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著名核潜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黄旭华院士如今已近92岁高龄，2016年年末，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老做客中央电视台《开讲啦》现场，下文整理自黄旭华院士在“开讲啦”的个人分享，内容来自《开讲啦（科学家）：改变世界的中国力量》，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毛主席的愤怒

我们国家自行研制核潜艇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最初是为了突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包围、封锁。为了早日掌握核潜艇的研制技术，我们国家曾经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技术援助。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最开始寄希望于苏联

1959年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来到中国，我们国家政府再一次向他提出研制核潜艇的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上有这样几句话：中国要研制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他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说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核潜艇。

毛主席听后非常气愤，愤怒地站了起来，挥动他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

至此，我们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援助的梦想完全破灭。我们中国人走上了独立自主研制核潜艇的道路。

从学医到造船

我从小的志愿是学医，想当一名好医生，继承我的父母的意愿——治病救人。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七七事变”爆发，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了，日军攻占长沙，西南大撤退开始。我徒步走了几天的山路赶往已经搬迁到重庆的学校，一路都有日军战机的轰炸，有时要在山洞里躲整整一天……

一股非常屈辱的怒火在我身上燃烧起来，我想为什么日本鬼子敢这么猖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为什么我们中国老百姓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四处逃难、妻离子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我却连一块可以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什么道理！

其实我知道，这正是因为当时国家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受宰割。那我该怎么办？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要制造飞机，保卫我们国家的蓝天；要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从海上进来侵略。权衡之下，我进了上海交大造船系。

1958年，国防科委刚刚组建，聂荣臻元帅就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请示报告，首批只有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挑起了我们国家核潜艇的开拓任务。我有幸是29个人当中的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的研制领域。

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旧杂志里翻出的设计图，用玩具研究出的核潜艇

进了研制领域之后，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低弱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一个也没有。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手上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

怎么办？大家就从国外浩瀚的报刊杂志里找，寻找保密极高的核潜艇相关资料，我们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把零零碎碎的资料经过分析、整理，汇总，拼出了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弄来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我们高兴极了，多次把这两个模型肢解，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我们发现美国这两个模型同我们搜集到的资料基本上一样，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没有条件，或者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叫作“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是没有马只有驴，那你只能骑驴上路，边走边找，边走边创造条件。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磅秤称出来的核潜艇

以计算手段来说，那个时候哪像今天啊，别说一秒钟计算多少亿次的计算机，我们手上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算盘加计算尺，先打起来。为了计算的结果准确可信，我们只好分两组同时进行，这两组计算的结果必须一样。如果你得5，我得8，不一样，那么不是你错就是我错，或者我们两个都错。怎么办？从头再来。

潜艇的重心和重量直接关系它的不沉性，所以要求特别苛刻。我们没有高科技手段控制，就想了个“土办法”——在船台入口处摆了个磅秤，只要拿进船台的不管是什么都要过称并记录在案；同样的，施工过程中拿出船台的任何东西也要称一称……

几年来天天如此，我同事称之为“斤斤计较”。

极限深潜创历史

1988年初，404艇极限深潜成功后，62岁的黄旭华兴奋飞奔……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作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新型号的潜水艇在研制最后阶段，交付海军使用之前，都必须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深潜试验是一个风险性很大、考验性很强的试验。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面积要承受一吨多的海水压力，任何一条焊缝、一条管道、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

美国有一艘王牌核潜艇，叫作“长尾鲨”号，1963年在做一次深潜试验的时候，还不到200米就沉没海底了，160个官兵没有一个人生还。试乘人员担心我们会像美国那样一去不复返，思想波动较大，有个别人给家里写了信，说要出去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未了的事情，请家里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我们的设计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实验过程中我们规定的程序是一个深度、一个深度慢慢下降。10米、5米、2米，然后是1米1米地往下探，绝不蛮干，因此安全是有保证的。

既有充分的信心，同时我也十分担心，担心是不是还有什么是超出我的知识范围的，有没有我还没有认识到的潜在危险。我们没有经验，那么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们一道下去！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鼓舞士气，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深潜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故的扩大。

我是总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为艇上170个试乘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当这个深度仪的指针指向了极限深度的时候，艇长说了，各个岗位严格地把你们周边的情况好好检查一下。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艇开始上浮了，一直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时，全艇突然间骚动起来，跳跃、握手、拥抱，有些同志都哭了，大家非常激动。

试验成功后，我写了几句诗：

花甲痴翁，智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30年隐姓埋名，此生无悔

大家都清楚，世界上的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核潜艇技术，都被列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导再三向我们强调一定要确保国家的机密，不容许泄露你们的工作单位，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当无名英雄。而且进了这个领域，就得准备干一辈子。如果你犯了错误怎么办？犯了错误也不能走，可以在里面打扫卫生。

1958年，我从上海上调北京，走前领导只告诉我：你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我行李也没有带，一到北京，就被留住了。从1958到1986年，我没有回过一次海丰老家探望父母。

30年中，我和父母的联系只有一个海军的信箱。父亲去世，我也没回家……他只晓得我在北京工作，从来不知道我在什么单位，在干什么。

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永远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它提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文章里面所描述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的不孝的三儿子——我在家排行老三。

虽然我母亲一直深信她的儿子是大学生，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30年一直没有回家，她难免也有怨言。我听我的妹妹讲，我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是满脸泪水呀，我母亲终于自豪不已了。她在痛心之余也自豪，她把我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她的子孙们召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知儿莫若母，母亲这句话传到我的耳朵，我哭了。有人问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核潜艇阵线广大员工呕心沥血、隐姓埋名，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如果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他们对此生有何评述，那他们会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属于事业、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改变世界的中国力量》（开讲啦·科学卷），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国宝级科学家为你讲述，如何成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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