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映:14亿人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厕所革命?

来源:观察者网

2024-02-17 09:51

胡晓映

胡晓映作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导读】 厕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改善厕所问题,绝非建设标准化厕所、增加公厕布点那么简单,其背后是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家建设能力、与城市空间安排相关的规划能力、城市处理能力等,本质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包括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设置能力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晓映】

2015年以来,中国在经过沼气厕所、卫生厕所的两轮厕所革命后,乡村再次开启厕所革命,并将其作为乡村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笔者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关于厕所革命,多地却啧有烦言,甚至成为干群矛盾的冲突焦点。

截至当前,各地厕所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但在多次“回头看”检查过程中出现问题,反复整改、反复“回头看”,国家资源投入多、基层工作压力大、群众却对改厕效果不甚满意,这些现象如何解释?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一、小小厕所代表着文明的进程

关于厕所革命,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乡村是否需要“厕所革命”?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对厕所革命的认识,不应该仅仅看作单纯的生活方式、器物变迁,其背后有一套文明话语、现代卫生话语和国家能力提升的多重背景。

对人类排泄物的处理一直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中国很早便设置厕所,并与自然生产特征相结合,即与猪圈或鱼塘设置在一起,进而让排泄物服务于农业生产;为了方便,中国也早早发明出夜壶等相关器物。而在处理时,如无法用于农业,那直接倾倒排泄物至河里、沟渠等地方,成为中外多国共有之行为。这容易导致人口聚居区的环境恶化,产生多重连锁反应,如引发流行传染病等。直至西方卫生学发现细菌、病毒,便开始对“卫生”产生极高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卫生观念的传入、中国国外留学生的回国呼吁、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并进行区隔性的卫生系统改造等多种途径,这种观念逐渐为当时的爱国人士、政府所关注,并开始出现了多种卫生改造运动,如蒋介石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等,并试图以此改变传统卫生观念、约束国民行为,创造“新国民”。

对各种流行病的控制,是厕所“文明化”的原始动力,但在发展过程中,厕所逐渐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体之一,在厕所文明上却一直备受诟病,甚至因此形成了西方对中国的落后刻板印象。无论是早期外国人对中国旱厕的认知,还是中国大妈到日本购买马桶热,这些都是文化宣传中中国的厕所落后进而得出国家落后的“国家想象”关联。

中国政府为改变厕所落后的相关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国家为外国人在旅游沿途等建立高档厕所,尽量避免让他们感受到“文化冲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力增强,国家及各地方政府以民生为导向,在城市中建设卫生的公共厕所,满足群众的现实需求。在此过程中,背负着“文明”意识形态的厕所,成为国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厕所背后的庞大系统

厕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改善厕所问题,绝非建设标准化厕所、增加公厕布点那么简单,其背后是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家建设能力、与城市空间安排相关的规划能力、城市处理能力等,本质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包括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设置能力等。

在城市中,随着商品房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卫生厕所以及水冲式厕所逐渐普及。而在乡村,中国多次将改厕作为重要的政府工程推进,尤其在乡村如80、90年代的沼气厕所、2000年初的防血吸虫的卫生厕所。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在各个时期推动厕所的变迁,以防止传染病的大规模发生,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如血吸虫病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从一种普遍的流行病到当前几近消失。

在文明话语体系下,对于标准化的、更卫生的水冲式厕所的执着,推动着2015年再次开启乡村的厕所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污水处理、粪污一体化等建设。

卫生、舒适的厕所,从古代到近代,一直是阶层分化的象征,这种区隔也延伸到了城市与乡村。厕所的差异是城乡差异的重要一环,因此,推进厕所革命,是乡村振兴、改善民生、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习总书记不断强调厕所问题的重要性。因此,2015年开始提出、2017年11月发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将厕所革命上升到全国层面。中央设置以奖代补工作方案,投入百亿级资金推动全国农村的厕所革命,并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大部分地区都是以行政任务的方式推动改厕工作,或者政府直接全包、或者以奖代补覆盖群众出资部分,吸引群众改厕。

以中部某省为例,基本实现了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基本达到愿改尽改。一般来讲,一户厕所花费在1200元至3000元不等,比如砖砌式三格式化粪池为每户1500元,一体式玻璃钢化粪池每户每个1450元,一体式滚塑化粪池为每户每个1680元,若粪污分流需每户再加300元;如果小三格+污水管网+大三格的样式,户均成本为3000元左右,如果集中居住区直接接入污水管网,实行粪污一体化处理,建设成本需8000元。国家和省级的支持是有限的,大部分资金需要市县乃至镇级配套。

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想要达到与城市一样的厕所条件,实现粪污一体化处理,需要铺设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站。

仍以中部某省为例,自2017年至2021年,省级投资317亿元建设859座污水处理厂,新建主支管网总长11280公里,接户215万户,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但这对2143万常住农村人口的体量来讲还远远不够。省里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到2025年达到35%,以行政村为单位,要求60%的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有60%的住户有专门的污水处理设施,就算是这个乡镇全覆盖了;而即便如此,大部分县市都远远无法达到这个标准。

作者供图

G县在省三年计划中,建设了14个独立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3723亿元,污水管网投资2.148亿元,建设长度为2171公里。为了做出亮点,超出指标并达到50%,预计投资6.75亿,其中需要贷款5.7亿,进行17个中心集镇向小集镇的延伸工程,将更多农户纳入到集中污水处理网络之中。

但问题在于:其一,由于污水管网铺设的投入过高,污水处理厂一般只负担集镇及周边的部分村庄;其二,乡村人口外流严重,乡村产生的污水本身较为有限,而大部分乡镇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吨位大,这就导致污水收集体量不足而闲置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厕所革命的基层实践难题

巨大的财力投入背后,不仅是巨额的财政债务,还有基层干部的劳心劳力以及后续运转的大量问题。

在基层,有一种说法是“书记掉进了厕所里”“村干部趴在厕所上”,五级书记共抓厕所革命。由于早期厕所革命的要求高、力度大、时间短,又涉及到千家万户,基层干部面临上级的指标化考核压力,在2018、19年各地出现了蛮干、硬干现象,并且因改厕工作经验不到位、成本低等原因,出现了一系列质量问题,如PE桶下雨漂浮冬天冻裂、水箱质量不行等多种问题,群众不满意,上级验收也很难过关。

把坐便器装在灶台正对面……(图/新华社)

2020年后,各地开始探索各种新的改厕模式,如玻璃钢、塑料或砖砌大三格等,提高单个厕所造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质量问题,但依然面临上级的反复检查、整改、再检查、再整改的循环,并且如精准扶贫一样,建立“一户一厕”档案。

在改厕的前期动员上,由于时间紧、指标要求高,干部们只能全天挨家挨户上门。中国大部分乡村空心化严重且以老人为主,而老年人的改厕需求不高,更想要保留传统厕所,但在上级要求下必须要改厕。前期的强力推动就导致了后端的厕污处理问题。部分农民会将粪污处理当作干部的任务,认为“干部坚持让改厕”,基层干部真成了“厕所干部”。

并且,部分地区因为改厕后蹲便器没有垫高,洗澡水流入厕所无法实现粪污分流,一方面是使三格式化粪池无法实现厌氧发酵,无法进行无害化处理;另一方面是厕所容易满,增加了处理粪污的成本。

在推进改厕工作时,基层干部会将“改了厕所以后子女回来了才愿意待,不然子女都不愿意回来”作为动员老年人改厕的话语,有些老人会为了子女改厕,但仍然保留旱厕,形成了厕所使用的代际差异。

同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中,要推动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增加农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是与其城市流动人口需求、城市空间安排相契合的,本身带有极强的公共性。但村庄中的公厕建设,则变成了一种追求文明的形式安排。

在乡村旅游浪潮下,很多村庄都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打造下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因此配套公共厕所。但大部分乡村旅游点或者人流量少,或者季节性强,公共厕所的使用率极为有限。如在某有乡村旅游的村调研时看到,因为旅游景点是看桃花,公厕便建立在上山的道路边,周边是田,没有住户,日常锁着门。可以说,乡村旅游点周边的公厕带有一点服务性质,那么应上级要求每村建立公厕则真正是一种形式。

作者供图

按中部某省的要求,每村建设一座公厕上级补贴3万元。由于设置了考核指标,上级也有资金拨付,每村一公厕基本全覆盖。但问题在于:

其一,乡村本来人口少,且都有自己家,村委会为了工作方便,一般将公厕建在村委会边上,甚至公厕负责单位并非农业部而是组织部,因为这属于村委会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很少有人需要使用公厕;

其二是公厕建设后的打扫、设施维护、日常运营问题,都是由村里负担,虽然保洁不用额外再请(如北京则需要再请专门的公厕管理员),但水电、维修需要支出,大部分村庄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因此将公厕锁上,不使用。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厕所革命

厕所从器物到文明的转型,伴随着知识霸权。从早期到现在,厕所一直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对传统、城市对乡村的改造过程,农村的厕所要和城市的一样干净,要变成冲水的、无菌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革命正如埃里亚斯对文明的进程所言,这是一种在文明话语霸权下因为羞耻、难堪等原因进行的将外部文明强制“内化”为自我强制的过程,处于由外向内的反应阶段,无论早期的点状外宾厕所,还是当前范围涉及全国的乡村厕所革命,其呈现的国家能力强大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差异,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一致的,是一种文明落后观下对乡村的改造。换言之,对于厕所的重视与关注的背后逻辑,始终没有从外部震动走向内部自觉。

周星教授在《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自觉”,让人很有启发。文化自觉是一种以我为本的状态,去接受本土与国外的文化,周星教授认为当前的厕所革命已经走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但如果从前面的调查经验来看,这还远远不到。

在乡村中,一般家庭都在早期建房时自觉建设了条件很好的厕所,在很多南方地区,各家建的小楼房会安排两三个卫生间,以供家人和客人使用,在改厕和污水管网铺设时既简单、群众的意愿也很大;但对于年纪大的老人来讲,厕所本身没有改的空间,他们也没有改的需求,最后却在指标要求下强制改厕。

在多次改厕工作“回头看”检查以及暗访工作中,出现的厕所问题,本质上是改厕工作推进过急,群众没有准备好、政府的财力没有准备好,最终或者老百姓因习惯问题主动弃之不用,或者因设施损坏、粪污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被动弃之不用。

我们承认,在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会消失,不同的文明、文化都会在了解与反思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存有自身的独特性。作为具有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体,中国的乡村就具有这种独特性。

乡村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千年前就有的与猪圈一体的厕所,在当前很多山地、丘陵地区农村依然存在并被使用,他们仍然将粪污发酵后去浇菜园,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内部的自循环;游牧文化地区的固定冲水式厕所同样与其生活方式不符,他们有一套与其生活方式相适配的厕所行为规范。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就成为一种落后的代名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我想,无论是部分农民的生活习惯,还是国家财政能力,都还没有真正走到以文化自觉的方式解决厕所问题的阶段。我们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在保证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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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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