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深夜， 19岁弗莱堡大学医学院女学生Maria Ladenburger在返回学生宿舍途中被强奸杀害——而笔者刚好和这位可怜的姑娘住在同一个学生宿舍。不少认识这位姑娘的同学回忆起她，都说她的脸上总是灿烂的笑容，为人友善，不幸降临让人真是扼腕叹息。

Maria Ladenburger的遇害地点位于弗莱堡足球队的球场附近，第二天早上一位进行慢跑的女士在球场旁的Dreisam河中发现了她的尸体。此外，事发现场还发现了疑似嫌疑人丢弃的自行车、一根长达18.5厘米的染色的头发、一条黑色围巾，以及凶手仓皇逃走时遗留在黑莓子树丛中的一些DNA痕迹。在警方大规模的调查中，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托马斯-莫尔学生宿舍成员都义务提供了唾液以进行DNA比对检测。

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警察终于在12月3日宣布抓获了嫌疑人——一名去年来到德国的17岁阿富汗难民，默克尔欢迎难民政策下千千万万孤身一人来到德国的中东难民中的一员。该嫌疑人寄居在弗莱堡Littenweiler的一个德国家庭，警方调取了案发当晚的有轨电车监控视频，通过他夸张的发型和所戴的围巾顺藤摸瓜完成了抓捕。

令人讽刺的是，Maria Ladenburger遇害不久，弗莱堡市长就跳出来敬告广大市民，不要想当然地把屎盆子扣在难民头上。就在警方忙于这起案件之际，在弗莱堡18公里外的Endingn又发生了另外一起几乎相同的奸杀案，至于和Maria案件是否相关目前还不得而知。

为遇害姑娘Maria Ladenburger所种的苹果树（本文作者/摄）

在2015年接收了超过100万难民之后，德国国内治安已经被难民们玩坏了，警察部门根本就控制不了难民们猖獗的犯罪事态。

根据11月8日德国联邦警察局公布的数据，因为难民大量涌入，德国去年的犯罪率暴增了31.6%，而此间也有媒体揭露出，2016年上半年德国难民犯罪达14.25万起，相当于每天780起——而按照德国官方一向粉饰太平的做法，这份数据的真实性还要打个问号，根据BBC的报道，德国犯罪率甚至可能增长了八成之多。

自从去年科隆跨年夜集体性侵案以来，全德范围内男性穆斯林难民针对女性的性犯罪屡见不鲜。11月16日一位中国留德女生就遭受一位穆斯林长相男子强奸，事件当事人自述“冷静到了教科书级别”，所幸捡回了一条命，否则“我就是下一个弗莱堡女生”。

藐视政治正确的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霍克就称，“我们必须保护金发女生，因为对金发女生来说危险场所增多了。哦，我必须对此道歉，对棕发和红发女生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些人的目标还不单单是德国女生，在柏林Moabit区，一位27岁穆斯林难民诱拐性侵了一名8岁难民女童，失去理智的女童父亲持刀试图报复时却被德国警察击毙了。

除了这些中东难民外，玩坏德国的还有一些所谓的“治病群体”。

据报道，一些来自非洲的艾滋病病人涌入德国，他们母国的医疗条件当然不如德国，而来到德国之后这些人即可享受由德国纳税人买单的公共医疗保障，而德国官方拿这些人根本束手无策。这些人在取道匈牙利、希腊这些欧盟穷国的时候就已经销毁了自己所有的身份证件，警察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这些人还利用德国法律为保障人权所设立的种种制度——警察和法官没办法强迫你开口，你只要说你是“叙利亚人”，德国官员即使知道你在撒谎也毫无办法。即使官司打到了德国法院，总有诸如德国教会这样的组织为你撑腰。你只要向法官说，你实在不能离开德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不管是因为违反中国的超生政策还是什么五花八门的“政治迫害”——你要相信，慷慨的德国纳税人会养你一辈子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这些难民利用了德国制度的漏洞，德国人自己也参与到了玩坏德国的这场游戏中。

对于德国上层阶级来说，难民也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好生意。德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这些青壮年难民充当廉价劳动力，但是总要为这些人建设好难民营，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吧？这也就催生出了European Homecare这种专做难民生意、为政府提供难民安置一条龙服务的开发商。这些公司往往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借着难民危机拿到了不少政府承包订单，大发难民财。

但是，公共服务私有化通常带来的就是服务质量急剧下降，埃森难民营就爆出了European Homecare工作人员虐待难民的案件。而且，这些承包商通常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往往选择把难民营建在那些偏僻的小镇、小乡村，这也就是为什么频频爆出德国小镇筑石墙挡难民这样的新闻。而有的人就利用小镇居民这种恐慌情绪，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在下拜仁地区一个叫Frankenrieder的村子，一位叫Christian Lintl的旅馆老板威胁当地村民，要么他们每人出2000欧元买下自己的旅馆，否则就把自己的旅馆卖给一家难民投资公司，惊恐万分的当地村民竟同意了他的条件。

难民是一条“产业链”，而支撑这条产业链的就是德国政府所给予的各种难民补贴。难民们在村民看来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在企业主们看来却是一块块金砖。一方面，这些人是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带来联邦政府大量补贴，而且企业主自己还不用承担这些人的医保、社保，谁都不会拒绝这桩名义双收的好生意，这也是为什么代表企业主利益的当局宁愿向来自中国的硕士生收取学费也要保障难民利益不受侵害——嘴上说是情义，其实一切都是生意。

我们大致已经勾勒了这样一个玩坏德国的说明书，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见者有份。但是令人错愕的是，几乎所有德国人都对这一过程浑然不觉，这些人已经将“抽象社会”视为理所应当。

波兰尼在讨论以现代法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指出了，生活在现代生活体系中的人所习以为常的一切，无不是经过漫长历史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常识，毋宁说常识是特定人、特定环境和特定历史环境下建构起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常识是人造的，并不是如同呼吸那般自然的东西，那种永固而正确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臆想。德国政客政治正确优先于法治，那么法治这种复杂而脆弱的机制就会立刻陷于崩坏，建立一套以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为核心的现代法治需要整个社会旷日持久之工，而崩坏却在一夕之间。

以法治为核心的这种社会制度，根本上来说是以其权力意志把生活事实抽象化，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是其本质，自身也演变成了不断得到确立和强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形式化的规则，它宣称可以容纳和承载种种分殊的生活想象——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法治也是现代性生活构想的“构设”（Gestell）之一种，是人支配和操控世界的一种技术手段。

但当“法治”碰上“难民”，就遭遇了极大的困境。如果对“难民”概念做一番谱系学的研究，那么不难看出其中的模糊性和人造性——西方刻意塑造出了一种“难民想象”，这种想象给予了“难民”以法治上的特殊保护。但是，在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中，德国政府对于进入德国的“难民”的认证是相当失败的，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以虚假的身份瞒天过海。

多数“难民”来自比较贫穷的国度，侵权或犯罪之后也没有财产可以执行，而监狱里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其实已经不错。因此，德国原来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制定的较轻的刑罚，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威慑力。多数“难民”拥有完全异质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许多人缺乏融入德国社会的动机，却已经学会了用德国社会的政治正确观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是法律，还是纪律，面对这群人的时候，都出现了运转不灵的局面。

1996年，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对西方国家的“三个自信”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由于过度的“三个自信”，西方国家热衷于在国际上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在国内，则大量引入非西方移民，相信自己的体制和文化能够迅速同化这些陌生人。现在来看，欧洲难民危机可以说就是欧洲的“三个自信”的悲剧：涌入欧盟的难民，其根源就在于西方在中东和北非输出自己的模式遭遇失败的结果；而一旦进入欧盟，获得难民身份，这些人也就会在欧盟扎根，但很难融入到欧洲主流文化之中。

他们和主流社会的冲突，未必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多数日常冲突事例中，亨廷顿最重视的界定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宗教并没有出场。无产、无业、无家庭关系的游民，在任何社会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德国不能尽早解决这“三无”问题，其法治体系对于这些“三无人员”来说，就是纸糊的老虎，一捅就破。

Maria Ladenburger遇害了，根据德国的一贯表现，我们可以预测，那位将她残忍杀害的阿富汗少年绝对不会被遣返。而最新的消息是，Maria Ladenburger的父亲——一名支持德国开放接受难民的欧盟高官，继续呼吁公众为难民捐款。

耶诞和新年在即，上一个跨年夜的科隆事件在公众脑海中的印象尚未淡去。让我们祝愿德国好运。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作者黄禹洲，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