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执法合作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间双边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建交41年，双边司法执法合作从无到有，从个案合作到机制性合作，虽不时面临纷扰和困难，但总体上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以1997年10月两国元首决定设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简称JLG）为标志，中美在打击走私、洗钱、非法移民、毒品犯罪、网络犯罪、反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取得了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积极成果，平等互利的执法合作成为同时期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作为中美执法合作主渠道的JLG机制的运作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倒退，虽未被正式宣布终结，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中美司法执法合作再次处于令人担忧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重新确定发展方向，并注入新的活力。

记得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曾发生“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一起针对中国国家的滥诉案，如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严重危及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在中方严正交涉下，美国国务院和首席法律顾问分别向法院递交“宣誓证言”（affidavit）和“利益声明书”(statement of interests)，说明此案涉及美国利益和中美关系，中国享有不受美国法院管辖的主权豁免，支持中方要求撤销“缺席判决”和驳回起诉的动议。美司法部还派政府律师出庭阐述立场。经双方共同努力，此案历经8年三审以驳回原告请求终结，从而排除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隐患。

湖广铁路债券案之后，针对中国国家及其财产的滥诉案不时有所发生，对中美双边关系形成干扰。但最终均被美国法院裁定驳回。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滥诉闹剧再次在美国法院上演，总数已逾20起。除所谓的民间“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外，还出现了以州名义提起的诉讼，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史无前例。此外，一些共和党参众议员还企图在国会推动修改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扩大主权豁免的例外，为诬告滥诉铺平道路。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毒瘤”。

从法律上看，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20万亿美元的巨额索赔的诉求更是异想天开，纯属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方面，均站不住脚。根据国际法，“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主权国家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即使按照美国奉行的限制豁免主义，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政府行为也完全适用国家豁免原则。美国政府和法院有义务确保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不受侵犯。

我们期待美方能够尽快切除“滥诉”这一中美关系中的“毒瘤”，期待美国法院毫不迟疑地驳回向中国“索赔”的滥诉图谋。如果特朗普政府为一己私利，任由诬告滥诉肆意横行，如果共和民主两党在反华议题上沆瀣一气，执意修法扩大针对中国的主权豁免例外，如果个别法官标新立异，任性裁判，作出不利于中国的所谓“缺席判决”，不但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还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国家责任。毫无疑问，对于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的国际不法行为，中国具有对等反制的权利和能力。希望美国有识之士能够理性超越大国竞争的窠臼思维，将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从悬崖边缘扳回到多边主义与合作共赢，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执法合作重新注入活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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