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博宁】

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传出的枪声震惊世界。

来自澳大利亚的极端分子塔兰特（Brenton Tarrant）持枪横扫当地清真寺，进行无差别射杀，造成至少50死、50伤的惨剧。这在向来“有天灾、无人祸”的新西兰，简直不可想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袭击从策划到实施竟然出奇顺利。2017年11月，塔兰特申请持枪证，一个月后购入枪支，并在新西兰接受枪击训练。事发前一周，他从基督城一家枪具店的网站订购枪支弹药。除了申请持枪证，不受任何来自权力部门的审查。

人们不禁要问，新西兰宽松的枪支管理，是否过于强调个人持枪权而忽略公众利益？历经此劫，新西兰又能否做出改变？

新西兰基督城民众悼念遇难者（图/东方IC）

漫长宽松的枪支管理

1845年，英国殖民者和毛利人因土地纠纷等原因，展开长达27年的土地战争。同一年，新西兰第一次实行枪支管控。1860年代双方冲突升级，《武器条例（Arms Act）》（Arms Act）通过，政府开始对枪支和交易者登记，控制毛利人获得武器。1870年代，英国人取得战争胜利，枪支控制的必要性降低。从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共运兴起，新西兰的控枪都非常宽松。

1920年代，新西兰控枪政策收紧，除了枪支登记，购买枪支还要有准入许可。此后40年，枪支管理基本维持不变。1960年代，新西兰枪案数量上升。当局调查发现，几十年前的枪支登记记录，对破案帮助甚微。警方1967年的记录称，“66%的枪支登记不准确，有些枪查不到，大量信息过时。”

1980年代，新西兰对枪支管理进行反思。一份警务内部报告认为，登记枪支事倍功半，对破案帮助不大，反而浪费警力。与其登记枪支，不如转变思路，登记持枪人。1983年新西兰通过的新版《武器条例》（1983 Arms Act）采用了这一思路。从此，申请人只要通过警方的背景调查，即可合法持有武器，枪支的购买及转让不需经过许可。

1990年，新西兰达尼丁以北27公里的海滨小城，发生了阿拉莫阿娜枪击案（Aramoana massacre）。当地居民格雷（David Gray）帮邻居家孩子修理脚踏车后，与邻居发生口角。军事爱好者格雷盛怒之下，从自己的储物室中掏出手枪，杀死邻居家的两个小孩，然后无差别扫射，导致13人遇害，其中包括当地一名警员。

枪支管理收紧变得不可避免。1992年新西兰通过新法，包括限制持枪人购入弹药数量，录入持枪人照片，要求持枪人有合适存放武器的地方，将持枪证有效期定为十年，禁止民间持有军用半自动枪支等。不过，该法延续了“查人不查枪”的思路，相应原则沿用至今。

根据现有持枪条例，持枪证分成A-F六类。普通公民和团体一般持有A类持枪证。该证允许合法购入包括半自动的AR-15步枪。仅购买A类持枪证外的武器，需要警方开具的书面准入许可。

塔兰特持有的AR-15半自动步枪

持枪底蕴深厚的和平国家

新西兰500万人口，拥有约150万支枪。看似是每三个人就有一支，可不同群体间差异极大。

2007年移居新西兰的杨先生告诉笔者，他在该国生活12年，与枪的直接接触仅有一次——10年前在达尼丁上学时，在朋友的带领下去附近打猎，朋友的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弄来3、4把枪。此外，他从来不知道，也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身边任何人持有任何枪支。枪在城市中的存在感极低，一般出警，警察也不配枪。

大体上，枪支在南岛多于北岛，乡村、牧场高于城市，欧裔移民的持有率高于其他族群。持枪者一旦有枪支，很可能不是一支，而是三五支甚至更多。持枪主体也不限于个人，俱乐部、公司、组织也可以持有枪支。

允许公民及组织持枪，在英语国家有漫长的历史。枪支的两大传统用途，其一是涉猎，包括猎狐、猎兔，其二是农业生产中捕捉害兽，也用于射击及收藏。与美国不同，新西兰居民配枪，一般不被认为是出于自卫。与其相应，新西兰法律也不将自卫作为持枪的正当理由。传统观念里，枪不被当成暴力工具看待。

文化之外，新西兰良好的社会治安，和谐的族群关系，也是枪支管理宽松的原因。自2000年以来，新西兰每年的凶案保持在70件以下。2017年，这一数字停留在35。也就是说，3·15惨案中塔兰特一个人的破坏力，就相当于该国一年凶杀的死亡人数。故而可以理解，为何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会说，这是该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族群多样性方面，新西兰政府也提供了较为周到的服务。英语之外，毛利语也是官方语言。不同民族的语言和习俗普遍受到尊重。例如，高校里有专门祈祷室提供给穆斯林。当地华人反映，在新西兰少数族裔的被歧视感，要明显小于隔壁的澳大利亚以及曾经的宗主国英国。

控枪法案改革到临界点

安定和舒适使新西兰社会长期处于低戒备状态。除了总理阿德恩有24小时贴身保护，其他政府官员及议会成员均没有严格安保。长期以来，“和平”是外界给新西兰最大的标签。即便今天遭到此难，当地华人和受害者家属，都愿意将其当成极端、偶发案例理解，而不因此否定新西兰。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从表面看，凶手来自澳大利亚，并非本地人；他的极端思想来自在欧洲游历时，看到大量增加的穆斯林及有色人种移民；他选择新西兰，看似是本身与新西兰无关的意外。然而深层次看，这反而说明：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恐怖主义有世界性和流动性，不因为新西兰做得不错，就能得到幸免。

事已至此，一方面新西兰宜继续坚持其长期坚持，多族群和谐发展的政策。不因一次恶性事件，就令其遭到挑战或破坏。另一方面，对枪案发生原因有必要进行反省，重新找到个人持枪自由与保护公众安全的平衡，以削弱前者而加强后者。实际上，该讨论在新西兰国内从未间断，只是前者一直占据上风，因此2005年、2012年和2017年修改枪支法的尝试均告失败。

下一步，新西兰的控枪应如何走？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认为，新西兰已经具备了从严修订枪支管理法的条件。

第一，传统狩猎基础发生动摇。现代社会动物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狩猎季节不断缩短，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环保的重要性不断升高，社会对狩猎及持枪的坚持已经松动。况且，新西兰本身没有大型的危害人类生命的物种，持枪并非是必要选项。

第二，社会对修补现有体制的漏洞有共识。本案中，来自澳大利亚的抢手选择新西兰，直接原因是两国枪支管控政策不同。澳大利亚管理严，新西兰管理松，一松一紧，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因此，新西兰有必要跟随澳大利亚，尽快把漏洞堵住。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文化有极高的同质性。澳大利亚的枪支管理原本也极为松懈。1996年，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35死17伤的枪案，使澳大利亚迅速做出反应。联邦及各州政府，短时间内禁止了自动、半自动步枪及弹药的销售，并通过《国家枪支协议》（National Firearms Agreement）。根据协议，政府出高价大量收购已经合法收藏于民间的枪支，并对持枪人以及枪支进行双重注册。此后，澳大利亚再无“屠杀”惨剧。

陈弘对笔者表示，学习澳大利亚，从严管理枪支是大势所趋。经过此劫，新西兰国会有望排除民间杂音，加紧对枪支登记、持有和军火进口的管理，大幅降低民间持枪的比例， 放弃“管人不管枪”的方法，以较严格的持枪管理办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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