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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勇: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东京会晤,美国想搞“亚洲小北约”?

2020-10-09 07:46:11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志勇】

10月6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四国外长对话在日本东京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参加了这次会晤。中国问题成为此次“四方会谈”的焦点。四国外长共同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重点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并同意携手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

美、日两国外长还举行了单独会晤,就东海、南海及朝鲜局势交换意见,强调要强化同盟关系、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海洋活动。美国则提出,自由及开放的印太区是地区和平及稳定的基础,强调美日关系是推动“印太战略”的基石,声称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让结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印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蓬佩奥是疫情发生后首位到访日本的美国高官,也是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任后接见的第一位外国政要。菅义伟强调将维持强大的日美同盟,继续推动前首相安倍提出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以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海洋影响力。

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当下,四国外长会晤仍在线下举行,标志着四国联盟合作的一个较大突破。美国借此次会晤积极推进“印太战略”,期望建立印太地区多国间安全保障框架,强调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希望将四国合作制度化,并逐渐扩大到印太地区多个国家,以构建一个对抗中国的安全保障网。

东京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外长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图自路透社

“印太战略”是在“美国优先”指导下制定的地区战略,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推进该战略的制定与落实。2017年12月、2018年1月,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全面阐释这一战略目标、主要威胁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该报告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政策文件。

美国谋求构建印太安全体系,强化与传统亚太盟友的合作,保持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采取全方位综合手段,在保持和增强对中国战略威慑力的基础上,确保美国在海上核心区域的军力优势。

美日澳印“四国同盟”是推动该战略的主要动力,其核心目的就是遏制和打击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发展,抑制中国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维持印太地区的均势。

其中,美国更是将美日同盟视为“印太战略”的基石,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以防止任何一个亚太国家成为地区霸主,从而继续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但是,过去这些年,随着中国发展,美日同盟试图通过钓鱼岛制衡中国的谋略已渐渐力不从心,因此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遴选新的平衡点。于是,美国将目光投向了南海、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甚至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美日同盟还加大制衡的干扰强度,通过各点的协同联动,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在巩固美日同盟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拉拢印尼、越南等印太核心伙伴关系国家,甚至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太地区的“海洋支点”,支持印尼在亚太地区海洋安全领域扮演中心角色。特朗普政府也为此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比如2018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投入15亿美元以“在印太地区确立长远的战略视野以及综合性、多方面和原则性的政策”。

此外,美国对“印太战略”作出了一些细节调整,一定程度弥合与日澳等盟友的分歧,提高了同盟体系的向心力,使其进一步完善与强化。

很显然,美国期待通过这些手段,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可以在整个地区自由行动,美企能进入当地主要市场等等。但是,实际执行中仍存在巨大差距。为弥补这一差距,美国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外交、意识形态、治理和人力资源等手段,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包括科技企业、媒体、大学、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而提高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正是决定印太地区秩序演变的主导因素,美国亟需在该地区重新构建一套新秩序,建立新规则,应对中国崛起。

如今,印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引擎,美国期待通过加强与传统盟友的防务伙伴关系和外交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加强存在感。

美国将所谓的“四国联盟”整合成趋近于北约的组织,强化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的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将印太防务关系正常化,建立印太地区的多边安保框架,进一步迫使区域内国家在国际形势中选边站队。不过最新情况是,2020年9月,韩国表示无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牵制中国的行列。显然,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

事实上,“印太战略”凸显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中国周边区域转移,并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这种整体布局,不仅扩展了美国的海上战略纵深,有助于在该地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又延续了共和党的进攻性、激进性的外交风格,其目的就是要削弱或边缘化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不过,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也很难说铁板一块,过去很长第一段时间内对华一度破裂、中断。2007年5月,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提议下启动,2008年2月澳大利亚单方面退出,“四方安全对话”宣告失败。直到2017年11月重启后,“四方安全对话”共举行五次会议,并将对话提升到部长级;会晤内容也不断增加,包括网络安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

而现在“四方安全对话”全面复活,逐渐就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原则达成共识,发挥四国的相对优势,加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务实合作,探索防务合作新形式,扩大非传统安全合作,将在战略领域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确定为“四方安全对话”的重点目标。

不过,“四国联盟”中的印度,起初对“四方安全对话”态度较为暧昧,一方面赞同遏制中国、继续参与该对话,另一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在大国间搞外交平衡。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化、常态化,为美国与亚太国家建立“北约式联盟”创造了条件,莫迪政府逐渐迎合,主动加入行列。如今,为了转移国内疫情控制不力、经济严重下滑等矛盾,莫迪政府又强化了与其他三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及西方打压中国的机会,加大与中国对抗力度,今年以来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衅滋事,下架中国科技应用程序、严格审查中资项目等一系列试图与中国“脱钩”的非理性行为。

“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对华政治立场迥异,各自基于本国利益,在对华战略具体推进中很难达成一致,但尽管如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并作好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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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勇

胡志勇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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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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