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丽芬】

眼下全国各地农村正在经历防控政策放开后的第一波疫情袭击，且明显早于预期。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否做好准备，农村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的疫情遭遇，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

近期，笔者从朋友圈和闲聊中听说了几例农村老人重病和死亡的情况，于是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电话访谈，发现农村防疫确实存在不少短板，其中一些次生灾害问题实在有必要多加关注。

老汪“喝农药”

老汪89岁，12月25号感到身体不适，并伴随低烧；12月26号、27号在村卫生室吊了两次水，但是症状没有明显缓解；12月27号下午打电话给在县城居住的二儿子，二儿子当天赶回家照顾他；12月28号早上，二儿子发现老汪喝农药了，在此期间父子俩并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老汪为何喝农药？

老汪是从2020年开始独居生活的，在此之前他一个人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长达12年，任劳任怨，基本不需要三个儿子操心，得到村里人的一致好评。老伴去世后，老汪感觉失落与空虚，儿子儿媳们怕他一个人生活太孤独，多次提出要接他去同住，但老汪表示在城里生活不习惯，更愿意在老家守着老房、老友和菜园地过日子。

其实老汪的身体也不太好，虽没有大病，但因为年轻时体力活做狠了，外加上年纪大了，时常头疼头晕、胃酸胃痛、手脚关节疼，尤其天气变化时更加明显。感觉不舒服了，他就躺躺，吞几片止疼药，也有一些需要定期吃的药，但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吃药变得不规律，所以发起病来比较突然，而且难好。疼得实在难受了，他就去村卫生室打针，可因为血管太细找不准，有时要扎好几针才能成功，这也给他带来挫败感。

去年老汪就曾向亲妹妹透露过“活成一个人，没啥大意思，实在疼了，喝药算了。”因为村里不少年纪大的老人都会在情绪低落时提“活着没意思”等这类话，所以家里人安慰老汪后，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况且老汪在身体没毛病时，还时常去村里小卖铺门口凑热闹，和其他老人一起打牌聊天。

影视资料图

据12月27日上午和老汪一起在村卫生室打针的郑婆婆说，老汪表示身体很难受，全身疼痛，没有力气烧菜烧水，也没有食欲，只能水龙头接点冷水喝了，一整天没吃东西。在大家的劝说下，老汪才同意打电话叫二儿子回家照顾他。

郑婆婆向笔者分享了她理解的老汪“喝农药”的原因：

第一，老汪自己在别处住不习惯，而且不想给儿子媳妇们添麻烦，子女也不可能长期在家照顾他；

第二，老汪在儿子回家当天夜里“喝农药”，是害怕自己走后没人知道，所以先把儿子叫回家，这样好料理后事（村里前几年发生过一起独居老人死后很多天才被发现的实例）；

第三，老汪是因为实在难受得厉害才下定决心“喝药”的，一开始他也没决定“喝药”，甚至依旧去打针，只是缓解效果并不明显；

第四，老汪选择这个时候走，一方面是为了省钱，避免后面病情万一恶化，要花大钱住院，另一方面是为了不拖累子女，不想耽误他们的时间。

从郑婆婆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老汪选择在此时喝药，主要是新冠阳性让他提前感受到生活不能自理的体验，引发他对未来养老的担忧与焦虑。

在当前代际之间城乡分居、子代面临城市扎根压力的情况下，老汪陷入巨大矛盾之中。一方面在身体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他特别需要及时的照料和关心，另一方面由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无法说服自己进城接受子代照料。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矛盾和拉扯长期伴随着他，隐而不发，是一种隐忧。

新冠阳后，这种隐忧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在普通人身上简单的与病毒斗争的生理过程，在老汪这里，变成了艰难的病毒斗争、尤为艰难的心理斗争的双重交织。

疫情冲击下，部分老人需要特别关注

在防疫政策放开后，农村地区除了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外，还有几类老人需要特别关注。

首先是像老汪这样的独居老人。

在身体健康时，农村独居老人可以通过农业劳动、熟人社会休闲和远距离家庭互动获得独立且自由的养老体验，但在身体出现问题时，尤为脆弱。除了身体不舒服外，更大的问题是生活照料，老人病倒后很容易联想到生活不能自理等话题，由此产生过度焦虑、甚至是心理恐慌问题。尤其在听说疫情对老人身体的一些影响后，一旦缺少及时照料与关心，这些老人容易陷入绝望情绪中。

其次是高龄老人。

每个村庄都有高龄老人，包括85岁以上的超高龄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依靠子女满足生活所需，以老夫妻相互照顾的方式获得生活照料，身体健朗的甚至还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儿子媳妇有的成为“老漂族”，有的外出务工，有的虽然在村但一般与老人分开居住、分灶吃饭，所以大多数村庄也都有空巢的高龄老人。这些老人的生活极容易受到疫情冲击，例如出现两个老人同时病倒的情况。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最后是生活不便利的老人。

村庄里还住着一批生活不便利的老人，他们有的视力不好，有的腿脚不方便，情况不一而足，但基本能够实现生活自理。因为生活不便利，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受限，村庄社会交往明显萎缩，平时得到的社会关注本就相对较少，一旦感染病毒，容易出现孤立无援的情况。

更糟糕的是，现实中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生活不便利老人往往具有重叠性，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同时，这三类老人具有很多相似性。

首先是对村庄社会的高度依赖。

他们依赖村庄熟人社会获得日常互助、休闲娱乐、自我实现等，村庄熟人社会能否在紧急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及时帮助，对他们尤为重要。但因独居、年龄较大、各种不便利等因素，他们在村庄的交往范围狭窄化，当大家同时面临疫情时，他们很有可能遭遇社会关注不够及时的问题。

其次是家庭角色和家庭功能上的溢出性。

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生活不便利老人在责任伦理的影响下，一方面认同于以小家庭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安排，在这种安排下，他们被挤出“新三代家庭”的资源循环圈，只能通过尽力自养并延长自养时间来实现助力，另一方面渴望儿孙绕膝的圆满和幸福，高度认同传统养老文化，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时常处于矛盾之中，在重大节庆、身体出现问题时，这种矛盾感表现最为明显。

正是这种溢出性，形塑了这三类老人相似的生活政治逻辑：不要求、不评价和不介入。

“不要求”指的是他们很少主动向子女提要求，在出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就选择压缩需求。比如电视坏了，就去别人家看电视或者干脆不看电视；房屋漏水了，就用盆桶接着；钱不够用了，就不吃肉或者不疼时不吃药……

“不评价”指的是在与子女儿孙的交往中，他们不仅注意不在外人面前说孩子的坏话，而且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对他们某些行为的偏好，免得造成关系紧张或形成暗示。例如，不能表现对孩子所送礼物的喜爱，因为认为这是变相要求或鼓励他们继续送。

“不介入”则指的是不随意介入孩子们的事务，既包括重大的消费安排、教育选择等，也包括日常的生活安排。

总之，因为心理负担和人情负担，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向包括子女在内的他人寻求帮助，而一旦寻求帮助，情况往往比较紧急。正如农村养老专题调研时，一个高龄老人表示：

“身体不舒服时，即使孩子打电话来问，也只会说没事，因为告诉他们不舒服也没用，小病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赶回家之前就已经好了，病得厉害了也不可能长期照顾。只有感觉到实在不行了，才会告诉他们。”

要想解决他们的需求，需要提供帮助者主动询问，甚至是反复多次询问，而且当面询问效果较好。

解决路径

在防疫放开的当下，村级组织、村医等在应对当前农村防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时，也要注意帮助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对疫情形成科学的认知——既要避免对病毒过度轻视，也要避免对中招后的情况过度焦虑。

过度轻视有两种表现，一是阳过之后的防护放松，二是各种走人情、参加团聚活动。过度焦虑也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社会层面散发的关于医疗挤兑、重症率与死亡率的各种故事和谣言导致的焦虑，二是个体层面身体出现状况后的焦虑。过度焦虑往往容易引起集体或个体恐慌，因而需要引起重视，及时介入尤为关键。

给农村老人送药上门。图自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针对农村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生活不便利老人面临的现实生活问题，也要为他们筑起应对疫情的应急响应机制，及时为他们济危解困。结合以往调研经验和多地有效经验，在当前不少村庄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功能。

一方面借用网格化管理、包片治理、党员联系户等既有治理结构，将相关工作责任划分给具体的村组干部与党员，让他们发挥宣传和联系功能。

在宣传方面，重点从疫情基础知识、用药注意事项、健康监测重点、应急办法等方面结合本村组实际展开；在联系方面，除了与老人直接联系外，还可以与老人子女联系，及时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情况，此外还要与村医、其他村民联系，实现以自然村或小组为基本单元的应急式社会互助。

另一方面要确保这些老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知道找谁帮忙，且消除他们的心理负担。例如广东省潮州市上广村在12月27号给全村独居老人送去了药品，并强调出现紧急情况及时找村干部，让独居老人知道村级组织在关心他们。

更重要的是，村级组织要发挥组织功能，光靠几个村干部肯定难以在常规工作之外完成应急管理，村干部要注意发挥积极分子、返乡大学生、在村青年等人群的作用，组织志愿者队伍进行应对。

第二，要充分发挥村庄熟人社会的互助功能，激活“守望相助”的传统文化。

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敲门小队”“敲门行动”就特别有效。不需要多少组织成本，以自然聚落为单元，固定几个人轮班或值班，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每天定时定点巡逻式敲门，收集相关信息，重点关注有基础疾病老人的情况，特别关注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生活不便利老人的需求。

因为高度熟悉老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基本信息，所以巡逻队能够帮助老人获得较为及时的社会支持，例如安排关系好的人帮忙基本照料等，老人接受帮助时的心理成本也比较低。

此次电话访谈时发现，不少村民有互助的需求和意愿，但受限于“不能随便冒头”的村庄行动逻辑，没人带头组织，所以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实现互助，结果那些平时社会交往较少的老人就容易被遗漏，从而陷入困境。但其实，只要有人出头组织，村民参与巡逻的积极性很强，很容易被组织起来，且他们往往能够从这种有组织的互助行动中收获极大的社会性价值。

第三，家庭成员要积极主动关心老人的身体情况，尤其注意那些表现出极度消极情绪的老人。

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生活不便利老人在身体出现问题时，若其他家庭成员没有及时关心，很容易陷入凄苦无依的悲凉心境，从而诱发“喝农药”等次生问题。除了积极关注老人身体和心理状况外，家人还可以积极为老人寻求村级组织、亲戚朋友和邻居的帮助，委托他们关注老人状态，出现问题及时联系，从而为老人支起一张社会支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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