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斗地主、碎片化、双层化：中东剧变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面对去年底以来的北非中东剧变，国际社会反应不一。比如对利比亚，有的国家如法国就急于作出了承认该国反对派的决定，更多的国家立场摇摆、犹豫不决，就连有关大国国内各方甚至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态度也呈现“碎片化”的结构。此次北非中东剧变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如此众多的国家同一时间出现问题，不由得令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当时，苏东国家如风卷残云般纷纷改旗易帜，迅疾推动世界秩序从冷战时代步入后冷战时代。抚今追昔，不禁让人对当下北非中东剧变的世界秩序根源产生兴趣。

集中杀伤：现有世界秩序无法有效治理全球化之弊

表面上看，北非中东剧变源自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如物价飞涨、贫富分化、失业严重、政府腐败等，实际上国内问题不过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问题的表现而已，北非中东剧变的首要原因是全球化消极后果对中东国家集中杀伤的临床征候。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提高了全球资源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后，也在制造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化提升了资本的跨国行动自由，却从根本上损害着中产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摧毁着古老的社会结构基础。于是，一国全球化越彻底，它面临的失业、教育、住房问题越严重。不独发展中国家如此，欧美发达国家亦如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聚焦国内医疗、教育、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这也是在应对全球化的这一挑战。不同的是，美国在应对这一挑战时可以通过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向海外转嫁危机，而其他国家则不能。

无论是已经爆发冲突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还是目前仍在抗议声浪中危机频频的巴林、沙特和约旦，这些国家凭借能源资源优势从全球化中赚足了好处，都属于比较富裕的国家。问题在于，这一好处并没有及时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成果，社会分配结构严重扭曲，成为滋生社会抗议情绪的根源。

其实，问题出现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冲击世界秩序的革命性力量。当前北非中东剧变之所以产生连锁反应，也是现有世界秩序不能有效治理的结果。如同当年爆发的“苏东波”现象从根本上是苏联领导力下降的产物一样，今天爆发的“中东波”现象说到底是美国世界领导力下降的产物。尤其是当中东国家亲美政权领导人面临社会抗议声浪的围攻时，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无法抽身进行及时“补位”，这些政权领导人就不得不黯然下台甚至亡命天涯了。倒是那些对美国霸权没有什么依赖和凭借自己的强势资源执政的领导人，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如果没有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势干预，倒是更容易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内部分裂加碎片化：解构后冷战“西方阵营”

面对北非中东剧变，西方出现了政策立场的分裂。尽管美欧在事变发生后极力进行了密集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但除了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之外，更进一步的政策协调远没有达成共识。欧美在中东问题上也表现出不一致的声音。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欧美立场不一，就连美国和欧洲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经历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操之过急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历史教训，美国对处理北非中东变局可谓是小心翼翼。先是在埃及问题上犹豫不决，随后在利比亚问题上瞻前顾后，尽管也宣布经济制裁利比亚，但对全面干预北非中东事务，特别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开辟禁飞区计划和所谓基于人道理由为反对派提供武器等方面模棱两可，人们没有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以往那个雷厉风行和肆意妄为的美国总统形象。

奥巴马如履薄冰的态度与美国政府部门内部意见不一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听到国会山上到处是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声音，国务院中也不乏以支持所谓海外民主事业为口实的干预论调，但掌握三军行动部署的国防部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谨慎。国防部长盖茨一再呼吁谨慎处理对利比亚的制裁手段，即便美军已经派遣战舰前往利比亚近海待命，但是盖茨仍强调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白宫也不断在强调所谓“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美国的行动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授权”。

不仅美国在对待北非中东剧变问题上立场不一，欧洲国家也呈现“政策分裂”的态势。英法比较激进，德国等比较谨慎。在突尼斯民众奋起反对前政府时，法国主动表示要向突尼斯提供平息骚乱的防暴器材等援助。利比亚事变后，法国最先承认反对派，招致利比亚宣布与法国断交。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表现出了更加老练的谨慎，尽管也要求卡扎菲下台，并且与反对派建立联系，但反对军事干涉和设立禁飞区。

显然，如果说当年的“苏东波”现象解构了冷战时代的“东方阵营”概念，今天的“中东波”现象似乎正在解构后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概念，整个世界陷入了权威体系的危机。一方面，来自世界治理体系核心地带的权威趋于弱化，人们习以为常的权威体系，包括美国、西方阵营、联合国在内，正在失去世界治理的功能，谁也不愿意履行治理世界的责任。另一方面，各国国内的社会抗议力量，正在借助信息革命的最先进成果，联合起来“斗各国政府的地主”，世界秩序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建。

“斗地主”：全球社会体系对抗全球权威体系

北非中东剧变也许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风向标，它所隐含的意义也许会超过其本身演变的结果，折射着整个世界的结构性变动。从此次北非中东剧变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这一世界不是冷战时期划分为辟疆列土两大阵营，也不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率领“西方世界”横行无阻的独霸格局，更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的冲突”，而是呈现为一种全球社会体系对抗全球权威体系的“双层化世界”。

所谓全球社会体系，是指各种来自草根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凭借数字媒体、社交网络等先进的信息传播工具，正在越来越紧密地动员起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撞的力量。这一体系中的很多人内心充满了愤怒，他们不仅憎恨长期统治他们的本国执政者，也对来自海外的强势力量充满排斥心理。它们往往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对于权威体系中的治理之道不屑一顾，它们的愤怒是无名的怒火，也许仅仅是愤怒本身。从美国的新茶党运动到欧洲的新民粹情绪，一直到世界各地的反美主义、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运动及此次北非中东剧变中的抗议声浪，其内在形成机理是类似的。

所谓全球权威体系，是指承担各国治理责任的政府及其联盟体系和承担世界治理责任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些权威体系高高在上，承担着治理各种社会问题的责任。它们有的建立了民主的程序以寻求西方意义的政治合法性，有的则依然靠着强势地位本身或者传统的权威享受着执政的美妙。二者在性质上并没有差异，都是承担治理之责的权威。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全球社会体系和全球权威体系都跨越了疆界的限制，各自形成了具有独特话语的两个体系。以往的人们更多关注到权威体系的全球化，看到了美国霸权力量在世界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渗透，看到了一个个的集团分化组合的画圈游戏，而没有注意到全球社会体系的跨国行动网络。事实上，这一行动网络的发展在其性质和规模上都与权威体系的变革丝毫不相上下。

问题的关键是，即便全球社会体系中的某一网络通过“斗地主”的方式在某一国家掌权执政，它遵循的依然是全球权威体系的逻辑，不会改变权威体系本身的性质。于是，人们也许已经看到了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缕曙光，那就是世界政治本身的重心正在下移，世界政治争夺的焦点将不再是权力的范围和数量，而是权力本身的性质。在新的时代，争夺全球社会领域中的跨国行动网络和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支持，也许比获得某一块领土管辖权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