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端】

在传统中共党史与革命史书写框架下，关于革命烈士的狱中经历，往往都依循一种“受难—抗争”的二元式叙事逻辑，表达的是一种悲情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这种叙事方式固然很符合烈士“对党忠诚”“为国殒身”的政治基调，然而却因很少将其还原到“人”本身而使烈士形象同质化伴生，“脸谱化”十足。

其实，无论何时何地，透过烈士的革命身份与英雄“光环”，都有其作为普通人生活的“日常”一面。尤其是被羁押在监狱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吃喝住行、兴趣爱好、七情六欲所代表的“日常”，某种程度上比短暂遭受审判、酷刑更受考验，也更为接近生命的原真状态。这种狱中生活视角，是解读龙华共产党人与革命烈士“生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龙华监狱内院

一、严峻的日常生活考验：吃、穿、住、行

  “政治犯”被押解到龙华监狱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其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常态化写照。由于在押周期长、节奏周而复始，这种日常的监狱生活其实比酷刑折磨更严峻地考验着革命志士的身体承受能力。

伙食方面，狱中被押人员伙食标准低，质量差，数量少，而且还要受到层层克扣。据黄浩回忆，当时，“囚犯”每月伙食标准是四元五角，经监狱长、科长、科员层层克扣，实剩一元左右。每日两餐，“菜是臭咸菜、老冬瓜等，植物油是漂在菜桶上的做样子，吃不到的，餐具是粗瓷碗，上面一些菜，下面饭。”

所以郑超麟回忆说，龙华看守所“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价格要贵一些。”也就是说，托守兵外出买食物，需要付出高价，让他们有利可图。

此外，还有一个渠道可以获得外部食物，就是通过亲属探监。不过，探监时，亲属不能与犯人见面，只能通过看守送东西。1931年1月28日，林育南同乡战友陆若冰曾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要求探监李少堂（林育南化名）。看守士兵的答复是，政治犯不允接见，但可送东西进去。陆若冰就把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看守人带进去。不一会，他们带出来一张林育南亲笔写的收条:“收到大洋伍元，谢谢，请下次送点小说诗歌等书及食物为荷。李少堂一月廿八日。”

林育南烈士

为了反对伙食虐待，争取应有的待遇，狱中的共产党人曾多次以绝食相抗。如张恺帆回忆在狱期间，许多人把反共宣传品拿来当大便纸用，被军法处处长陶百川发现，大发雷霆,命令把门都关上,不准串联,伙食也越来越坏,饭里砂子很多。我们就进行“罢饭”斗争,伙食才有所改善。

黄浩也回忆，1936年1月，狱中同志为反对降低伙食质量，开展绝食斗争，并设法在报纸上刊登了克扣囚粮与举行绝食斗争的消息。为此，国民党军法司派了二十多人前来监狱“视察”，为了平息风波，最终监狱长被调走，伙食有所改善，并答应在吃饭时打开脚镣，“囚犯”每月还可以洗一次澡，斗争基本取得胜利。

《张恺帆回忆录》

穿戴方面，首先是脚镣问题。据监狱史专家徐家俊的研究，龙华监狱的“政治犯”除少数“重案”戴脚镣外，一般不戴脚镣。所谓的“重案”，指的是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成为司令部“清党”的主要对象。如 1931年1月24日，“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在龙华狱中致信冯雪峰时也说“我与35位（七个女的）同犯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晚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记录。”当时，与柔石同时戴着脚镣，关押在男牢二弄九室的，还有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柴颖堂。

《柔石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这个冰冷的东西，偶尔碰到人身上，常会使人从梦中惊醒。因此，他们每晚睡觉前，都先互相帮助用干毛巾裹住脚。柔石还不习惯牢狱生活，常常由柴颖堂帮助他把棉裤从镣内脱下来，明天一早又帮他穿上，再扣上裤脚管裳的纽扣。”

重要“政治犯”佩戴的脚镣

其次是囚衣问题，说法不一。据地下党员孙诗圃说，关押人员不穿囚服。但据《黄慕兰自传》的说法，她关押龙华时，八名女犯都穿囚服，而且囚衣很大。由于她身材矮小，虽然已怀了孕，但穿上那么大的囚衣，别人都看不出来。”作为女犯，负责为狱中囚犯送洗囚服也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细心的女狱友往往利用这种隐蔽的机会为同伴们创造沟通交流的机会。

黄慕兰在狱期间，就在洗犯人衣服前，会仔细地把衣服的口袋翻出来进行检查，有时就会发现“政治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犯人在狱中都不叫名字,而是被分别编了号码来呼叫。

比如有张条子上写的是：“我是704号，请帮助找到同时被捕的705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两人的口供一致，对付敌人。对此，黄慕兰的做法一般是把704的小纸条放到已经洗干净的705囚衣的口袋里，让705写了答复后，再放进已冼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转给704，使之暗中联络，互通消息。

图5 冯铿就义时穿着的毛背心

关于牢狱住宿情况，集中记载相对较少，只能从一些亲历人的零星回忆中知其大概。如空间拥挤，采光通风较差，被褥短缺，男牢中是上下铺双层床、女牢中以大通铺床为主。柔石当时所在的男牢2弄9室，一共关了10个人，6个是政治犯，还有4个是军事犯和土匪犯。

柔石和一个银匠出身、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柴颖堂同睡一张双层床的上铺。柔石没有棉被，就和柴颖堂睡在一个被窝里。而在女牢，黄慕兰的回忆是，“我们8个女工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睡的是像北方的火坑那样的大通铺，窗户很高，在里面根本看不见外面。”

龙华监狱男囚室

龙华监狱女囚室

由于住宿卫生环境恶劣，加之关押者很多是期限不定的“未决犯”，肺病、伤寒、肠胃病、风湿、水肿、贫血、维生素缺乏症等，便是狱中常发病，虽然有简陋的医务室，但药品很少，百病同喝中草药煮的“大锅药汤”，因此，饥寒倒毙、缺医瘐死时有发生。

最后一项是“行”，也就是交往，又有内外之别。由于在押人员失去了人身自由，对外接触的机会已经被完全隔断。虽然《淞沪警备司令部探视人犯规则》中也有“星期二、星期五之下午十二点半至三点半”的探监日期规定，但实际上探监是极为艰难的。1931年1月，丁玲的丈夫、“左联”作家胡也频被捕入龙华监狱，她和沈从文曾前往探监，深深体会到探监之不易。

他俩在铁门前等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看到胡也频出来，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丁玲跟到铁栅门边，又被看守挡住，理由是在租界被捕和涉嫌政治的人员，不许同家人见面。最后，丁玲好说歹说，托一个小军官模样的人为胡也频带进5块钱，还不知收到没有。

丁玲与胡也频

相较之下，监狱内部各牢房之间的犯人流动管理相对宽松。1929年3月下旬，郑超麟首次被押入看守所，发现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

1931年11月底在狱的张恺帆也回忆，白天允许犯人走动，气氛宽和；夜晚对犯人管理从紧，气氛阴森。“我刚进去时，表面上气氛还蛮松，互相能串串门，玩玩纸牌，允许看书，允许用笔砚。但一到夜间，气氛就森严了,几乎每夜都听到枪声、口号声,那是敌人在屠杀我们的同志。”

二、“扪虱诗社”：狱中浓浓文艺风

由于关押人员在白天可以有走动串联的自由度，所以那些热爱文学创作、喜欢讨论真理的革命青年仍有“以牢为”，继续施展才华的机会。其中，以“左联”成员最为忙碌。“柔石抓紧时间向殷夫学德文;胡也频积极收集材料,准备写小说。”尤其是柔石，交友自由，心态平和，生活充实。

除每天向殷夫学习德文外，就常与同在囚室的柴颖堂攀谈，要他把那些同志英勇牺牲的故事讲给他听。他把一根筷子劈开，夹上铅笔头，再用线扎牢，做成 “筷笔”，很快地做记录，尔后整理成文，编上号，把它包扎起来，打算将来出书。“平时，他不大谈自己的事，常常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将来要是能出狱，一定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

“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

牢狱内部管理相对宽松的氛围，还催生了一批爱好赋诗作词、联吟唱和的文艺型“政治犯”自发聚集，发起诗社，以创作与传播“狱中诗”而闻名。1930年代一度风靡于龙华狱中的“扪虱诗社”即由此而来。

据该社发起人之一、时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的张恺帆回忆，1933年10月下旬，他和同狱中爱好诗词的难友刘金吾、李一清、彭国定(即左洪涛)、黄金月、朱天纵、陈晶秋、陈宝箴、谢武潮、沈蔚文等八九个人，秘密组织一个诗社,戏称为 “扪虱社”。他们以诗言志，互相唱和激励，抒发革命情怀，其中既有白话诗，也有旧体诗词。

诗社中有的同志认识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左联”烈士，谈起他们就牺牲在这所监狱的围墙里，牺牲时如何英勇的情况，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于是，张恺帆便创作了一首纪念柔石等烈士的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脍炙人口，感人肺腑，流传最广。它写成于1934年春龙华桃花将发未发之时。诗成之后，张恺帆把它写在床头的高墙处，由于他睡的是双层铺的上铺，较为隐蔽，不易发现，故未被敌人破坏而保留下来。

当时，抄录在墙上的诗词还有很多好诗，大家反复吟诵。如有一首沈蔚文为纪念胡也频而作的七绝同样真情流露，广为传诵。诗曰：

铁窗无语对黄昏，坐拥寒衾哭也频。墙外桃花红十里，长留颜色照英灵!

总体来说，“扪虱社”诗篇充分表现了龙华革命烈士在酷刑屠刀之下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讴歌了共产党人誓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

当年，张恺帆曾从众多的诗歌中选优抄录，汇编成集，共四五十首, 定名为《牢骚集》，托当时获释出狱的苏华带出去，转交给交通大学工作的胡斯星保存。据《张恺帆回忆录》称，“解放后,胡斯星把冒着很大危险保存下来的这本诗稿还给了我，由安徽省博物馆拿去陈列。”

三、秘密斗争与特别支部

龙华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摧不垮革命志士积极乐观的精神和顽强斗争的意志。一些斗争经验较为成熟的共产党员善于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个别头目的腐败和贪婪，以及看守士兵的同情与理解，开展一系列巧妙的秘密斗争。其中，依托与看守士兵的友好交往关系，是较为可靠而常见的方式。

在不少人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时的龙华监狱中有不少看守士兵对“政治犯”是充满敬意与同情的。

他们之中，甚至可能有一些是中央“特科”组织派人打入司令部内部，充当看守，以便及时掌握和传递被捕、审讯信息和监中相关情况。李逸民的《狱中十年》就提到，他在狱期间结识了一个同情自己遭遇的看守士兵，通过花钱酬谢的手段，托他传递信件，对外互通消息，进行秘密联络。

当时，托看守士兵从狱中传给地下党组织或家属的信件，都按照事先的约定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里。互济会的前身就是济难会，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组织的，大革命失败后改名“互济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专门负责营救被捕革命同志和慰问救济被捕、遇害同志家属的一个组织。

据黄慕兰回忆，“互济会的交通员接到狱中传出的信，通常会给送信的人5块钱作为酬劳。那时士兵的月饷只有3块钱(可买一担大米)，班长也只有5块钱。所以他们每个月替我们向外送一封或两封信，不但是帮助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种外快收入……因此，我们在狱中就能做到内外联系不断，而且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在牢房里建立了与地下党组织经常不断的联系。”

19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期德黄慕兰

从组织载体来看，狱内的秘密斗争，主要是建立狱中特别党支部和“同难会”的基础上，以集体力量保护自己，掩护政治身份。龙华监狱秘密特别党支部，存在时间约在1928—1931年。

期间，担任过“特支”负责人的先后有宗孟平（中共江苏二大选出的省委委员，曾任吴淞区委书记）、宋文彬（被捕前为中共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吴丹凤、焦光华（被捕前为中共上海南市区委常委）、谢宣渠（被捕前为中共江苏省委兵委书记）。

在谢宣渠任 “特支”负责人之前，“特支”工作“有些‘左倾’盲动的作法，客观上几乎把在狱党的秘密工作都暴露在敌人面前。

此外，当时狱中“特支”领导下有一个“同难会”，会员主要为狱内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及被牵连的群众，统战覆盖面不广，这就与其他绑匪盗犯等形成鸿沟，甚至经常与之发生摩擦冲突，以致于“特支”之名，看守士兵都知道。

在此背景下，1931年5月，支部负责成员及在狱部分同志决意改组(表面宣布解散)“特支”。改组后，谢宣渠重新拟定“特支”的工作要点。

即保卫狱内外的党组织，鼓励狱中同志坚定革命立场，对党绝对忠诚；研究各人在敌法庭上的供词与应付威胁利诱和翻供的办法；把被捕同志的情况转告狱外党组织、家属及可靠亲友，设法进行营救；利用各人的关系获取食品、医药，以救济狱中患病和困难的同志。

在“特支”的策动下，在狱党员几乎全部带动起来，以巧妙的策动方法，使一般党员与受敌暗中指使的在狱盗犯都无法分清谁是策动领导人。更智慧的是，谢宣渠还将“同难会”改为“同难人”，提出了“狱中人都是同难人”“犯人维护犯人”。

党员以此语对待狱中的一切人，“同难人”由此成为狱中人团结斗争的共同口号，盗犯与政治犯的鸿沟逐渐消除，原先“左倾”盲动做法被纠正，狱中同志情绪稳定，无人动摇，风气为之一变。

四、结语

列宁曾说，“牢狱，是锻炼革命战士意志坚强的学校”。但凡革命烈士之生平，绝大部分莫不有此“必修课”。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无论是恶劣环境的磨砺，身体健康的折磨，还是心态情感的转变，斗争经验的成熟，都是灵魂与肉体的“大考”。对于龙华烈士来说，同样如此。不过，舍此之外，它还是龙华死难者一种深植人心，具有强烈精神认同的身份。

据《黄慕兰自传》称，“1990年‘七一’,在上海召开了龙华难友座谈会，与会者都是不同时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不少同志直到全面抗战才出狱。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都有在龙华监狱斗争的经历,大家一见如故,都认为这是一生中的一段难忘的光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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