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古川隆久】

在以极快的节奏回顾了昭和时代64年间的历史之后，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变化之大。

在战前的日本，只要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也有机会过上不错的生活，同样能享受到不少乐趣，一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也并非不可能。战争开始之后，虽然在早期给日本国内带来了繁荣，但是不久之后人们的生活就变得困苦，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给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带去了难以计数的伤害。

战争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因政治而起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战前的政治可谓失败至极。通过这本书中提到的有限内容，也能知道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味忽视常理、埋头蛮干的政治体制。

直到战败为止，民众对于日本来说，不过是国家实现强盛的道具。人们通过辛苦劳动创造的财富，相当一部分都被投入了军备当中。如果政党内阁能够延续下去，通过宪法解释等方式，就有可能做出一些改变。

当然，当时的主流看法大概是如果国家兴盛，人民也会幸福，所以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需要暂时忍耐。但是，随着军人和官员们为了出人头地而争权夺利，政党之间也为了政权而纷争不断，国体论就成了他们肆意行事的绝好借口。

在国体论这面旗帜之下，日本的目标变得越来越“远大”，从“满洲国”到“东亚新秩序”，再到“大东亚共荣圈”，简直成了夸张的妄想，终于在最后完全失败。

在政党内阁崩溃之后，政府的高级官员、军人以及华族等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因而无法被民众追究责任的人掌握了权力。这么一来，理论上天皇作为任命首相、国务大臣以及军队高级指挥官的人，就需要对国家的行为负责，如果出现需要天皇承担责任而退位的情况，以“天皇至高无上”这一理念存续的国家也就无法维持了。所以到头来，战前日本权力结构中的责任问题完全是稀里糊涂的。

昭和天皇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也无法对政治目标的设定与变更发表意见。在政党内阁时代，部分政治问题也能够公开得到讨论，但是对于诸如帝国国防方针、皇姑屯事件或是“九一八”事变这样的问题，因为涉及军事，因此实质上完全是由军部一手掌控的。政党内阁开始走向崩溃以后，不仅仅是军事问题，那些涉及政权的更迭和外交交涉等能够左右政治动向的重大问题，也全部成为政府内部的秘密。

民众所能知晓的，只有最后的结果而已。结果就造成军部和政府失去控制，随意行事，无人能够阻止。只有那些直接关系民众生活的问题，还能在帝国议会得到讨论，间接地对政府产生影响。

战前的日本没有充分教育民众独立思考，甚至还划定了越来越多的思想禁区，自然也不会公开足以让国内外的人们自行做出判断的信息，给出的只是对自身有利的消息。就算国家出现了过失，也会为了国家的权威而加以隐瞒。

对于隐瞒事实的当事人来说，显然不愿意因为一点失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或是升职的机会，更不会轻易放弃那些多年积攒下的东西，所以会抱着“等待下一次有机会时加以弥补就好”的心态。

如果站在当事者的立场，这种心理也并非不能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按照这种方法行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在国家层面，如果一直不能正视错误，那么就会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在国内也会出现黑市蔓延、民众失去公德心、坏人横行无阻的局面。

不断出现过失并且毫无补救，相信军事力量胜过一切，为了维护并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权威，就去制造既成事实，高唱自己的主张，天真地相信这种做法能够成功。在这样的氛围中，政治目标开始变得荒诞，政府也依然毫无反省。

日本对于当时纷争较多的中国过于轻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新的国际秩序和思潮也没能正确评价，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后来惨剧的发生。加之按照国体论的解释，国家的权威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皇，要加以批判就更需要勇气了。就算真的有勇气对国家的权威进行批判，也会反过来被国家制裁。

对于国家的方针进行广泛讨论，并由政治家负起相关责任的制度，没有被很好地建立起来，这最终导致了战前日本的毁灭。

建立战前日本的政治制度的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明治时代的元勋，这些人太过相信只有自己和一部分自己的同志能够领导日本走向富强，因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不利于自由发言和讨论的。当大隈重信对这一点提出异议时，便被排挤出了政府。大隈重信在1881 年提出的意见没有错误，这一制度确实出现了让人变得恋栈的弊端，并造成了65 年后的惨剧。

这一惨剧是如此令人心痛。丈夫出征时因为军事机密而无法与自己道别，结果就此与爱人阴阳两隔的妻子，在战场上无法得到足够补给饥饿而死的士兵，日本战败之后从中国东北撤退的途中不想成为累赘而请求别人杀了自己的女性，从原子弹爆炸中生还却痛苦地死于辐射病的少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身心都受到极大伤害的女性，被日军夺走儿子的中国母亲，只要想象一下这些人的心情，就能理解那场战争造成的伤痛绝非一串数字那么简单。

日本在战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身政治体制的问题，并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占领军，实际上主要是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正如我们在回顾宪法的修正问题时所见，日本自身的行动也是极为重要的。

国家的主权从属于天皇变成属于国民，而国民也不再被单纯地要求为国家贡献一切，国家现在是为了国民而存在的。通过保障基本人权，对个人的尊重和公平公正成了国家运作的基本规则。

在教育方面，也不再一味教育学生遵从上级意见，而是重视独立思考与公共讨论。如果遇到不公正的对待，进行控诉也不会遭到政府的打压，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手段相比从前也变得更为多样。战后的日本人面对社会不公，可以自由议论，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改变。

国家的政治被交给由国民选举出的国会议员。大部分政治动向都被公开，就算政治家们像过去那样在料亭搞秘密会议，也会被迅速曝光，讨论的内容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公之于众。

女性、残障人士以及部落民等自身并无过错却饱受无端歧视，身心都受到伤害的人群，现在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寻求公正。虽然还无法完全根除歧视，但是也在逐渐进步。

当然，如2009 年颁布施行相关法律，保障麻风病人的各项权利，并对过去麻风病人受到的歧视进行反省那样的举措，在当事人看来，无疑来得太晚了，而且也有诸多不充分之处。

另外，还有在日本的朝鲜人和韩国人等因为日本的历史问题而面临各种困境的人群。在承认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都对目前宪法的基本理念持肯定态度。可以说现在的社会对战前宪法下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对受歧视者和少数者也能施予相应的救助和保护。

在任何时代，当人们尝试新方法或是面对新事物时，就算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免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如日本在战后出现的各种公害和药害问题，“交通战争”和公共交通工具的重大事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但如果是在战前的日本，一旦某些问题关乎国家的威信和利益，当事人就很难得到救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无视甚至被压制。在如今的宪法下，不仅在遭遇困难时求助成了理所应当的行为，而且通过公正的手续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也大为提高。

在战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民众的购买力大幅提高，激发了巨大的内需。这相当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平的生活、对个人的尊重和劳动成果得到相对公平的分配，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得到完全的释放。这些有利因素在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都完全不存在。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那些受到日本攻击的国家，放弃向日本追索规模巨大的战争赔偿，这也是我们提到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不能忘记的。

日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专注于发展经济，并不单单是《宪法》第九条的功劳。与美国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国家缔结安保条约，也是日本在战后能够将大部分资源投入经济建设的一大原因。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处于西方阵营的日本即便在冷战时期也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可以说美国是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后盾。

当然，放弃发动战争权利的《宪法》第九条依然是日本免于支出高额军费，并避免被卷入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成为和平国家的基石，今后也应当维持下去。

《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书影

支撑起这一切的，是无数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埋头苦干的普通人。当然，要让每个人的辛勤劳动都能得到回报，国家也需要具有相应的制度来加以保障。全体日本人经历了空前的灾难，才促成国家做出改变，这一点不能不说令人遗憾。

在告别昭和进入平成时代以后，摆在日本面前的是经济停滞、财政赤字增加以及冷战结束等与战败之后完全不同的新局势。在苏联解体以后，长久以来的日美安保体制是应该维持下去，还是进行改变，成了日本的一大难题。2015 年引起巨大争议的新安保法，就是这一问题的体现。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我们自身与整个世界，更需要去学习昭和史在内的日本历史，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历史，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对个人的尊重和自由公平地讨论国是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学习昭和时代日本毁灭与重生的历史，我们就能明白，一旦忽视了这些，就会被时代抛弃，发展与进步也自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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