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当地时间7月5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报告和选举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直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简称“秘密报告”），认定其“存在严重错误”，旨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这份在冷战巅峰时期引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核弹”，在近七十年后，其冲击波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再次回荡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内外。

如今，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胶着、俄罗斯社会面临空前外部压力与内部整合挑战的背景下，俄共重拾这份尘封近七十年的报告，对其进行“历史性的修正”，其意义绝非简单的“翻案”或学术争论。

这枚“旧炸弹”的新回响所指向的，既是历史深处被扭曲的真相，更是当下硝烟弥漫的现实战场。它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究竟错在何处？它给苏联、国际共运以及中苏关系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如何科学评价？而此刻俄共的决议，又承载着怎样的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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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三、重估“钢铁时代”——斯大林的客观历史坐标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我们评价这样一位深刻塑造了20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巨人，既不能如赫鲁晓夫般陷入歇斯底里的全盘否定深渊，也不应滑向无视错误的盲目崇拜泥潭。唯有将其置于其所处的、极端严峻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才能勾勒出符合真实历史的轮廓。而中国共产党客观、辩证、历史的评价原则——斯大林的一生“功过并存，功大于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穿越历史迷雾的“指南针”。

（一）历史唯物主义定位：在特定环境中锻造的“钢铁”

评价斯大林，必须首先理解他所面对的历史舞台——一个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诞生的、经济文化异常落后、濒临崩溃的新生苏维埃政权（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实质性掌舵）；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包围、封锁，时刻面临扼杀危机的环境（法西斯威胁由远及近直至战争爆发）；一个肩负着史无前例使命——在落后国家率先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实验。正是这残酷的条件，塑造了斯大林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被称为“钢铁时代”的特质：高度集中、强调国家动员力、生存法则优先于民生、战时色彩浓厚。

在如此恶劣的历史背景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这构成了其历史坐标中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

1.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奠基人：锻造强国脊梁

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建成还是灭亡”的生死考验，斯大林力排众议，于1928年推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这一战略在短短十余年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1937年工业总产值较1913年增长7倍）。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钢铁、煤炭、石油、电力产量爆炸式增长（例如，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至1940年的1500万吨；发电量从1928年的50亿度增至1940年的480亿度）。建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工业，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奠定了关键物质基础，如著名的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伊尔-2强击机等划时代武器系统的研发与量产能力，直接源于此时期的工业布局。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使苏联具备了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绝境求生的物质实力，更铸就了支撑其日后数十年作为超级大国的国本脊梁。没有斯大林的铁腕工业化，“社会主义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其后的世界地位。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工业化

2. 卫国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力挽狂澜的英雄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入侵，代号“巴巴罗萨行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惨重损失，大片国土沦丧，国家危在旦夕。

但斯大林在极端困境下迅速承担起最高统帅的重任。其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决定性战役中展现的战略决心、资源调配与协调能力，是苏军最终由溃败转入相持直至转入反攻的关键（尽管具体战役指挥常由总参谋部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执行，但斯大林作为最终决策者居核心地位）。

他领导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时总动员之一，将整个国家的工业（乌拉尔、西伯利亚后方基地）、农业、人力转化为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其坚韧不屈的意志成为激励全国军民的精神象征。

在付出了2700万军民（最新史学研究表明此数字已趋近共识）巨大牺牲的代价后，苏军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将法西斯侵略者完全驱逐出国土，更解放了中东欧，攻克柏林，最终粉碎了纳粹德国。

斯大林作为战时最高统帅和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人类文明免于法西斯奴役作出了不可磨灭、决定性的贡献。这一功勋超越了任何党派意识形态之争，是世界历史公认的伟大成就。

3. 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与巩固者：面对“狼群”的不倒盾牌

苏联建立之初及斯大林时期，面临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外部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间谍渗透、外交孤立；内部有旧势力的反抗（如富农）、反革命叛乱、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激烈挑战、乌克兰等地的民族主义分离活动，以及党内复杂尖锐的权力斗争。

在这种严峻环境下，斯大林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苏维埃政权在狂风暴雨中的生存。其领导的肃反运动虽犯有严重扩大化的致命错误，但不可否认也在客观上挫败了部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内外阴谋。他领导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后来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成为凝聚国力、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尽管其长远弊端巨大）。应对战时叛变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俄罗斯解放军”）和战后初期分离主义倾向，他采取了严厉措施（如对车臣等民族的强制迁徙，虽为严重错误，但体现其维护国家统一核心的逻辑）。

评价此点，必须承认其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下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基础，使其得以延续数十年，并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可观察的样板，尽管这个样板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无此盾牌保障，则苏维埃政权可能早已夭折。

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与推动者：世界革命的支点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共运无可争议的核心。斯大林本人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与实践者，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象征性旗帜。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虽受其严密控制）在指导、组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和战后初期）。

苏联在二战后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决定性支持（政治、军事），极大扩展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初期建设也提供了关键援助（如“156项”工业援建项目）。对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越南、朝鲜在战后初期的抗法抗美斗争），苏联也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在自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尽管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政策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控制过甚等问题，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堡垒和大后方地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球反帝反殖斗争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二）必须正视的历史错误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原则，意味着必须同时坦率承认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给苏联人民和国际共运造成了巨大伤痛。

首先是肃反扩大化——这是斯大林时期最为深重的悲剧，党内、军队内及社会精英阶层遭受大规模清洗，大量无辜者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处决或流放，严重破坏了法治、打击了人才、扭曲了社会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创伤；

在执政后期将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至个人手中，决策往往基于个人的意志甚至疑心，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严重破坏了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为错误决策埋下伏笔；

在推行高速度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过多地采用了行政强制和暴力手段，伤害了农民利益（尤其是富裕中农“富农”），挫伤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加剧了社会矛盾（例如1932-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等主要产粮区的严重饥荒，其成因复杂，但政策失误难辞其咎）；

战时对一些少数民族（如车臣人、印古什人、鞑靼人等）的整体性流放迁离，基于部分成员叛国行为的简单归因，违背了民族平等原则，造成了深远的民族伤痛和历史遗留问题；

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政策上，存在强行推广模式、干预过多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损害了国际共运的内部平等团结（例如1948年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

（三）中国评价的科学性与智慧光芒

正是在对斯大林如此复杂的历史贡献与重大错误的深刻洞察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其无与伦比的理论定力和历史评价智慧。

1956年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斯大林功绩与错误相比，“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形象地概括为“三七开”。

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特别是第二评）中，中共系统论述了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同时明确批评其“在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理论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在肃反等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并深刻指出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和脱离群众。

我们党和国家认为，看待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是方法论原则：“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做全面的、适当的分析”，坚决反对“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这一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情绪，体现了最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这一客观评价立场，使中国共产党成功避免了苏联因否定历史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坍塌和社会思想混乱。我们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国际共运在思想上的宝贵资产，更重要的是，为我们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扫清了历史认识的障碍。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和政治定力的光辉体现，是其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思想前提。

只有在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客观地理解了斯大林这座复杂的历史坐标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日俄共“修正”历史决议背后的现实考量，以及这场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对话的全部含义。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四、镜鉴当下——俄共决议的“平反”背后：历史、战争与国族重建

俄共第十九次大会的决议，绝非象牙塔中的历史考据，而是深嵌于当下俄罗斯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泥沼之中。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胶着、西方制裁围堵步步紧逼、国内社会亟需凝聚共识的背景下，这份旨在“否定赫鲁晓夫、重评斯大林”的决议，其字里行间跳动着强烈的现实政治脉搏，承载着多重深刻而迫切的战略意图。

（一）为“特别军事行动”铸造历史与道义根基

俄乌冲突已远超军事对抗范畴，演变为一场涉及历史叙事、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全方位战争。俄共决议在此刻抛出，其首要目标便是为俄罗斯的行动构建更深厚的历史正当性与道义支撑。

解构乌克兰独立的“历史合法性”：当前乌克兰官方及民族主义力量构建其独立建国及反俄叙事的重要基石之一，便是将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描绘为对乌克兰民族的“殖民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如过度政治化解读1932-1933年饥荒）。这种叙事将乌克兰定位为历史受害者，其独立与亲西方转向被赋予“摆脱压迫”、“回归正途”的正义光环。

俄共决议通过批判赫鲁晓夫开启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路径，直指这种反俄叙事的源头。决议逻辑在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歪曲否定，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日后系统性地割裂俄乌共同历史、妖魔化苏联（等同于俄罗斯）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弹药”和操作空间。重评斯大林、肯定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及对苏联国家统一的维护，旨在从根本上驳斥乌克兰“受害者史观”，论证俄乌在历史、文化、命运上的深刻联结不可分割，从而否定乌克兰独立（尤其是当前反俄亲西方模式）的“历史合法性”。

批判“去共产主义化”催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决议将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报告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在苏联解体后被乌克兰利用，发展为彻底的“去共产主义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推倒列宁像，更将历史上曾与纳粹合作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如斯捷潘·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及其武装“乌克兰起义军UPA”）奉为“民族英雄”。

俄共决议试图揭示，正是赫鲁晓夫开启的对历史的否定，以及其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放任，才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和官方化提供了土壤。

当前乌克兰对班德拉分子的崇拜及其在乌东地区的行径（被俄方指为“纳粹化”），被视为赫鲁晓夫历史错误在当代结出的“毒果”。批判赫鲁晓夫，旨在揭露乌克兰当前反俄政权的意识形态根源具有“历史反动性”和“法西斯倾向”，从而为“特别军事行动”赋予“去纳粹化”这一道义目标的更深层历史依据。

提供精神动员的“胜利旗帜”：在战事迁延、伤亡日增、经济承压的艰难时刻，俄罗斯社会亟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斯大林，作为领导苏联赢得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战争——“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其形象是“胜利”、“坚韧”、“国家强大”的终极象征。

重评斯大林，特别是突出其在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在唤起民众对那段辉煌胜利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自豪感，将其转化为支持当前军事行动的精神动力。在西方将俄罗斯描绘为“侵略者”、“邪恶帝国继承者”的叙事攻势下，高举斯大林这面“胜利之旗”，是对抗西方舆论战、提振国内民心士气的有力武器。

（二）应对国内意识形态真空与社会整合挑战

苏联解体三十余载，俄罗斯在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始终未能构建起一种被社会广泛接受、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新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俄共决议亦是试图填补这一真空、参与社会整合的努力。

争夺历史解释权与“强国遗产”：普京政权虽推崇保守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价值观，并试图整合苏联时期的某些强国元素（如对卫国战争胜利的极度尊崇），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对斯大林时代总体上持一种谨慎的、有选择的利用态度。

作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俄共敏锐地捕捉到部分民众（尤其是老一辈）对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展现的强大国力）的怀旧情绪，以及社会对清晰历史坐标和精神归宿的需求。通过高调重评斯大林、批判赫鲁晓夫，俄共试图在官方叙事之外，争夺对苏联历史（尤其是其“强国”遗产部分）的解释权，将自己定位为苏联辉煌历史的正统继承者和守护者，从而巩固和扩大其社会基础，增强政治影响力。

提供替代性精神归宿：面对西方制裁下的经济困境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部分俄罗斯民众可能从对苏联强大时期的追忆中寻求慰藉。斯大林时代，尽管充满争议，但其展现的国家意志、集体力量和面对逆境的不屈精神，对某些群体仍然具有吸引力。

俄共此举，意在为那些对现状不满、对前途迷茫的民众，提供一个有别于当前困境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归宿（尽管带有选择性记忆的色彩）。

批判现实困境的历史隐喻：俄共决议中对赫鲁晓夫“动摇国本”、“瓦解团结”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解读为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经历的社会分裂、国力衰退、西方渗透等问题的历史隐喻性批判。通过清算赫鲁晓夫的历史“错误”，俄共也在间接表达对过去数十年俄罗斯发展道路某些方面的不满，并推销其自身的政治解决方案。

2016年12月21日，俄罗斯民众在莫斯科举行活动纪念斯大林诞辰137周年。

（三）服务于对乌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武器”

决议本身，就是俄共乃至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意识形态战场上的重要出击。

首先是直接解构乌克兰反俄史观。如前所述，决议的核心逻辑链条之一，就是将乌克兰当前的反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直接溯源至赫鲁晓夫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为俄罗斯在舆论上批判乌克兰政权及其思想基础提供了历史纵深的理论武器。

其次是强化“兄弟民族”叙事。通过肯定斯大林时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共同牺牲与胜利，强调俄乌（以及其他前苏联民族）在斯大林领导下作为统一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旨在强化“历史兄弟民族”的叙事，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构建的“千年世仇”论调，服务于瓦解对方战斗意志、争取乌东俄语区民心的目标。

因此，俄共第十九次大会的决议，远非一次单纯的历史学术“翻案”。它是俄罗斯在深陷地缘政治危机、面临严峻国家认同挑战的十字路口，试图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拾起“斯大林”这一极具象征意义且充满争议的符号，将其锻造成服务于多重现实目标的工具：为战争提供道义辩护与精神动力，为国内整合寻求历史认同与意识形态支撑，为对乌斗争打造理论武器。

这是一场在历史战场开辟的“第二战线”，其成败不仅关乎对过去的评价，更将深刻影响俄罗斯当下与未来的国运走向。这场围绕历史符号展开的现实博弈，其最终效果与持久性仍需时间检验，但它无疑清晰地说明：历史，从来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战场。

结语：历史观的较量与道路的昭示

俄共第十九次大会掀起的这场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翻案”，其声波远超对一份旧报告的臧否，更穿透时空，映射出一场关乎国运兴衰、道路选择的深层较量——如何评价历史领袖，如何对待自身奋斗历程，如何汲取历史智慧开创未来。这场较量的核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及其衍生出的政治路线的对决。

历史经验的试炼：两种路径，两种结局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所代表的，是一种割裂的、虚无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它将复杂、艰难而光辉的历史进程，粗暴简化为对个人的全盘否定；它将体制运行中积累的问题和严峻环境下产生的错误，全然归咎于领袖的所谓“道德罪恶”；它为了短期政治目的和树立个人权威，不惜捏造事实、煽动情绪。

这种看似“革命”的自我否定，实则是历史根基的自戕、信仰之塔的崩塌和国族认同的自毁。其严重后果，我们已然目睹：苏共逐渐丧失了道义制高点和执政合法性，社会思想陷入长期混乱与自我怀疑，国际共运遭受无法弥补的内伤，最终汇成了导向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性悲剧的暗流。赫鲁晓夫的报告，不仅未能正确总结历史以革新前行，反而成了自我埋葬的开端。

面对同样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共方面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其功过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坚决反对“一棍子打死”或盲目推崇。

毛泽东同志精辟概括的“三七开”，深刻体现了这一立场：肯定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反法西斯战争统帅的巨大功绩（主要方面），同时毫不掩饰其犯有的严重错误，并从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根源上分析这些错误。

这种坚持不割裂历史、不否定主流、不回避问题的客观、科学态度，使中国共产党成功避免了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坍塌和社会思想混乱。它捍卫了党的奋斗历史的连续性与正当性，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前三十年的艰难探索，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伟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历史认知基础和政治定力。

历史决议的启示：现实困境与历史的应急之策

当我们审视今日俄共重评斯大林的决议时，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其强烈的当代性与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是在俄乌冲突陷入胶着、西方围堵空前严峻、国内社会亟需凝聚力的特殊历史关头，俄罗斯左翼政治力量（以俄共为代表）试图从历史的工具箱中寻找应对现实危机武器的一种尝试。它本质上是试图借用斯大林作为“胜利”、“统一”、“强大”的历史符号，服务于多重迫切目标：为“特别军事行动”注入历史正当性动力，批判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叙事根基，在国内整合中争夺历史认同的解释权，为迷茫的民众提供一种“强国荣光”的精神慰藉。

然而，这种对历史符号的“应急”征用，能否真正重塑一个健康、自信、面向未来的国族认同，能否为深陷泥淖的困境指明出路，其效果远未可知。历史的复杂性与“斯大林模式”的沉重遗产，决定了其作为“精神旗帜”本身自带的争议性与局限性。这更像是在现实困境无法迅速纾解时，返身回望历史的“急救绷带”，而非照亮未来的清晰路标。

历史教训的回响：鉴往知来，走好自己的路

围绕斯大林评价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反复，其深层价值远超历史事件本身。它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塑造了国家命运、承载着复杂功过的关键历史人物与重大转折，直接关系到其当下的团结稳定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历史观是清醒剂、粘合剂，更是导航仪。

从苏联的教训与中国的坚守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最终导向的是自我毁灭的深渊；而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包括伟大成就与深刻教训），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扬弃中创新，保持道路的坚定性与生命力。

从俄共今天的决议中，我们应当思考：当现实挑战难以化解，诉诸历史符号进行政治动员固然有其战术意义，但长远的发展与真正的复兴，最终必须立足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立足于立足国情的科学实践，立足于为人民开创美好未来的真实能力，而非对过往辉煌（哪怕是选择性剪裁的辉煌）的简单怀旧与符号化利用。

总之，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考验着每一个民族的智慧。苏联的悲剧警示世人根基不可自毁，中国的成功印证了道路唯有自主。面对百年变局的惊涛骇浪，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明辨方位，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破浪前行，才能穿越激流险滩，抵达光明的彼岸。

俄国人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他们的“急救绷带”，而中国人民，在历史的厚重馈赠与时代的澎湃召唤下，正以清晰的历史自觉与坚定的道路自信，续写着人类政治文明崭新的中国篇章——这，正是这段跨越世纪的“斯大林评价史”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与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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