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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善联:以快速著称的传染病直报系统,这次表现如何?

2020-03-05 07:52:12
导读
眼下,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抗击新冠疫情的战“疫”,而社会各界也在思考着此次疫情中暴露的问题。 针对传染病防控,我国在2003年以后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全国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这套传染病直报系统发挥了哪些作用?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为何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次的疫情又为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

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在“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一套可以从地方直通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您的观察中,这套系统近年来发挥了哪些作用?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这套直报系统的运作,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

胡善联:直报系统其实在2003年以后就建立起来了。当时“非典”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大家就开始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快地把基层的一些信息传递上去。

基层传染病信息的上报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卫生防疫系统的固定监测点上报信息。比如说在流感高发季到来之前,就会在很多医疗机构设定监测点 (发热门诊),当发生流行性感冒、发热病人大量增加后,就需要警惕可能到来的流行性感冒疫情。

第二种就是在“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直报系统。我们国家在没有发展起这套信息系统最早的时候,以上海为例,每个传染病人都要填写一份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由各个区域的卫生防疫站送到市卫生防疫站,再由市卫生防疫站统计了以后,逐级上报国家卫生部。这整个过程耗时是比较长的,差不多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才能够汇总全月的发病情况。

在网络直报系统建立了以后,基层发现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以后,就可以直接报到当地疾控系统,然后省市疾控系统又可以快速地向上报告。所以,在2016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在“互联网+智慧医疗”的分论坛上介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应该说,这套覆盖全国的网络系统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为传染病的快速上报、疫情的分析研判提供了保障。比如当我国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时,基层就很快地进行了报告。相关农业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展开行动,捕杀活禽,禁止活禽交易。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作为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认证专家组的成员,我们在青海地区发现了两例从印度传入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发现情况之后,地方立即上报,中央很快就知道了,于是便在当地布置应急免疫接种工作,采取了让儿童服用糖丸疫苗等防控措施,这样有效地把输入型脊髓灰质炎控制住了。此外,最近在北京还出现了两例从内蒙古自治区输入的鼠疫病例。像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直报系统迅速了解情况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一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

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一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

2月4日,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武汉火神山医院病房。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在以往的报道中,您多次呼吁公共卫生重在预防。包括像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也有观点认为可能会在未来与人类长期共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具体该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卫生预防呢?

胡善联:“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国家在不断修改卫生工作方针,但“预防为主”这一点一直是得到强调的。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预防的重要性了。如果我们从源头抓起,做好早期预防工作,那么疫情可能就不会产生像今天这么大的影响。防患于未然,正是这次疫情为我们总结的一个教训。

我们常说:“财神跟着瘟神走。”2003年,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取得了成绩。但随着“非典”淡出记忆,大家在卫生预防上就又有些大意了。在这次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今后在这方面要更多地投入。所以,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将更完善,更现代化。

一种病毒能否成功地繁殖取决于它的毒力情况和它的传染力。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有20%左右是重症和危重症,其他一些轻症患者就慢慢依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得到了治愈。目前我们是把这种病毒控制住了,但这并不等于说病毒就被彻底消灭了。像SARS的话,在第二年就没有进一步发生病例。所以,这次的病毒是否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我们还要观察明年、后年的情况。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也要加强防范、监测,甄别“新冠”和普通流感。

最近,我们国家也通过立法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我相信以后病毒再从动物中间传染的机会将大为减少,接下来的防控还是要落实在人传人上。

观察者网:从数据显示的情况看,目前疫情的发展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平台期。有条件的省市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了,学校在不久之后也将迎来复学。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您觉得我们在下一阶段防疫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胡善联:传染病的流行主要依赖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现在我们大规模地救治确诊病人,隔离疑似病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控制传染源。我们现在呼吁全民戴口罩、勤洗手、不要去人群密集处,就是在切断可能的传播途径。目前,我们在保护易感人群的环节上目前没有太有效的办法。这个疾病现在是人人易感,所以在疫苗问世之前,我想重点还是要做好传播途径的控制。

注意体温检测、戴口罩、勤洗手、发现发烧病人立即隔离,像这些做法在复工复产复学之后,也应该继续坚持。现在各地开会,大家都会尽可能隔开坐,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学校、工厂也要注意这一点,在食堂等人多的地方尽量不要聚集,错时就餐。大会、运动会、文艺典礼之类的集体活动也不宜再举办。

2月3日,快递站点在开始配货前集体测量体温。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这次的疫情为我们的医改事业指明了方向,告诉了我们大力扶持公立医院的重要性。比如,武汉的医疗资源面对疫情时捉襟见肘,一大原因就在于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胡善联: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有一点关系的。

如果我们查阅一下2019年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会发现这样几个数字:

在医疗机构的设置比例上,2019年湖北民营医疗机构所占比例是59.3%,公立医疗机构占比是40.7%;至于病人看诊,有89.3%的病人是到公立医疗机构去看门诊的,10.6%是到民营医疗机构去看诊。

对此,我们可以与上海的情况做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上海的公立医疗机构力量是比较强的。上海公立医疗机构的占比是50.6%,至于门诊就诊的话,92.5%的病人选择去公立医院看门诊,去私立医院看病的病人只占7.5%。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老百姓还是普遍更信任公立医院的。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这么大的疫情之下,湖北的公立医疗机构确实是不堪重负了。毕竟忽然涌现了这么多的病人,而且还有不少重症患者,这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医疗系统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在这次的抗疫战中,公立医院最早响应国家号召,起到了骨干作用。在所有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中,我发现没有一支队伍是民营医疗机构派出的。那么为什么民营机构不出征呢?首先,民营医疗机构大多规模较小,没有很强的呼吸科、重症科设置。而且民营机构都是趋利的,他们所涉及的专科范围主要是在中医、美容、齿科、眼科这些科室上,并没有ICU急救的能力。因此,这次他们没能发挥作用。正如你所说,这次的疫情给我们提供了教育,告诉我们今后从国家角度出发还是要加强公立医疗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的应急能力。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之间的平衡,毕竟我们国家目前的政策还是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未来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使得私立医院至少在全科、常见病和高端医疗上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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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善联

胡善联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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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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