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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芬:为何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被长辈认为“不懂事”?

黄丽芬

黄丽芬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观察者网 2020-12-06 08:33:48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丽芬】

“现在的孩子太难管了,懂事的越来越少。”近些年在农村调研,笔者常能听到一些父母如此感慨道。

相比于过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年来农村学生也逐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不论是抗压能力还是独立性,似都已大不如前。而在调研时,笔者甚至还听说了许多实际发生的极端案例:

2020年暑假期间,牟镇某家长回家,发现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成天玩手机,作业全都没动,一气之下没收手机。没想到孩子竟然受了刺激,跳河自杀了。

2019年,广西某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政府扶贫压力大,教育扶贫是重要举措,乡政府和学校领导在控辍保学方面都有较大压力。有的学生上课玩手机,老师要没收,没想到学生公开威胁老师,“你赶紧把手机还给我,不给的话我就不上学了,到时候你们还得去我家里求我返校。”

这些年,这些农村孩子为何会发展至此?

家庭教育:人工营造的“飞地”与规训不足

家庭经济上摆脱绝对贫困的“糊口经济”,生存危机解除,并且大多数家庭有所剩余,从而不需要孩子担负家庭发展压力,当然是最显在和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儿童养育过程和方式也很关键。

儿童养育其实是社会化的过程,是性格养成的过程,这部分可以从家庭、社会、学校养育观念的变化进行解释。

农村孩子家庭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亲代教育,二是隔代教育。与父辈相比,80后与90后年轻夫妻更加注重孩子的性格养成,影响他们教育观念的机制有两个:对自己成长过程的反思、对社会流行教育话语的习得。

相比00后、10后,农村的80后与90后成长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存在“成长的遗憾”,面对自己的孩子,存在明显的“弥补心理”。

例如,觉得自己小时候拥有好吃的、好玩的太少,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想着“在能力范围内,只要是孩子喜欢的,就尽量满足他”;觉得父母管制太紧,导致自己性格不够活泼,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鼓励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向外用力;觉得自己小时候承担家务太多,玩的时间太少,面对自己孩子时,就会给予他们充足的游戏时间,只要偶尔参与简单的家务就可以了……

不少农村年轻妇女表示,从怀孕开始,她们会有意识地通过书籍、网络、公众号等方式学习科学育儿知识。现在最深入人心的话语有两个:物质富养、民主沟通。

富养对资源要求较高,部分家长为了实现对孩子的富养,选择“自我剥削”,自己不买衣服,给孩子多买两套;自己不吃水果,给孩子买草莓、红心火龙果等比较贵的水果;自己减少社交,给孩子多买玩具……

可以发现,通过反思自我成长的遗憾、比对城市育儿方式,越是重视教育的村庄年轻人,越趋向于在家庭内部为孩子打造一块“飞地”,也就是用力营造和维持的人工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孩子是家庭核心,大部分家庭资源向孩子集中,依靠人工营造,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块相对富裕的养育环境。同时,孩子对家庭目标、发展压力、代际关系、日常生活的参与力度较小。孩子被塑造为权利主体,匹配给他们的义务却较少。

结果,孩子向内用力的面向没有得到充分养成,向外索取的面向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没有充分参与家庭,另一方面通过高强度的资源输送,感受到“资源富裕的假象”,在此情况下,想要培养一个懂事的孩子自然比较困难。

村庄还存在相当一批留守儿童,主要以隔代教育的方式发挥性格养成功能。除了意识特别强的祖辈,多数隔代教育有两个结果:放养或者溺爱。然而,无论放养还是溺爱,都会导致社会规训不足,最终表现是爷爷奶奶管不了孩子,“孩子越来越难带”。

采取放养方式的祖辈,大多以二三十年前养儿子差不多的方式来养孙子,目标是保证基本安全,确认孩子写了作业;但他们对不同时代孩子自身变化所知不多,不了解孩子的世界,所以在养育过程中存在明显代沟,孩子的叛逆期在小学高年段就出现了,他们经常发出疑问,“我也是这样养你爸的,怎么就不像你这样不听话呢?”

采取溺爱方式的祖辈,大多从与孩子的互动中获得较多情感愉悦。一方面是客观存在“隔代亲”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儿子媳妇赋予的管教权相对有限,所以祖辈大多通过溺爱的方式不断退让,在生活和学习中的很多方面,原本应该规训的事情,因为孩子喜爱或者哭闹,规训就被中断或者推迟。

溺爱的祖辈无法保持亲密感和权威感之间的平衡,并且经常性地滑向过度亲密,尚未得到充分规训的孩子成为关系的主导者。

社会教育:部分成人化的儿童

如何定义儿童?这是社会教育的前提。

传统农业社会对儿童的定义遵循家庭再生产的逻辑,只要没有结婚生子,就是社会性的未成年人,受到村庄社会结构保护的同时,无法以家庭代表人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在这套保护机制下,儿童向成年人的转化是梯度化的、得到周遭社会监控的缓慢过程,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被相对区隔开来。

现代社会中,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媒介的发达,用统一化的年龄大小、生理成熟、家庭发展阶段已经很难界定谁是儿童。有的小学生很成熟,不仅知识量大,而且社交能力强,掌握了许多成人世界规则;有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但还是“啃老族”,被贴上“巨婴”的标签。

现在比较可靠的定义方式是知识习得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在知识-心理定义体系下,儿童养育得到精细化的科学解释,与营养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高度交融。

在知识-心理定义体系中,出现了很多部分成人化的儿童。

网络的发展,使得世界文化知识全息性地展示在儿童面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成人世界的运行规则大幅度向儿童展开。

一方面,儿童足不出户就能开阔视野,通过网络的方式,教育信息获取的阶层差异被较大程度拉平,村庄儿童的成长世界已经远远超越地理边界,儿童大幅进入外部世界。

另一方面,儿童还大幅进入成人世界,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间的界限被突破,但儿童对成人世界知识的习得,缺少了身体力行的环节,是知识层面的,而非实践性的。其结果是部分成人化。

部分成人化一方面强调儿童成人化的趋势,包括两个方面:突破身体界限和地理界线、突破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界限;另一方面强调其成人化的非彻底性,一是对成人世界知识的部分涉猎,二是对成人世界知识的涉猎停留在知识层面而不是实践层面。

部分成人化带来成人世界的祛魅,对儿童来说,许多既定规则不再是刚性的,家庭、学校等教育主体的权威性下降,挑战权威的儿童越来越多,掌握成人世界话语的儿童,在与社会教育主体互动时,多了许多策略,这些策略进一步削弱成人的权威性。

2020年调研时,一个小学校长说,“我非常想不通,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学会威胁人的”。因为长期不写作业,受到任课老师的批评,没想到他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威胁老师,“你再说我,我就去跳楼。”

儿童知道教育领域对安全的强调,以此反制老师。上文广西的案例就更是如此了,儿童掌握了相关政策,知道老师的软肋在哪里后,利用这个政策反叛老师的管理。

学校教育:被限制的教育惩戒权

学校是社会化的关键场域,孩子在学校中得到综合性的训练。在学校这个受到保护的空间里,孩子展露自己天性的同时,感受并习得多种社会规范,这即是学校对个体进行规训的过程。

有效的规训,需要老师及时对孩子的各种表现进行回应,包括鼓励和惩戒两个方面,通过二者的配合,孩子能够形成正确的是非观。所以,教育手段中,及时性的鼓励很重要,惩戒同样重要。

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些虐童、过度体罚、学校安全事故相关新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谴责,相关人员受到严厉批评并且公开通报。

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社会正在监督教育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将阳光引入原本“阴暗的角落”。但是,存在教学不规范问题的毕竟只是庞大老师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教学事故的高度曝光带来社会的高度敏感,最后传导至家校互动中,一方面教学方式和教学过程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自我保护意识愈演愈烈。

为了规范教学的同时保护老师,部分地区在中心校的引导下,实行“依法执教”,有的中心校还制定一套教学手册,列清不同情况下,老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依法执教”的关键问题是,面对违反纪律的学生,如何做到适度处罚。

首先,完全不处罚是不行的,也不能处罚过度,但怎样是适度的很难确定;其次,不同学生对同样处罚的感受完全不同。

面对不同学生,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因材施教”,遵循“人本”原则,尽力把握不同学生的性格,再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进行教育;二是“一视同仁”,遵循“事本”原则,面对同样的事情,采取同样的处罚手段。在两难选择中,老师应该如何把握?

最后,学校教育是社会性的,不同的情境中,同样性质的违反纪律,带来的社会影响却不同,最终带来违纪性质的差异。老师应该如何判断情境的度,再以此做出适度的处罚?

总之,教育是针对人的,所有针对人的治理,难以做到标准化,“依法执教”理念是好的,但是实操性不强。

在与社会、家长、相关政府部门的互动中,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惩戒权被不断限制,在此情况下,不少学校和老师出于自我保护的逻辑,选择自我限制教育惩戒权。老师们不仅“不敢管”,更“不想管”。

调研中发现,有些原本负责任的老师认为“不管不行”,但是当“奇葩事”落到自己头上,并且受委屈之后,最终选择“不管”或者是“有选择地管”。“有选择地管”指的是,在家校互动过程中,老师能够较快发现每个家长让渡的教育惩戒权存在明显区别,好说话的家长,老师就管得多些,不好说话的家长老师就偏向自我保护,能不管的就不管。

学校原本是一个综合教育的场域,除了知识教育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并且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相互强化,相互支撑。在教育惩戒权被高度限制的情况下,许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被禁用,在“安全第一”的重压下,学校教育越来越向知识教育倾斜,道德教育的比重明显下降。

结果,孩子在学校也变得不好管了,老师的权威也被削弱。道德教育力量削弱,最终以部分孩子对课堂秩序的破坏表现出来,不仅影响到不听话孩子自己,还影响周围的孩子。

乡村教育的“转型陷阱”

在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乡教育格局巨变的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成为必然,这里面既有被动参与的因素,也有主动探索的因素。问题是,乡村教育转型的方向在哪里?又该如何转型?原来的教育方式行不通了,但没有找到新的教育方向,乡村教育就这样处在“破而未立”的转型期中。

调研发现,乡村教育出现多种“转型陷阱”。除了城市教育体系对乡村教育的高度吸纳、资源限制这些已被广泛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乡村教育还存在一个陷阱——减负话语与乡村教育的不匹配。

学生负重过高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城市教育,除了大量的学业任务外,还有各种培训机构,对于城市学生来说,减负是必要的。但对于中西部乡村学生来说,家长大多外出务工,隔代教育只能保证日常照料,相当一批孩子放学后处于放养状态,课后时间主要被网络游戏、小视频、电视节目等占据,连课后作业都无法完成。在家庭教育松泛,家校沟通存在客观瓶颈的情况下强调减负,只会进一步降低乡村教育质量。

总之,众多农村孩子为何不再如前浪那般“懂事”了,这归根结底仍是教育问题,而家庭、学校和社会是教育中的主要三方。如何在鼓励农村孩子独立思考的同时为其提供正确的引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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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丽芬

黄丽芬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李泠

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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