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称对国际纠纷中的武力干预感到反感，避免正面回应利比亚问题

伦敦：三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它还尚未立 稳脚跟。中国已经拥有了实现经济目标的自信，但要说在帮助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它还缺乏一定的意愿和能力，经济自信和外交能力中间仍存 在着一段鸿沟。虽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维和行动中贡献突出，但它似乎常常在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最狭隘的范围内行动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会首先为自己着想——即使是那些为了更广泛利益而偶尔放弃这种考虑的国家也不例外。不过讽刺的是，中国这种单一偏狭的思维最终只会减 弱它在世界的影响力。

这在中国对利政策的变化上就表现得很明显。和先前派遣军舰抗击索马里海盗的道理一样， 北非国家的国内动态对中国来说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在利比亚，约有30,000名中国人在为50多个项目工作。据中国商务部称，这些人员撤离后，工程停滞 使得中国企业大约损失了188亿美元。

讽刺的是，中国这种单一偏狭的思维最终只会减弱它在世界的影响力。

但为反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所发起的起义也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带来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不会让他国领导人的内政举措影响到该国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原材料供应国。但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没有选择使用 安理会的否决权去保护利比亚的政权。

由于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并没有闹到联合国层面，中国不必就此表态，但中东地区对中国来 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地的骚乱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挑战。埃及抗议爆发后，中国媒体受令只能使用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 官方评价。但是考虑到中国每年从沙特阿拉伯大量的石油进口，与伊朗的关系，还有对原材料提供国国内动荡局势的担忧，显然，中国政府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 局势。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利益权衡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可能，北京对卡扎菲没有多少 好感，对他的领导也无甚信心，在目睹突尼斯和埃及的局势发展之后，中国政府更无意对他给予什么支持，万一卡扎菲被迫下台，这种表态将会导致自己站在继任政 府的对立面上。经济方面，中国企业今年在利比亚的签单已经同比下降45%，合同完成的数量也下降了14%。

可能，北京对卡扎菲没有多少好感，而且也不想在面对继任政府时站错队。

所以，中国在联合国关于禁飞区的投票中弃权了。对于急切希望采取行动的西方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北京的态度十分谨慎。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说道，中国政府“强调，安理会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 则以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尊重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当前危机。”这段话给中国留下了充分的反对空间，正如它之后迅速所做 的那样。很快，外交部就对打击卡扎菲部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遗憾”，并希望“利局势尽快恢复稳定，避免武装冲突升级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3月底，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会见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会议上，胡锦涛罕见地使用了强 硬的外交措辞，强调武力不能解决危机，“如果军事行动殃及无辜平民，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则违背了安理会决议的初衷。”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领导 人的胡锦涛呼吁有关方立即停火，并表示对利比亚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十分担忧。萨科齐是武力打击卡扎菲的主要支持者，而胡锦涛则告诉他，中国“不赞成在国际 事务中使用武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有关方立即停火，并表示对利比亚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十分担忧。

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只是北京发现自己落入了尴尬的境地。中国和俄罗斯 所投的两张弃权票使得针对卡扎菲的空中打击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但之后，中国发现战争的发展超过了它所能接受的范围，尤其是当战争扩大到了地面部队。中国 无法收回自己的弃权票，现在也只能陷入一连串超出控制的事件之中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喜欢掌控一切、讨厌被人视作棋子的政权来说，这样的局面自然不是它想要的。实际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尽管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弹性非常大，法国，还有它积极的盟友英国，仍然努力不断加深军事打击的力度，力图将弹性最大化。

最终的结果是，当中国今后要签署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国际行动时，它很可能会变得更为小心翼翼。对利比亚事件来说，一个比较好的情况是，中国坚持和轰炸行动划清界限，并继续保持不干涉状态，最后无论谁是赢家，它都表示支持。

中国媒体深入研究稳定的必要性，将报道中混乱不堪的北非局面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井然秩序作对比。

中国有不可忽视的国内因素需要考虑。它对国家主权和不干预政策的坚持显然和本国国内对 西藏还有新疆的控制有关。中国不是埃及，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利比亚，但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s）触发了中国大陆一次重大的镇压活动。在某海外中文网站上，有人想在北京和上海发起类似的抗议活动，官方出动警力阻拦了任何响应号 召的尝试。近几周来，中国媒体深入研究稳定的必要性，将报道上混乱不堪的北非局面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井然秩序作对比。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和 埃及大使安惠侯在国家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写道，如果卡扎菲在恰当的后续解决方案缺位的情况下被迫下台，利比亚很可能遭遇“彻底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末发起经济改革后，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在国际政治上韬光养晦，同时在 贸易和商业领域建立优势。如今，胡锦涛这一届领导班子已出现放弃这一谨慎策略的迹象，例如中国政府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入狱的异见分子刘晓波时所 作出的强烈反应。但是，要在诸如利比亚危机等和中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情况中扮演好国际外交角色，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投身到国际公共目标的合作努力中，但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尚需时日。

乔纳森?芬比是《企业版中国现代史》（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的作者，现任“可靠来源”（Trusted Sources）新兴市场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主任。

上海：广泛的国际参与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参与具有两面性，它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了地区冲突之中，当前的利比亚危机就是一个例证——中国投资和劳工处境危险，政府需要采取迅速行动。北京政府在保护物质投资利益上的努力和长期以来对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口头主张，再加上其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支持与妥协（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利比亚内政的干预），种种现象都揭示了中国人一直以来让人捉摸不透的利益计算和实用主义外交策略。

与北京政府日益果断的表象相反，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迫使政府做出公开回应。尽管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力图在执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现仍旧被视为咄咄逼人或者反应过火。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会使中国政府在应对传统安全困境时行动过快、过激，在处理自己的“后院”事务时尤为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东亚外交经受了波折。以中日关系为例，去年九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与日本军舰相撞，中国政府要求日本立即释放该渔船船长。中国长期以来就主张对钓鱼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这种草率、苛刻的外交方式和对稀土资源出口的临时控制会使中日公共外交更加紧张。

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力图在执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现仍被视为咄咄逼人或者反应过火。

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来自朝鲜半岛。2010年，朝鲜非但没有重返六方会谈，还出台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举措。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清楚朝鲜在韩国军舰天安号沉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朝鲜在11月炮轰延坪岛殃及平民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一波炮攻之后，中国政府声色未动，并没有阻止北朝鲜威胁实施第二波进攻。中国既没有批评韩国的炮兵演习太逼近朝鲜，也没有谴责朝鲜炮轰延坪岛、违背国际法。中国并无意插手解决该事件，稍后还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声明的发表。

美国重燃对亚洲地区的兴趣，利用地区紧张来巩固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盟，中国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美国的挑战。华盛顿政府也在重修与某些东盟国家的关系，鼓动它们提防中国。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然挑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强调美国的利益并主张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此外，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问题上，中美之间的龃龉也越来越多。两国仍未能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权利的理解问题达成一致。

对如下问题做出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挑战？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未来应如何避免这些挑战？

美国重燃对亚洲地区的兴趣，中国的安全环境日益受到挑战。

中国的崛起本身是其自信增长的源泉。但是，过速增长和过度自信可能引发中国与别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十倍；如果能够维系这种高增长率，中国的总产值在下一个十年中将超越美国。

与之类似，2010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780亿美元，是日本的1.5倍，印度的2.5倍。2011年915亿美元的预算则超过了日本和印度两国的预算总和。即便是中国有着最好的用意和最大的透明度，邻国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的近邻担忧中国迅速崛起的实力，他们在寻求对话的同时回避正面冲突。

中国将美国对台湾的军火销售视为侮辱。然而，中国政府又在等待着时机，希望美国能够重视中国的崛起，停止干预台湾事务。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囹圄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可能认为，终结美国对台军火销售的时机到了。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一年前中国政府为何勒令美国停止对台销售军火，并声称美国拒绝的话将对其实施“实质性制裁”。事实上，2010年，在冻结军事交流制裁美国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元气大伤。

在具体事件的应对上，中国政府的反应有时比美国迟缓。

在具体事件的应对上，中国政府的反应有时比美国迟缓。因此，中国的对朝政策也就表现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北京政府试图实现中朝关系正常化，摆脱“唇齿相依”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在继续保护中朝“传统”邦交，避免朝鲜因自身行为而受到制裁。例如，因朝鲜核试验的进行，联合国安理会责令对其实施全面制裁，禁止施之人道主义援助。然而有报道称，中国正在与朝鲜就海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进行对话。如果韩国媒体的如许报道属实，中国的行为则违背了联合国关于对朝“人道主义目的”援助的限令。

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韩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天安号沉没5周之后，中国政府才发出慰问。这同去年春天中国政府对朝鲜领导人的两次高调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朝鲜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中国政府却无意或是无力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种作为并不能提升中国外交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围绕南海地区的“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中美之间发生了不必要的争端。这种核心国家利益在实体层面上极为重要，因此在范围上有着最为严格的界定——中国领海基线12海里以内为中国领土、领空和领海。邻近海域、专属经济区和“九条断续线”以内的南海其余地区（除去中国宣布享有主权的岛屿和相关领海）都很重要，但又都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点应当澄清，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帮助中国保障合法的安全环境。

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中国与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加深了彼此间的隔膜。

中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可能源自三个因素：外部压力、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自我表现。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压力持续存在，但中国政府对这种外在压力的处理方式越来越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的问题。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中国与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与猜忌加深了彼此间的隔膜。

北京政府对诸多国际事务拥有影响力，能够极大地缓解地区紧张和全球性问题。这说明，中国必须认清自身行动的不良后果对安全环境的影响。更为妥当的处理和精确应对能减少安全困境，帮助中国冲出险滩。

中国可以通过更好地自我定位来减少此类挑战。事实上，中国可以借助以下对策来渡过眼前难关：主要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海事争端，主动与美国制衡协作、减轻双方的合理性担忧并以此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

沈丁立，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