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这十年，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是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触动世界的十年，一直记挂“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却英年早逝，未能见证。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平认为，若杨小凯教授有幸见到金融危机后中西方的不同表现，一定会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观察和理论，“因为他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探索的一生。”

杨教授一生大起大落。高干子弟、阶下囚、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50年代生人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说，自己的这位挚友为“我们这代人无人不知”，令杨小凯人尽皆知的，是他20岁写就的《中国向何处去》。彼时，杨小凯还叫杨曦光。

去年曾向刘小枫教授发动学理辩争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认为《中国向何处去》“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关怀和思索远超邓晓芒的分析，在当时可谓文革新思潮中耀眼的亮点。

1987年7月，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与夫人吴小娟和孩子合影

2002年，杨小凯与布坎南、黄有光合影

这篇文章让杨曦光成为十年的阶下囚。“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杨小凯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而他的同事、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却称之为“光荣十年”。

在狱中，杨曦光学习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一套《资本论》也唤起他对未来的期许，“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1978年出狱后，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使用乳名“杨小凯”。在辗转湖南新华印刷二厂、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后，杨小凯抓住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进修，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那一年杨小凯35岁。

1988年，杨小凯被授予博士学位。当年，他的另一部著作《牛鬼蛇神录》在香港出版，该书记录下他在十年监牢生活中的亲历亲闻。杨小凯对这部书自诩甚高，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在杨小凯离世十年后，媒体记住的是一位“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华人”，经济学家还在探讨他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只有历史学者朱学勤教授念念不忘这本《牛鬼蛇神录》，“我觉得终生遗憾、对不起小凯。”杨小凯的一生，堪称当代中国的一个典型样本。

2001年，杨小凯与（左起）吴小娟、朱学勤、曲子龄、张永生在墨尔本家里

 

1993年7月，杨小凯与邹至庄在海南

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前后，诸多学人发言追思，观察者网、澎湃新闻网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7月5日，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更是举办了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诸多学者以及杨小凯遗孀吴小娟从各个角度追忆杨小凯。观察者网为读者摘录各方追思语录如下：

陈平：

文革开始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正在参加农村四清。杨小凯是中学生，他的父母都是中共做地下工作出身的干部，涉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杨小凯1966年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为此入狱十年之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体会很深，写了很多狱中见闻。他留美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环境优美的学府。所以，杨小凯见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面，主张中国的改革向西方模式的宪政靠拢是不奇怪的。他得病之后，信仰转为基督教，用基督教的自然理性来论证宪政的普世性，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西方主流的历史观。

我对杨小凯的许多主张，都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例如，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对避免专制君主和多数暴政显然是历史的进步，也给多数人带来利益。我的问题是，主张宪政的人，可能只有善良的愿望，但是没有可操作的办法。这有点像老鼠要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问题，老鼠如何能说服猫自愿挂铃铛呢？

结论

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纪念杨小凯关于劳动分工和宪政的工作与思考，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在这里，详细介绍复杂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为了自夸，而是为了普及物理学的最新知识及其在社会科学的应用，因为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科学对经济学的冲击。劳动分工理论和宪政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但是最近几十年来，东亚和中国的崛起，使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国知识分子从到西方取经的启蒙运动，到参与当代国际社会的改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和交融，提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数据的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决策，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市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又使大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社会演化的复杂性。这对复杂科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结合，起了推动作用。要走出美国起源的金融危机，超越西方劳动分工模式引发的生态危机，我们有必要整合东方整体论的智慧和西方分析科学的工具，来更好地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

要是杨小凯能有幸见到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的不同表现，我相信他一定会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观察和理论。因为他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也是探索的一生。

愿历史见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探索对下一代的发展是有益的。

（来源：观察者网 全文请点《陈平：与杨小凯未完的对话》）

朱学勤：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他们邀请我写一年专栏，帮他们建立影响。我答应了。但我答应的条件只有一个。我说，我写一年的专栏，但是最后一期一定是我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而且我以纪念杨小凯文章的形式发出他的临终遗嘱。你们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第一篇就不写了。后来他们就答应了。

他（王希哲）就找杨小凯。他说得也非常坦率。这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可爱之处。他第一句话就说：“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没有战斗力”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这是什么话啊。我刚刚讲了，“文革”当中的文章，小凯已经经过反思，后来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小凯后面的文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领域，价值远远超过了“文革”时的水平。结果，这哥们儿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

小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反对那种职业革命家搞的这种极端政治，但是我们应该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站得住脚的经验，建立一个公信力国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制，争取宪政，但我们都有自己正当的职业，并不是只剩下职业革命家。怎么建立这个公信力呢？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哪怕你是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就跟上一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跑到国外就是吃政治饭，吃革命饭，回去还是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小凯跟我说过，你（小娟）也转告过我，“学勤啊，有什么办法把《牛鬼蛇神录》出一个大陆版。” 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大概接触了十几家出版社，拿过去看了复印稿都说好，三下两下最后就拿回来……所以，一直到现，小凯最重要的经济学之外的著作，中国大陆没有出版。

（来源：澎湃新闻 全文请点击《朱学勤：小凯的嘱托与我的交待》）

林毅夫：

为什么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转型政策，好像可以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是作为行动的指导却都是失败的？我想最主要的是，主流理论从18世纪开始，都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作为参照系的。比如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是在1776年，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何况，西方主流理论就像时装一样，是一个潮流，这段时间是这个主流理论，过一段时间，又变成另一个主流理论。那么我们拿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到底哪个理论可以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参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我想，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逻辑模型，而是希望某种认识去改造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有同样的抱负，但实际上，从绩效上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很少，原因在于太相信主流理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不断被扬弃的，那么主流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看的话，更容易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经常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

我们再追思杨小凯，最重要的还是认识到，我们要国家的现代化、要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的成功跟失败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 全文请点击《杨小凯对反思主流经济学的贡献》）

张维迎：

说认识小凯，我可能排在第二。第一位的当然是小娟。我1982年认识小凯，在全国开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很深印象。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包括介绍给我科斯的企业理论，我组织翻译的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这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斯密的增长模式我归结起来很简单，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本质。这个国家财富怎么增加，其实很简单，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这靠什么？就是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怎么来的？就来自分工，小凯的大量工作就集中在研究分工怎么导致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他的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本身是有一定局限的。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当你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他都得考虑，这个人干什么，他绝对不会闭着眼睛抓阄我随便选一个生产衣服还是粮食。企业家不是我们原来像马克思描述的，盲目的，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每个人都有计划，只是有些人计划好一点，有的人计划的不好一点。这个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我觉得不是现实的经济真正的协调。

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他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也可能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小凯两本书索引里面没有企业家这两个字，这里面我认为他对企业家这个功能的认识，他对分工的认识非常充分，但是在企业家功能的认识他不够充分。

我跟小凯交流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小凯提出企业家的这个功能不能进行定价，所以需要企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为什么不能定价？就是因为一个想法没法用统计来验证，如果人们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赚钱，不相信你也没法赚钱，所以你才有自己操手去干，最后有人买单了你就赚钱了，我觉得这个说法，间接定价理论，是小凯关于企业一个重要的贡献。（来源：澎湃新闻）

黄有光：

小凯来Monash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十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七个月就写完。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年，第691－69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从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国内曾经有一些否定杨小凯的新框架的看法（关于其均衡的不存在），我认为这些看法忽视理论抽象的作用，太学究。在7月7-8日将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学会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常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我将论述杨小凯的简化假设是可以接受的。（来源：澎湃新闻）

季卫东：

与各位新老朋友相比，我在这里大概是一个异类，绝大部分在座的都是经济学界的专家。我来自法学界。大多数人可能和小凯都有比较长时间的交往，我见小凯的机会不多，但印象很深。

从我们研究法律的人来看，觉得小凯是一个先知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国那么多人，都狂热地认为在奔向真理和天堂的时候，他提出来了，《中国向何处去》，而且只有17岁。当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而且经济学者认为仅仅通过讨价还价，我们就有可能博弈出一个新形式的时候，小凯提出了一个腐败的问题。这个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自豪、高兴。但是小凯这个时候，2003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让宪法得到尊重》。小娟（妻子吴小娟）女士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他最后的文章。我感觉到他很多的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来源：澎湃新闻）

张永生：

我跟小凯，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有缘分的。我看了他的东西，非常喜欢，就给他写邮件。当时他在哈佛大学，我们就通过电子邮件讨论。第一次跟小凯见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合作完成了一本书。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有很多数学，很多人一看数学这么多就犯怵，所以他说，我们要搞一本没有数学的书，比较通俗的书，来传播他的思想。这本书我没有任何原创性的贡献。我的博士论文，虽然他不是我官方的指导老师，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给我出的题目，并指导我做。拿到博士以后，他又同有光、鹤凌一起，把我弄到蒙纳士大学去做博士后，我在那边同他一起相处了几年。

小凯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小凯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中国如何强大。他同我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后落脚都要落到中国的问题上。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我认为他有三个特点：即独立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独立性，是指他从不站在任何特定组织的立场上说话。他所有的言论，均是基于他专业的思考。而且，他所有的建议，都具有建设性的，不像一些批评者，只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就学术而言，我对小凯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就解释现实问题来说，经济学实际上还处于“炼金术”的阶段。以目前经济学的进展，我们对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应该保持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欧美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样本，政治上也有人主张简单效法欧美模式。但是，我们对中国目前正发生的一切，的确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中国有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就给我们做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在谈起小凯时，我听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天才、可惜”。我对这个两个词都不是太喜欢，因为这意味着，你评价一个人时，是按照学术的成功、事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是轰轰烈烈作为标准的。这些标准，相对于人本身的意义来说，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来源：澎湃新闻）

赵红军：

如果要我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家谱当中添加小凯的经济思想，我想我一定会在新古典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或者萨缪尔森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流派下面，增加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个流派，并标出它与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关系。尽管我并不确切地知道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怎么看待小凯经济思想在经济学谱系当中的地位，但我也能估计到，一个出身于中国、试图对经济学框架和范式进行某些革新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西方面临的那些现实难题，比如，小凯1987年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是却很难在美国谋到一份教职，原因并不是他的研究不优秀，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经济思想不被西方所接收。作为一个深入研究过小凯经济思想的人，我深知小凯经济思想的深邃、睿智和意义所在。因此，在我与导师尹伯成先生撰写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我以“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为题，专列一节介绍了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 （来源：澎湃新闻）

史晋川：

我们原来考虑是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考虑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农村工业化过程当中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家庭作坊最后变成企业。浙江现在有很多上千亿的大企业都是这样起来的。

韦森跟我讲小凯的这个追思会时，我倒是有一个突发奇想，但还没有想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从小凯的分工理论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分工越细越好可能要看在什么组织形态下来分工。比如像浙江当年宜山镇的腈纶棉，按道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条件是不需要做这样的分工的，每一个工序变成一个家庭工厂，但是为了避免当时制度环境给私营企业带来的种种不利或者困难，这样的一种分工形式实际上就绕开了当时很多的制度障碍，然后连接起来，变成了这样一个农村工业化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一点。（来源：澎湃新闻）

张曙光：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我和小凯认识是80年代初，那个时候他在社科院，有一次他到我们经济所来，讨论什么问题现在都没有印象了。那次初次见了面，没有说话也没有交流。和他做重要的接触是天则所成立以后，我负责学术这一块儿，聘请杨小凯做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小凯在天则所的双周（学术研讨会）做过两次讲演。一次是讲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另一次是讲后发优势，这两个我还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件事情，我和邓正来组建《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现在出版部门已经关了。大概是第二期我记得，有一天请程炼写一篇评杨小凯的书评。小凯有一篇回应的文章，为这个事情，我和小凯之间有很多书信的来来往往，为这个文章的事情交换过意见。我和他的接触主要是这么个过程。

今天纪念小凯，我讲的内容斯密的理论里面，分工和交易，市场的理论，是他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新古典（经济学）确实发展了交易和市场的东西，而把分工理论丢了。小凯重新发现，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精神遗产和理论思想，值得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去做。 （来源：澎湃新闻）

韦森：

在小凯的指引下，我才知道制度经济学怎么回事。当年出国之前我满脑子都是政治经济学，还不知道研究产权。90年代我去墨尔本，小凯启发我说要研究制度经济学，讲了很多。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这些工作。当时我在读经济学还是读神学两者之间犹豫。本来是去做神学的，后来放弃转而读了经济学。这其中很大是因为黄有光教授和小凯教授两人的鼎力支持和推荐。这令我终身难忘，不敢懈怠。也是我一生研究的动力。（来源：凤凰财经）

张五常：

我觉得杨小凯是有两个缺点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英文不好，这个是可以学的，我后来知道他的英文进步很多；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经济学方面，懂得深的学问，不懂得浅的学问。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比如说本科方面经济学的训练，只懂得深而不懂得浅的学问。比如他没有掌握成本的概念，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关于专业生产的文章，我发现文章中成本的概念是错的。杨小凯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我没有理由说他不懂，既然我认为他有很大潜力，我就想请他来香港大学，让他跟着我，我当时不会说我教他，但吃中饭的时候，在闲谈的时候，我可以讲些经济学基本概念给他听，我可以很客气地替他修改。所以我在港大就给了他一个合约，给他的头衔就是讲师，是最高级的讲师，但不是高级讲师。

第二年有了一些麻烦，一个人要想来港大任教，一定要有推荐信。既然我说要请你，需要准备的东西我都要做到。我就拿了杨小凯的履历表，上面写下推荐人的名字。让秘书写给三个推荐人，让他们给杨小凯写推荐信。谁知道他的第一位推荐人，最重要的推荐人，没有写推荐信，写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聘请杨小凯。我在学术界几十年都没见过这种情况，你可以敷衍写一下，你怎么可以白纸黑字写让我不要请他，我把那封信藏了起来。

这件事我心境难平了很久。

我后来给了他一份工作，他说过一年会来，但是他要有高级讲师头衔才来，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听，他一定要给他高级讲师的位置，讲师的等级他不肯来。我跟他解释了半天，我说香港大学的惯例，聘请讲师我说了算数，有同事的帮忙就可以过关了，但是高级讲师这一关，校方规定一定要登广告，全世界范围内竞聘。当时当时香港大学高级讲师的待遇是很好的，几十个人申请这个位置，我要怎么做？杨小凯要能够跟他们竞争，而且最终结果要由香港大学高层来决定。我当时就推荐他，但是我没有信心他和别人竞争会赢得很好看。所以我就对杨小凯说，等你来了再说，你来了以后再升为高级讲师就不需要登广告，就不需要去竞争，那时候我把你推上去。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肯听我劝说，最终他没来得成香港大学。

此后，我们就少有联络了。我记得有一次，2001年5月份左右，杨小凯到了香港，约我吃中饭，又旧事重提，一直说怎么样欣赏我的思想，我和他说：“小凯，你也能做的，你为什么不做呢？”

当时我们交谈的非常好，很开心，小凯脸色很好，红光满面，没想到那次见面几个月之后，就听说他已经是肺癌第四期，不治之症。当时我都急坏了，一直在问情况怎么样。听到的消息是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后来听说他没事了，后来再听，又说不好了，最后听说要把他带到美国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我就知道麻烦了，我托一个朋友问他需不需要钱，你要钱的话我有钱。他说我目前还不需要，那我说好，你需要就讲，就直接告诉我。谁知道杨小凯到了美国，没到一个星期就飞回澳洲，我就知道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杨小凯，这是一个悲剧。他绝对不是搞革命的那种人，为了一篇好文章，就无端端关了十年，他在牢里自己学数学、经济是很难得的，获得普林斯顿的博士也是很难得的，但是凭良心说他没有碰到好老师。（来源：凤凰财经）

吴小娟：

小凯几次把股票、期货亏得一干二净我现在还想讲一点，就是小凯学经济学，那我们家的经济大权怎么回事？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刚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发现他几次把股票期货全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这个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然后我就把经济大权夺回来了。我当时想，如果我现在还不改变方向的话，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抢回来以后，我就开始什么都不干，就开始来投资。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准备买房，炒房。我每次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小凯就说不去，我说，怎么不去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去，我一个人吓死了。他说，最好不要我去，他说，我一去了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我就自己去了，我就自己做决定了。

小凯过世以后，我跟小凯一个学生一起吃饭，我就问，小凯为什么每次投资不跟我一起去？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位经济学家，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美国来的教授就讲，他在房价最高的时候就买房子，然后在房价最低的时候就卖房子。太太告诉他不要卖，他就要卖。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搞经济学的，实际上还是有点差别的。所以这样我才明白，小凯为什么尊重我的决定，不出面。所以小凯还是非常明智的。

我女儿现在30多岁了，她也成为基督徒了。她2008年结婚，结婚以后现在生了一个儿子快3岁了。我第二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正在找工作，他学的是心理学，所以他的情况也蛮好的。我第三个孩子，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那时候小凯开会他到处跑。这次他也跟我来了，他今年20岁，他现在在大学读土木工程和商业学，这个孩子长的样子或者他学习的偏好很像小凯，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小凯后继还是有人的。（来源：澎湃新闻）

2004年2月，杨小凯与夫人小娟在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