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网挖到一篇一个月前的旧帖子，文章讲了《国家宝藏·云纹铜禁》这一集。

没在博物馆亲眼看过这件器物，就好奇搜了一下，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嗯，正面是这样的……

然而，就是眼前这件霸气十足的文物，出土时却是一堆残碎的……渣渣。

但即便是渣渣也是考古文物啊，不能随便丢。所以，这些渣渣出土清理后，就被打包送到了河南博物院。由当时河南博物院高级技师、著名青铜器文物修复专家王长青带领一队人修复；王长青在主持这个工作时已经60多岁。

河南博物院修复专家王长青老先生

王长青是谁呢？

国家宝藏这个节目中也有出现，雷佳音带着照片去拜访的河南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王琛，便是王长青先生的儿子。

王琛先生看着照片说，这是他和他父亲一起修复云纹铜禁。当时，王琛才20多岁。

王长青老先生被称为是中国青铜古器修复界三大圣手之一。他是“古铜张”张泰恩的第三代传人，而祖师爷张泰恩则师承清廷赫赫有名的“八大怪”之一“歪嘴于”。

上图中左边是王琛，右边是王长青。下图中穿白大褂的是王琛，出现在国家宝藏节目中。

“云纹铜禁”是1978年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具体的历史典故就不赘述了，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翻出来看节目。

王琛曾在一篇采访中回忆称，“云纹铜禁”运到修复室时，是用两个麻袋装着的，打开麻袋一看真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铜禁残碎为十余大块，且面板严重变形，无数云纹剥落与缺失，只是一堆难以分辨的铜梗和铜渣。12个龙形附兽和12个座兽不仅全部脱离禁体，且大部分残缺不全。一件长方形光板铜案，其中一个边儿还塌陷了一多半。一般理解中，文物修复就是修修补补，文物大的框架应该还在，但眼前的这件云纹铜禁只能用残碎来形容。

面对这堆面目全非的碎块，王长青老先生带领修复人员认真地对禁断面进行比对，对铜梗碴口与碴口进行对接，对附兽与座兽的位置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弄清了全部结构和铸造方法，采用整形、加固、雕制石膏样版、补缺配件、錾花、大焊、铸接、粘接、着色、作锈等多种修复方法。

最终历时近3年，“云纹铜禁”才修复完成。1984年9月，“云纹铜禁”以本来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云纹铜禁越洋过海，到美国展览，直至今天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走位变形。

不过，彻底修复云纹铜禁后，还剩下一些残件，但这些残件显然不是铜禁的，而是与当时淅川下寺1号楚墓的两尊龙耳方壶的构件极为相像，只是稍微大一点儿。

由于淅川下寺2号楚墓盗洞遗留有汉代器物，因此考古专家推测，云纹铜禁上的两尊龙耳方壶，可能早在汉代就被盗走了。两尊龙耳方壶放置在云纹铜禁上，盗墓贼盗移它们时，“打碎”了铜禁，才使云纹铜禁成为一堆铜片和铜渣，也正是这样，云纹铜禁才得以保存到下来。

专家推算，那两尊龙耳方壶高度大致与莲鹤方壶相当，如果把它们放在云纹铜禁上，那该是何等的壮观。

讲完王长青、王琛先生等人绝妙的手艺，那就可以来说说传承至今的技艺与流派了。

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术非常兴盛，形成了以“江苏苏州、山东潍坊、陕西西安、北京”等为代表的四个流派。古董商人曾将各地复制的青铜器称之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和“北京造”。

北京有一个青铜修复家族——贾氏家族，该家族三代都是文物修复高手，涵盖青铜器、书画、纺织品等领域，被誉为“贾氏文物修复之家”，贾氏家族第二代传人贾文忠曾讲述梳理过国内青铜修复派别的脉络。

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出自民国“北京造”青铜器修复高手王德山门下。王德山师从“古铜张”张泰恩，张泰恩则是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太监“歪嘴于”的徒弟。

当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多种手艺人，清朝末年这些手艺人中有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八大怪”。“歪嘴于”系其中古铜器修复高手，为“八大怪”之一。

“歪嘴于”出宫后，于光绪年间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庙内（今人民大会堂附近）开了个古铜器修复作坊“万龙合”。于师傅先后收了7个徒弟，其中最小的徒弟是张泰恩（1880～1958年），人称“张七”。

张泰恩

张泰恩13岁来北京拜“歪嘴于”为师。1911年于师傅去世，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其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主要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

后来，张泰恩将“万隆和”迁到东晓市，由于生意兴隆，张泰恩开始收徒弟，比较著名的有张文普、王德山等11位，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张文普系张泰恩亲侄子，人称“小古铜张”。

王德山系张泰恩的另一位高徒，手艺超群，擅长根据不同国家客人的不同喜好，将其做成不同“洋庄货”，于1989年去世，终年80岁。

张文普收徒7人，王德山收徒8人。除个别改行外，大都成了新中国文博行业第一批青铜器修复师。

王德山

张文普徒弟如李会生、赵振茂在故宫博物院，高英、张兰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德山徒弟如刘增堃在河北省博物馆，杨政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喜瑞、贾玉波在北京美术公司，王荣达在上海博物馆，王长青在河南省博物馆。青铜器修复“古铜张”一派的传人，实力雄厚，均成为青铜器修复业的中坚力量。

如今，从王长青到王琛，再从王琛到自己的徒弟，这个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王琛曾说，父亲不是保守的人，正式徒弟就有20多个，分散在国内各地，大多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但是，王琛考虑更多的，也是这门技艺后继乏人的问题。2013年4月，经组织安排硕士研究生秦志芳和戚军超拜王琛为师，秦志芳专门学习青铜器、金银器、玉器、陶瓷、三彩、釉陶、骨器、木漆器文物的修复技术；戚军超学习各类白陶、红陶、灰陶、彩绘陶器等文物的修复及方案的编制工作。

王琛经常对两位弟子说，文物修复事业是一项非常磨练人意志的工作：“首先你得热爱文物事业，对文物要有感情，并对祖先遗留的传统技艺心存敬意；其次得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学；只有做到这些，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最后才能学到精湛的文物修复技艺。”

嗯，再说回张泰恩-王德山的另一派传人贾玉波吧。贾氏家族除了文物修复技艺传承之外，还有珍藏有另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修复青铜器时留下的照片。

贾玉波

贾玉波（右一）、王德山（右三）等1965年在考古所

贾玉波（1923～2001年），河北束鹿人，为“青铜民间四派”中北京派“古铜张”的嫡传。1937年，其姑父、“通古斋”掌柜乔友声把他带到北京琉璃厂，并安排跟随王德山学习铜器修复。

贾玉波很快成为了王德山最为信任的高徒，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对翻模、铸造、錾刻、鎏金、鎏银等技艺也样样精通。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亟需大批文物修复人员，贾玉波便入美术公司，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复制文物直至退休。

贾玉波7位子女中，除1人改行外，均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第三代中，目前也已有3人从事文物修复。

据贾文忠介绍，当时王德山、贾玉波师徒等人修复文物有个习惯，就是凡经他们亲手修复过的青铜器都要摄影留存。“当时的玻璃底片照相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和底版均十分昂贵。为便于冲洗扩印，玻璃底版一般使用2毫米厚的白玻璃片，轻薄透明。”

贾文忠回忆，其小时候青铜器老照片应该有上千张，曾用手电照着玻璃底版把青铜器形打到墙上，就像今天放映的幻灯片，由于时间较长，玻璃版不易保存。这批玻璃版老照片能够保藏七八十年，大多还比较清晰，实属不易，本身就已经是珍贵文物了。

而且，当时王德山师徒修复青铜器，大多是应市场需要而修，与青铜器流传直接相关。因此，这批青铜器老照片便真实地记录了相关青铜器流传的历史信息。“通过这些照片，不仅可以初步了解到这些青铜器大约的出土年代，还可以追索这些青铜器由谁修复或去锈的，大约是通过什么人、什么时候流传到国外的。这最原始、也是最真实的历史真迹；不仅记录了这些青铜器的过去，也为售后的青铜器研究提供了佐证。”

这批青铜器老照片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编著《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时，就曾经从贾玉波那儿购买了大量青铜器老照片。

1995年，李学勤先生在贾文忠的“铜斋”工作室观看这批老照片时，曾建议以此为线索努力寻访海外流失青铜器的收藏地，最好能再编辑出版一本《海外遗珍》。2000年时，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沙可乐美术馆东方部主任苏芳淑女士专程寻访贾文忠先生，查看了这批老照片，并当场指认出不少老照片中器物的去向和收藏地，其中就有10余件青铜器收藏在佛利尔美术馆。

“首先，记录了民国时期的青铜器流散情况，唤醒历史记忆。”贾文忠介绍，清末民国乱世，盗掘、私掘之风盛行，文物流散严重，大多音迹渺茫，难寻其绪。与王德山有过合作的“通古斋”，其前斋主黄伯川就曾参与过东陵盗案的文物倒卖。贾文忠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斑驳的玻璃底片，上面是一个奇怪器皿的三面立体照。这就是青铜器家族里罕见的人面盉，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这种复杂的情感实在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人面盉在青铜器里是不可或缺的重器。”

人面盉

据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曾称，1940年前后，其曾为通古斋修复过上面这件人面盉。“铜盉是从河南彰德府买来的，系殷墟出土遗物。当时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纹饰模糊不清，经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二人仔细清理、修整，人面盉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下，日久天长，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只能重新做地子，再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生坑人面盉就变成了传世熟坑精品。”

贾文忠称，近一个世纪，殷墟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发掘，但始终未再发现与人面盉相类同的器物。“而这件器型特殊、纹饰精美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盉，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绝无仅有的国宝。”因此王德山、贾玉波翻制了模具，从多个角度拍摄了照片，以备复制。

据说，人面盉修复后，由北京“同益恒”古玩店的萧延卿、陈鉴塘卖给了上海古玩商叶叔重（卢吴公司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经卢吴公司远销美国。贾文忠曾经三次到美国看望人面盉，第一次是在2000年。人面盉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青铜器厅，展厅不算大，但让贾文忠感到震撼，人面盉摆放在展厅中央最醒目的位置。

贾文忠说：“在一个大玻璃展柜里面，人面盉放在正方形底座上。当我低头俯视，一下子就看到它的脸，这是多么熟悉又陌生的面容，在照片上看了它50年，终于看到了它的真实面目。相聚的一瞬间，仿佛是老友相逢。”2012年和2014年贾文忠又两次专程去美国看望人面盉。

为凸显史料价值，考证文物流散去向和著录情况，贾文忠与其哲嗣贾树及国家博物馆青铜器研究学者，在查阅大量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对该书遴选收录的370余张青铜器老照片进行了细致比对考证，确定所涉文物为700件左右，其中98%都是青铜器，包括觚、鼎、簋、爵、尊、觯、斝、鬲、甗、方彝、罍、壶、盉、盘、匜、钟等40余种器型。

贾文忠说：“这些底片记录下了经过父亲师徒修复的青铜器。可以确定109件青铜器的来源去向或著录信息，其中81件能够确定现存国内外博物馆和研究机构。”

“收藏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明尼阿波利斯美术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各有9件。”贾文忠说，这109件中，至少有29件经卢芹斋之手卖出，少数经山中商会、通运公司等古董商号卖出。这些流散信息的考证，进一步阐明了《吉金萃影》一书老照片记载流散文物的史料价值。其次，提供了民国时期流散青铜器的研究资料。青铜器研究，注重出土，传世研究，著录为重。《吉金萃影》一书补充了不少青铜器器型等著录信息的缺环。如清末曾为叶东卿、刘喜海所藏眉寿钟，至今去向不明，只留下铭文和部分纹饰的拓片，该书眉寿钟的照片，使人们得以窥见它的真容。

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兽面纹方鼎和早已销声匿迹的伯貉卣也是玻璃底片中不可忽视的艺术珍品。鼎作为古代重要的炊器，多为三足圆鼎，四足方鼎则鲜有。而附耳、有铜盖的方鼎更是少之又少。这件方鼎恰好是商后期的附耳方鼎。这件方鼎在战乱时流落国外，至今国内除了1977年在洛阳北窑出土的西周兽面纹方鼎与其相似，再找不到同类品种。

伯貉卣及其铭文拓片

“早年流失海外的伯貉卣被推断是西周早期的盛酒器。但一直以来，伯貉卣只有铭文拓片流传，它的实物从未面世，关于它的具体样式只能靠前人的只言片语来想象。”贾文忠表示，而能证明伯貉卣存在的依据，只有他收藏的这张玻璃底片可以佐证：椭圆口、深腹、圈足、饰弦纹和貘首。这张伯貉卣的全身正面照，犹如身份证般，证明了伯貉卣的曾经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这批老照片，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民国时期的考古史。”贾文忠认为，其中的很多青铜器物来自民国时期发现的著名考古遗址，如浚县辛村、洛阳金村，寿县李三孤堆、新郑李家楼等，这对青铜器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兽面纹方鼎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商代云雷纹卣

眉寿钟 叶东卿、刘喜海旧藏

战国铜镜

最后，承载着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的技艺与成果。业内人都知道，青铜器出土“十器九修”。贾文忠认为，依照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件青铜器出土时是否残损，是否经过修复，档案中必须有所记载，如光父盉，流传后经过了除锈和清洗，而老照片则保留了其最早的锈蚀状况。所以，“该书是所收众多青铜器曾经修复的证明，为海内外研究者对这些青铜器进行研究、保护与科学利用提供了可行的背景材料”。

从技艺传承方面，诚如朱凤瀚先生所指出的，“这些青铜器老照片还有助于了解、研究老北京以‘古铜张’为代表的青铜器修复业的专业水平、发展状况，这是极少数能保留下来的有关旧中国文物修复行业的实物资料，故尤值得珍视。”“前些日子见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他对我说，如果把书中你父辈们修复的流传海外的青铜器请回中国，到故宫博物院与你收藏的老照片共同展出，那才更有意义！”对此，贾文忠满怀期许。

国之瑰宝，粹影犹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今年3月，贾文忠特意再次前往美国拜访了大都会等博物馆及有关学者专家，所到之处均得到了热情接待和明确回应。为此，他颇为感慨地说：“有朝一日，让那些心仪已久的青铜器能回国省亲，将是我未来几年倾心努力的最大心愿！”

（部分内容摘自《收藏家》，图片来源见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