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香港警方在西贡搜出了一些制造炸药的原料以及标有“炸药库”字眼的地图，同时拘捕了数名嫌疑人，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10名男女。遭警方拘捕的10名“炸弹党”，据报大部份为本土激进组织“全国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的成员。该党的facebook主页于今年1月才成立，5月时贴文，自称致力把台湾和香港的台独港独派别组织链接在一起，形成一帮新的独立势力。该组织更在本月1日发出警告，指倘若本月17日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香港人要有心理准备，当天会有伤亡。有关网页昨晚已被关闭。《苹果日报》报道称，其实警方于去年占中期间已开始监视一批目标人物，所以才能及时制止他们计划的破坏行动。

被捕10男女彼此认识，其中3男2女分别为29岁地盘工人郑X成、郑的同居女友、33岁无业汉陈X成、22岁中意混血青年彭X烈，以及21岁大专女生许X琪。其中郑、陈二人为该党的骨干成员，今年初因参与“光复元朗”反水货客示威活动被捕，事后他们分别被控持有刀具及辣椒油喷剂，案件仍在审理，两人获准保释，案件11月再讯，其间二人禁止踏足元朗。而彭X烈曾在英国留学，去年大学毕业后返港。占中期间他参与雨伞运动，并在旺角清场时与警员发生肢体碰撞，事后他在Facebook留言称关心民主，但不认同纯和平的抗争。

独立党Facebook主页（截至发稿时，旧主页已被删除，截图为新主页）

事实上，香港反建制派中部分人员的暴力化和极端化趋势在今年年初的“反水客”运动中就已初现端倪。比如沙田反水货客运动就是由极端政治团体“热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线”发动的，反政府、本土化是他们的主要政治主张。其中热血公民于2012年2月29日成立，由于在过往活动中常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热血公民成员常被其他敌对团体成员谑称为“热狗”。而本土民主前线于2015年1月成立，由一群于2014年雨伞革命中反对香港泛民主派及学联等传统组织的参与者组成。

极端团体的兴起，说明香港反建制派内部的青年极端分子已经不满足传统的示威游行等运动方式，而试图直接诉诸暴力以实现诉求。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这类极端本土团体的兴起说明香港反建制派运动的制度化（笔者注：制度化即社会运动较之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地位，获得了体制内的、常规化的利益代表及实现途径。一般认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则越温和、破坏性越小）水平正在下降，有失控的危险。与此相对应，港大民意研究计划2015年2月份发布的“十大议员民意支持度”显示，与2014年10月相比，知名度进入前十的泛民主派议员民意支持度均呈下降态势。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态势出现的原因是很多人觉得过去和平的社会运动没能解决问题，遂倾向于采用更激进的方法。

本土民主前线的FB主页

极端团体尽管一再标榜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在全国独立党的Facebook主页上就有人留言：“唔好影衰香港人啦，要癲你地班細路自己去癲。所有認為香港人應該激進行動既人都係政治白癡。梁振英宜家有權有勢，都唔會靠蠻力‘剷除’你地，你地呢班弱雞，想用暴力去得到香港自由?自由一分鍾咩? 我不如響應全港熄燈算鳩數。”即使是在别的港独分子眼里，他们也并非盟友，据BBC报道，一位名叫Jon Ho的港独分子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与被捕的炸弹分子“划清界限”。然而极端团体并不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而只需要得到小部分人的认同关注，就可以生存。反水客乃至爆破只是他们获取关注的手段之一，而且只要是社会热点，他们都会去掺一脚，比如今年春节期间他们曾因协助旺角的无牌小贩对抗警察而引发严重冲突。

综上所述，暴力活动只不过是极端团体用来增加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工具，他们不在乎受到攻击的人到底是所谓“蝗虫”还是香港居民，他们只会无差别攻击。比如“反水客”示威者脚踢老人行李箱以及吓哭幼童的事件中，被示威者骂“水货”的两母女，包括另一处被踢旅行箱的老人，则都是香港本地居民，并不是内地游客。他们最乐于见到的就是陆港矛盾的激化，香港人与内地人矛盾越深、越互相不信任，他们的出场机会越多，生存空间越大。香港政改进程若因暴力活动被迫中止，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本土民主前线成员在进行反水客活动

面对正在崛起的极端团体，除了加强治安工作，还应注意政治攻势。当前，特区政府应当注意的是，对于此次炸弹案件的审理，应做到公开透明的最大化，检控方也应做足功课拿出十足证据，以免落人口实。因为无论是西方媒体的报道（BBC称这个案件为“所谓的阴谋”），抑或是网友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留言，都或暗或明地怀疑这是一场“国会纵火案”，更有香港网友担心本土派乃至整个泛民派会被借机一网打尽。政改投票近在眼前，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无疑将直接对投票造成影响，如若处理不好，甚至可能成为泛民派反对特区政府的一张王牌。中央也应做好相应的舆情疏导，避免内地网民喊打喊杀的言论成为陆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导火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本土”思潮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低龄化，二是理论体系化。前述事件中吓哭幼童的“港人”仅是个中三学生（相当于内地初三）。香港警方今年3月逮捕了7名示威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其中最小的仅为13岁，还是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被捕的的全国独立党分子的年龄介乎21至34岁之间。青少年大规模介入街头政治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其往往意味着社会运动的暴力程度和不可控性的迅速提高，极端团体的生存土壤也会不断扩大。在理论体系化方面，继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之后，2014年又有香港大学学生会组织出版《香港民族论》，系统阐述其所谓香港与大陆的“异质性”，为港独提供理论弹药。有了“民族认同”这一终极叙事，年轻人冲上街头时自然更有激情、更加卖力，街头政治的暴力程度自然也水涨船高。这两大趋势，也令曾经以温和著称的香港街头政治蒙上了暴力的阴影。

曾几何时，制度化的香港街头政治运动的确堪称典范。不管规模有多么庞大，参加活动的香港市民的确非常有秩序地在指定位置（如地铁站）聚集，活动准时开始并且准时结束，随后市民们各自返回。在活动过程中，参与者表达诉求，警方维持秩序，对抗的情况极少发生。简单描述，政治活动就像是在休息时间又上了一次班那样，在全世界的街头运动中蔚为奇观。而其中不得不提的人物便是司徒华，被香港政治界昵称为“华叔”的他是香港民主派元老和精神领袖。司徒华的政治足迹悠长而复杂，但是他对香港街头政治运动的贡献良多——提升了街头政治运动的有组织程度与可控制程度，强调街头政治的有秩序表达和非暴力化。这也最终成就了香港街头政治运动“典范”式的和平形象。

在香港被讽为“热狗”的热血公民

正如阴阳双生，既然有了力主温和的司徒华，就有支持暴力的“香港民主之父”的李柱铭。李柱铭一直认为，香港招牌式——或者说司徒华式——的温和政治行动，对政府当局的压力不够，应该采取更加直接的对抗。2011年，“华叔”司徒华去世，再无一个重量级人物平衡李柱铭的影响力。

但仅仅是领导人物的生死离别还不至于决定香港街头政治运动的走向，马克思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香港街头政治激进化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

香港长期作为殖民地的历史，培养了其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但是政治决策（或者说“顶层设计”）却也长期停留在殖民地水平。随着内地整体的逐渐开放，香港并不像以前那样，作为仅有的几个“窗口”而拥有巨大的优势，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已不是易事。而香港特区公务员又抱着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放，缺乏放手干预经济的魄力和勇气。在经济形势明显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行动之迟缓笨拙令人咋舌。比如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执行“浮动汇率”政策，汇率绑定美元。在美联储实施几次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降低美元汇率时，香港金管局却在向美元注资期望美元雄起……这也加剧了香港经济情势之严峻。

对于香港的年轻人，经济发展的迟滞在生活里有充分体现。升学压力比大陆还大、产业空心化令就业不易、收入不高房价高企——香港的房价以平方英尺（约平方米的1/11）计算，而数值上却和大陆一线城市的平方米价格对等。于是香港年轻一代便带着高度的失落与被剥夺感参与到街头政治之中。如前所述，他们的参与正把街头政治不断推向暴力对抗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