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近些年来，“农村年味变淡”的话题屡被提及，不少对此感到失落的人士还作了比较悲情的乡愁表达。

我的老家在湖北荆门。每年春节，我都会返乡过年，见证了那份年味在岁月中一点点稀释的历程。尤其是近三五年，农村过年正从一种实质性、浸润式的节日体验，急速滑向一种仪式性、符号化的存在。

在这表象之下，隐藏着乡村社会结构与生活意义的深刻变迁。循着这一逻辑，我们既能看清年味变化的诱因，也可以思考一个“大变局”命题：在这个“巨变时代”，我们该如何过好一个中国年？

表象

2026年在湖北荆门老家，我和弟弟两家人陪着父亲过年。我与爱人腊月二十八日到家和父亲一起卤菜、打扫屋子等做最后的准备，二十九日兄弟两家人和父亲一道做团圆饭，大年初一到坟地祭祖，大年初二陪爱人回娘家。我参与了老家过年的主要环节，感觉有几个明显的变化。

比如，以前在老家过年，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准备：进入腊月后杀年猪是开始，然后是起鱼、杀鸡、做饼子、打糍粑、做盘龙圆子……，到年三十中午全家吃大团圆饭是高潮。这里且不说漫长的准备过程，单说吃团圆饭。

吃团圆饭既是每个家庭的事，也是村庄的事。吃饭前有个重要事项就是放鞭炮。以前常常很奇怪，母亲一边在厨房里劳作，一边还能从鞭炮声中听得出来是谁家开始吃团圆饭了。后来才明白，其实放鞭炮很有一些讲究，比如家里当年有结婚、建房、买车或者在外挣了大钱等喜事，就会放100响的冲天炮仗，当然没有什么大喜事的，也有放大炮仗的，但毕竟是少数，并且每家都会争先放响鞭炮，争个彩头，预示新的一年里会强别人一头。每到中午12点左右是鞭炮最为密集和响亮的时刻。

但是，今年中午吃团圆饭时，没有听到几次鞭炮声了，大约不到全村落农户的三分之一，并且鞭炮声稀稀落落、短暂而低沉，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出是哪家放的鞭炮。

比如，以前年三十吃完团圆饭后一些人就要在村里窜门，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相互沟通了解信息，知道谁在哪里发财、来年准备做什么，还有一些人会聚在一起带彩打麻将，常常会持续到新旧年交替才结束回家睡觉。新年初一早上有一个项目是年轻男子领着小孩子挨家挨户拜年，各主家会拿烟招待年轻人、拿糖果饼干饮料等零食招待小孩子。

但是，今年过年却完全不同，大年二十九吃完团圆饭后，没有人来窜门，我们也没有外出，整个村庄里都是静悄悄的，很少见到人影走动。我们兄弟吃完饭后就围着火炉陪父亲聊天，聊家庭、聊生意、聊养老……几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大家一起动手烧了年夜饭吃，然后我们回县城宾馆跨年，弟弟一家回荆门城里跨年，父亲一人独守着老屋跨年。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几间卧室也被父亲摆满了生产生活用具，父亲没有心情收拾，我们春节回家几天也无法收拾出来，所以一般都不会在老家跨年了。

再比如，以前新年初一早晨每家每户男丁都要去给祖先上坟烧纸钱放鞭炮，并且一般都要赶在日出前祭拜完，以此才认为是对祖先的尊敬。以前母亲一般在早上六点左右就会喊我起床，和父亲一起去给祖宗拜年。在上坟过程中会遇到村子里大多数人，大家相互道一声新年好。

今年二十九返城时，我和弟弟说好了初一早晨早点回村，以免回村人多堵车。初一早晨，我们从县城出发，接近九点才到家。奇怪的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多少人回乡。我们到家后就去上坟，看到坟地里鞭炮碎屑稀少，也没有多少纸钱的灰烬痕迹。我们祭完祖先后到家吃完饭，直到离开也没有听到坟地里再传来鞭炮声。

当然农村过年的变化远不只是这些，但是笔者对农村年味变化的直观感受，表明家乡的年俗文化中社会交往、祖先崇拜、面子竞争、家庭展演等实质性社会功能正在退场，过年正在演变为一种内容相对空洞的文化象征符号。

2010年2月14日，在河南新蔡县佛阁寺镇大展庄，村民在等待鞭炮燃放后到邻居家拜年。 资料图：新华社

结构

在历时性比较中，农村年味确实存在巨大落差。对于曾经历过比较浓的年味的人而言，那些过年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已经构成了他们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他们感知不到那些载体时，就特别容易勾起自己内心深处的乡愁情绪，就诱发了对于农村衰落的悲情挽歌。这种情绪渲染虽引人伤感，但是并无太多建设性意义。

当前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种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厘清中国年的变迁图景，才能客观理解和应对如何过好中国年这一时代命题。

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

1980年代的农村，家庭仍然是传统小农意义上的结构：全家老少三代都集中居住在一起，即使老年人单过，大多挨在儿子的房子旁边。那时过年是全家人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每项仪式都要做到位。

而经过三四十年的变迁，绝大多数家庭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升学、工作、外出务工或经商，尤其是近年来婚姻与教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推力，年轻一代几乎都进城定居，农村则留给了老年人。这种城乡分居的模式，也悄然分走了过年的内容与仪式。以我的家庭为例：我在武汉安家，弟弟一家住荆门市区，父亲独居农村。过年时，除了陪父亲过年，我们也会享受城市里的节日方式。

其次是亲戚结构的变化。

亲戚是由姻亲决定的。兄弟姐妹的婚姻构成“一代亲”，父母兄弟姐妹的婚姻构成“二代表亲”，这是许多农村地区的基本亲戚谱系。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多则七八个、少则三四人，婚姻圈多集中在周边村庄，跨镇已算远的。彼此住得近，平时常有劳动互助，过年时约定好日子一家家吃过去，也成了过年的必备项目。两边兄弟姐妹加起来，少则四五家，多则十余家，从正月初二算起，少则拜到初七初八，多则要到元宵前后。

进入2020年代后，“70后”、“80后”逐渐成为过年主体，但一方面兄弟姐妹人数大为减少，多不过两三个，少则为独生；另一方面，兄弟姐妹分散在全国各地城市，平时少有来往，时空距离远，许多已不再相互拜年，只在父母家聚一顿饭便各自散去。至于给父母的兄弟姐妹拜年，有时候不回家过年就免掉了，即便回去，也常常在一天内跑完，或让老人自己走动。于是，农村过年基本止于三十、初一、初二，到初三就没有多少人走亲戚了。

最后是村社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村社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承包，

但每家每户在生计模式上仍高度同质，村社就是一个个由同质家庭构成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因此，对于村社而言，过年还是一件集体的事情，要互相协助、集体娱乐、面子竞争、家庭展演等。

而经过多年城镇化发展，村社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7.92%，到2025年提升了近50个百分点，增量相当于欧盟总人口近两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超过60%的人口都进城了。这些进城者回村，往往只是过客，越来越难以融入村社，也渐渐不再经营村内人际关系。也因此，村社慢慢变成由少数“中坚农民”与大多数留守老人组成的社会结构。这一分化，削弱了过年时村社内部的面子竞争、家庭表演等社会基础。以我所在村民小组为例，原有120余人，现常住仅50余人，多为留守老人；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或进城定居者不愿返乡过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老人接进城市过节。

上述三层结构的变化，正悄然掏空农村年味的主体构成要素——家庭团圆、社会交往、村庄竞争、慎终追远等春节所依托的仪式化互动内容。而这，也正是人们感到“农村年味变淡”的深层原因所在。

意义

结构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结构决定行动，并且往往构成了行动的主流意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理解社会行动的关键在于把握行动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而意义是‌集体的、动态的、情境性的‌，是社会成员通过日常互动、符号交流和文化传承共同构建的“共享现实”。

三层结构之变，掏空了农村年味的核心内涵，使人觉得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了，过去过年的那些“共享现实”是对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一旦丧失，就构成了浓浓的乡愁，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悲情挽歌。这种悲情挽歌是对旧结构决定的行动意义的怀恋，但是注定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新结构已经生产出了新的行动意义。

还是先说家庭结构与意义。

在家庭城镇化进程中，前半程的重心仍然在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构表现为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务农并带孙代。农村的家仍然是全家人的根据地。过年时，年轻人自然会千里迢迢奔赴老家与父母、孩子团聚，全家聚在一起欢度春节，在家人团圆的意义之上，还有对农村老家的认同与维系意义。

但是进入后半程后，家庭的重心开始向城市倾斜，代际分工也以务工为主，举全家之力为子代在城里买房安家，孙代也进城读书，有的是由妈妈陪读、爷爷奶奶留守农村，有的是让奶奶进城陪伴、只剩爷爷一人在村。农村的老家不再是全家的根据地，城市的家成了全家的重心所在。也正因此，许多人将父母接到城市过年，既实现血亲团圆的意义，也体现对新家的认同与支持。即便回村过年，其意义也渐渐缩为追思祖先。

再说亲戚结构与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渐成常态。从全国调查来看，不乏“同乡同业”“同家同业”的现象——如湖北钟祥石牌的豆腐、福建沙县的小吃、江西抚州的小白菜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即便没有这类品牌效应，父子两代、兄弟姐妹所建构的亲戚关系，仍然是相互介绍工作、集体行动、相互照应的重要资源，由此容易形成“亲戚共同体”。过年时的亲戚往来，除了维系血缘姻亲关系，还具有巩固谋生共同体的意义。

但几十年过去，原来的亲戚共同体正在解体。原因是，在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中，兄弟姐妹各自抓住了不同的谋生机会，出现了职业分化。谋生的共同体一旦瓦解，隔行如隔山，亲戚间的共同话题也就越来越少。兄弟姐妹还可以多聊几句，表亲之间可聊的就少了。于是，走亲戚渐渐只剩下形式：只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是亲戚”。

最后说村社结构与意义。

村社一般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在很长时期内，它是全体村民生活与生产的共同体。即便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初期，村社依然保留着情感共同体的底色。外出者返乡过年，仍是社会交往、面子竞争、情感交流等的重要节点。

但经过数十年变迁，外出者的生产生活单位，早已从村社转移到城市的工厂车间、办公室、企事业单位。他们对村社的情感也越来越淡，他们返乡过年，只剩下了一解乡愁的意义。

1997年2月3日，在河南郏县西安良村的一户农家小院内，村农民剧团正为村民进行春节期间的首场演出，通过演出拜年。 图源：新华社

不过，也应看到村社的复杂性，特别是华南宗族地区，一个村社甚至几个行政村构成一个大宗族，宗族依然具有较强的团结功能。因此，对于华南外出者而言，村社依然承载着社会交往、面子竞争、情感交流等传统意义。这也正是华南农村过年仍保留游神、集体祭祖等公共活动的原因。

结构决定行动，其中的逻辑在于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一旦结构发生变化，意义也就发生变化，原来的行动肯定要发生异化。在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当前的家庭结构、亲戚结构与村社结构都正在发生质变，使得农村过年的意义也在经历根本性重构，最终导致人们在农村过年的行动空间不断收缩。从总体感知而言，便是年味不断变淡，越来越让人觉得“没啥意思了”。

变局

农村年味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淡化趋势可能还将持续。这是多层结构及其意义变迁所共同决定的。对其唱起悲歌，既无法阻挡年味变淡的进程，也不可能让往日的浓味回归。

当前更为重要的，是从已然变化的结构出发，主动帮助各类主体建构出新的意义，对年味进行重新定义与发展，让留守乡村的村民与进城定居者都能找到新的参与方式，度过富有意义的春节，从而填补传统年味变淡留下的意义空白，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已能看到一些顺应大变局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国家从宏观层面不断动员游子返乡过年，倡导让家庭团圆、过好中国年，继续发挥家庭在养老、团结、互助等方面的治理功能。这很重要，需要持续推动。但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子将不再返乡过年；即便返乡，也越来越少走亲戚、与村民互动。

因此，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将更多注意力转向留守村民——他们才是村社的真正主体。应从村社内部入手，组织他们过好新年。例如，正月初二城居者返城之后，可以组织留守村民开展一些春节活动，如包饺子、唱大戏、跳秧歌舞等；也可组织村民相互拜年，特别是组织党员志愿者给高龄村民拜年。从多个层面为留守村民制造年味，让他们同样获得过年的实质意义。

在农村组织过年，还需要具备超越村社时空的思维。

2026年1月11日，重庆合川网友“呆呆”在网上摇网友来按猪，结果聚集了上千网友，连续办了好几天的“刨猪宴”。

在现代交通和网络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当下，时空被极大压缩；加之长期网购、在线办公等交流方式的普及，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常态化，心理距离日渐缩短，相互信任度不断增强。大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视作“陌生的熟人”。在这种交往结构下，村社完全可以借鉴“呆呆”的“刨猪宴”经验，挖掘本地民俗年俗，尝试以多种方式吸引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下乡进村过年，既为这些陌生人提供乡村年味体验，也为村社内部主体增添过年的氛围。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如何营造城市过年的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城乡代际分工模式将逐步向单一的城市务工模式转变——主要是农村老年人离世后，外出进城务工者大多会选择在务工地过年。这已不是稀见现象。我近年在江苏、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调研发现，当地务工者大多就地过年。今年，笔者也有亲友在广东过年。在市县层面，还有不少城居者将农村的父母亲戚接进城市过年。也就是说，春节期间，城市不再是空城，而是将有越来越多的各类主体留下过年，他们同样需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年。

从常规策略来看，可以延长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免费公共空间的开放时间；可以完善配套餐饮服务——我今年跑了几个城市，发现中午晚上各用餐点都挤得满满的，找地方吃饭颇为困难；可以结合各地历史特色开展民俗活动，如南方的游神；还可以在来自同一地方的务工者聚集地，组织“母地”民俗文化活动，等等。

2026年2月19日，小朋友在江苏省海安市花海里花木市场文创基地挑选非遗彩灯。 图源：新华社

此外，随着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我今年也想外出转转，在网上搜索发现各大旅游景点人潮汹涌，好不容易抢到一个景点门票，驱车七八百里，还在附近城市住了一夜，结果第二天因景区超员而无法进入。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各方面统筹协调，切实提升春节旅游服务水平。

结语

中国人是一定要过中国年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年具有近乎宗教般的意义——在过年的仪式中，人们得以体悟家庭圆满、亲友和睦、社会和谐，也由此感知四季的轮回与生命的演替。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过好中国年，需要顺应一个基本现实：当下中国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巨变时代。

“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与“城市中国”这三个词，可以用来勾勒城乡关系的演变脉络。如果将乡土中国视为1.0版的城乡关系，那么城乡中国便是2.0版，而城市中国则代表着3.0版的城乡关系。当城乡关系最终迈入3.0版时，中国将基本完成城镇化——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过年也将主要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正处于城乡关系的2.0版。城镇化尚未完成，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多重关联因素，家庭结构、亲戚结构、村社结构正是维系城乡关联的重要媒介。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城乡中国的暂态性，以及其向城市中国过渡的演进趋势。只有基于这一判断来思考如何过好中国年，才可能创造性地建构出过年的新方式。

当然，如何过好年，归根结底是每个个体与家庭的事。但若完全依靠社会自行运转，也可能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因此，仍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加以引领，也需要基层治理主体不断提升转化落实的能力，让过好中国年在结构变迁中依然可感、可行、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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