非方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邀请500名非方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交流与合作，为非方培训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共同维护合作项目及人员安全。未来中非安全合作前景有多大？

高志凯：非洲的安全形势面临多个重大压力点。首先，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将非洲转变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前沿阵地，以政治立场为标准，制造纷争，推行与中国划清界限等政策。其次，宗教因素也是非洲安全的一个重要压力点。非洲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差异较大，如何实现不同国家和国内社群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和谐共处，而非冲突，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三，恐怖主义在其他地区遭遇强力打击后，一些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的残余力量流入非洲，尤其是在非洲部分地区，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使得这些势力能够在当地活动自如。

然而，从这些挑战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国与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广阔合作潜力。具体来说，可以从警务、救灾和防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警务合作领域，目前，非洲各国的警务合作几乎为零，各国之间的免签政策薄弱，这使得跨境犯罪分子能够轻松逃窜，几乎没有受到有效制约。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非洲从事商业、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活动，针对中国人的安全威胁也日益突出，因此，加强中非警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与非洲各国政府协商，通过推动跨国合作，打击跨境犯罪，减少犯罪分子的活动空间。通过强化中非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提升非洲各国在警务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救灾领域，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后勤基地，为中国在非洲的维稳和反恐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考虑到非洲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无论是干旱、洪水还是风暴，灾难往往周期性地发生，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非洲幅员辽阔，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个地区都应该配备至少一个应急救灾中心，确保在灾难发生时能够迅速进行救援。中国应在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提前部署相关救灾资源。这样，在灾难来临时，我们可以快速协助非洲国家开展救援行动，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毕竟临时抱佛脚是没有好结果的。

在防务领域，中国已持续多年为非洲国家培养军事人才。通过与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防务院校的合作，中国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大量军官，其中不乏担任总统、总理及军队高级指挥官的优秀人才。这种合作为中国与非洲的长期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防务领域的影响力。这一合作成果令人欣慰，未来应当进一步扩大这种合作。

“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在坦桑尼亚马坪加综合训练中心举行，图为坦方参演官兵体验中方武器装备。 图源：央视新闻

我认为中国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虽试图在非洲建立非洲司令部，但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因此，中国应利用这一时机，加强与非洲的军事合作，不一定需要在非洲设立司令部，但可以通过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推动更多非洲军队接受中国的军事训练。通过培训更多的非洲部队，采用中式训练标准，甚至让非洲军队在操练时使用中文口令，将有助于提高非洲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并加强中非之间的战略信任。

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帮助其建立常规武器生产基地。当前，非洲大部分武器都依赖于外购，这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外购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如果非洲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武器生产设施，尤其是常规武器的生产基地，并通过合资企业或当地品牌的方式进行生产，既可以降低成本，又能为非洲提供更为稳定的武器供应。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本地军警的自给自足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主防卫能力。

总而言之，中非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更新合作意识，打破传统思维模式，进一步加强与非洲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和资源十分丰富，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的合作，才能确保非洲各国在多方面受益，并共同促进区域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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