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晓映】

近年来，低保“福利化”在社会层面引发不少负面舆情。比如，部分舆论对人情保、五保户过度医疗等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极大不满，认为条件比自己好的人享受低保政策，无儿无女、不爱劳动的人由国家政策兜底也能过上不错生活，这是不公平的表现。此外，不少“低保家庭”名不副实的新闻极易引来网友“围观”。

实际上，近几年国家已通过建设全国信息核对系统，持续提升低保等福利政策的信息核对能力，以此提升救助管理服务水平，提高救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

当前，各项福利政策对象的认定大多借助大数据对比方式开展。比如，若要纳入低保户或扶贫监测户，申请人首先需签署财产检索同意书，随后民政部门的大数据比对系统会对福利保障对象及其子女甚至近亲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通过筛查车、房、存款等信息，避免出现错保情况。

不过，技术主导的信息核对具有刚性，只有符合条件与不符合条件两类结果，不存在中间模糊地带。换言之，技术难以处理复杂的现实状况，无法识别特殊案例。很多困难家庭虽不符合某个单项条款，但实际困难切实存在。

这时候，在技术之外的另一种方式——“社会认证”，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资料图：央视新闻

查漏补缺

今年在广西边境一地区调研时，一位驻村工作队员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

一户家庭中，男性身体欠佳，常生病住院；妻子在县城做服装销售，月收入2300元；母亲70多岁，有存款3万多；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二，一个刚读幼儿园；此外，男性姐姐已去世，留下的两个孩子分别读大学和小学，也需这对夫妻照料。可以说，家中仅妇女有劳动能力且收入有限。

这户家庭引起驻村干部关注，是因为家中男性病情突然加重，需数十万手术费用。但在大数据比对中，出现两个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导致其无法申请纳入监测、提升医疗报销额度：一是家里因房屋拆迁有8万元征地流水；二是家中老人有3万元存款。然而，征地流水并不足以支付手术费用，用完后还会使家庭负债；老人的3万存款是“棺材本”，用于安排后事。

鉴于男性病情危急，为赶在手术前将其纳入监测、提高报销比例，该驻村队员了解不符合数据比对情况之外的“绿色通道”政策后，迅速行动，最终使其纳入监测。但不幸的是，在ICU花费10多万元后，这名男性最终离世，留下妻儿和老人。按该家庭当前条件，待监测期限过去后，便可纳入低保体系。

实际上，这种超出技术比对所能发现的特殊情况，在全国各地都较为普遍。不过，并非所有干部都能为这些困难家庭开通“绿色通道”。

以本案例为例，这位驻村队员不仅凭借个人能力与魄力推动问题解决，还需打通村/社区、县乡政府、医生和医院、医保、乡村振兴等部门间的关系。作为打破规则的行动，每个相关责任主体都要为该事件可能产生的纰漏承担主体责任。因此，评估事态严重性、将事件本身纳入“绿色通道”之前的社会认证，是支持其纳入福利系统的重要支撑，极为关键。

驻村干部遇到这一情况后，首先召集村庄的村干部、驻村干部、协理员召开研判会，一起入户访谈、走访周边农民以了解真实情况，并在研判会上汇报具体情况，让会议参与者表态，确保事件真实性。村级研判会后，将材料、会议记录填入监测系统，同时上报镇级，镇级召开研判会，再上传材料、公示，之后依次上报至市级、国家级，最终纳入监测系统。

可见，“绿色通道”程序的最初起点，是家庭困难情况的真实性与群众的认可，否则这一通道便无法开启。可以说，与技术认定并行的社会认证系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查漏补缺”的重要功能。

资料图：央视新闻

维护社会公平

除了在技术认定之外保障个体基本生存权，社会认证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避免福利偏差的功能。

在今年鄂西调研中，村里民政主任提及两个有意思的案例：

一个案例是，村里一位低保户，妻子患有精神疾病，两个女儿未结婚，家庭劳动力少，被纳入低保。今年有村民反馈他常到村里麻将馆打牌，有时还抽高档烟，于是他成为今年低保核查重点对象。最终核查发现，其收入处于低保线边缘。收入“边缘”的产生，主要在于农民家庭收入并非工资收入，具有一定波动性和可度量空间，如农业收入投入与收益的认定，无法像工资收入那样完全准确。在此情况下，通过村民决议，将其投票出局，取消其低保资格。

另一个案例是，一位老人有腰椎问题，每月需去医院理疗，还有一些基础病，每月有医药费支出且无劳动能力，无法种田；有一儿一女，儿子40多岁但劳动能力差，做零工且未结婚；女儿外嫁，小孩是脑瘫，女婿为挣钱名下有一辆大货车跑运输，因此过不了低保财产比对系统。这位老人向村民政主任申请纳入低保。在走访周边农户和村内小组评议环节，村民普遍认为，老人有基础病、有一定医疗开支正常，虽不算富裕，但在村里相对过得去，若将其纳入，会有很多差不多甚至更差情况的家庭也需纳入，那数量就多了。

可以发现，低保对象评选中，一部分是生存线以下的对象，无关其个人品德或其他特殊情况，必须予以保障；一部分是在低保边缘上下或有特殊情况的对象，其纳入与否往往需经过社会认证。

低保等社会福利政策是兜底性制度保障，首先需符合国家认定标准，保证绝对公平；其次需根据地方社会内周边农民的普遍认可，保证相对公平。同时，这也构成对村干部工作的监督，避免保障出现偏差。

结语

部分地方政府为提高服务效率，选择取消社会认证环节，仅需技术认证。然而，社会认证不仅能“查漏补缺”，实现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确保真正公平正义，还能通过社会认证过程，达成地方社会内关于“公平”的社会公意，避免不劳而获等心态发酵，实现对个体行为与价值观的矫正，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因此，社会认证不应因追求效率而被舍弃，而应以此为契机，以每个人都关心的福利政策为抓手，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重塑社会正确价值取向。

可以说，在国家各项福利政策认定过程中，国家的技术认证守住的是个体生存权的底线，而社会认证守住的是个体对“公平感”的普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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