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一发展背后掩藏着什么，其发展是否与东亚经济的创新有关联，一直以来备受争议。本文通过行为取向、经济制度化形式和国家的创新政策，研究东亚形成了怎样的创新文化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创新文化的异同。作者认为，在创新行为前提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创新途径各异，但它们总是受各国创新政策的强烈影响。

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但东亚仍然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地区，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有很多传奇，但同时也有怀疑：东亚经济的创新性和生产效率并不尽如人意，东亚经济的发展不是奇迹，其基础并不稳固。创新在核心竞争力中越受重视，这一点就表现得越清楚。@观察者网

当前，创新受到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关注。在经济理论看来，东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人力和技术资源运用上的创新成为它们仅存的竞争优势。由于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可以轻易地被竞争对手购买并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所以，创造性、盈利性地运用这些产品和技术就变得更为重要。波特（Porter）指出，当今最重要的在于"怎样做"，在于"竞争优势"，即企业如何运用合理化的方法整合最佳资源、使用最优秀的员工和技术，如何通过创新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这使得针对工业的创新政策成为过时老调，而创新文化却备受瞩目。这样，问题就不再是从政策上来促进有潜在创新力的工业，而是区域和地方经济文化对于创新的影响。因此，区域和地方经济文化成为经济和工业政策关注的焦点。

社会学也越来越关注国家及区域经济文化对于创新的影响。国家的创新体制、区域的创新重心和地方的创新文化都经过了多番探讨，在这方面亚洲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备受关注。日本的崛起和关于"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东亚已成为一个新的有自己创新规则的地区。当然，在这一讨论中也有许多传奇和不明之处。一方面，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一直被认为只是善于复制，自己并没有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企业极力寻求东亚度过金融危机、保持增长奇迹的妙方。为了找到经济创新通用的、可以照搬的成功诀窍，他们研究了亚洲各个经济体。据预测，本世纪主要的产业和创新将来自亚太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以下的论述将基于社会科学对创新的理解和研究来剖析：这一经济区域的创新有哪些文化和社会的游戏规则？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政策以何种形式与之衔接？

我们并没幻想在创新行为或创新结构上存在可以照搬的方案或保证成功的规则。（社会）科学研究关于创新的首要规则就是，怎样创新或怎样保持创新没有通用的规则可寻。在一种环境中促进创新的因素在另一环境中可能是妨碍因素，这一关于创新的数十年的研究结果往往被忽视或否认。以创新为主题的论著大多是在寻求能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创新妙方。"怎样可以促进地区和企业的创新并使之持续创新？"这个问题价值1亿欧元，其答案有广泛的市场，一大批顾问和学者以此为生。虽然"秘方"的售卖一派繁荣，但真正运用此"秘方"的地区和企业却不见得大获其益。有哪个地区能成功照搬硅谷创新并持续创新呢？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方式在美国或欧洲的实践中真的能被消化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正如丰田公司在日本环境下运用从美国获得的理念不同于美国，德国和美国在应用"精益生产"时也是这样。它们只是把这一外来布景未加调整地植入了自己的产业合理化过程中。"精益生产"在美国的理解中已完全不同于日本的自我理解，在企业的实践中就更加不同了。为了从其他角度推动合理化进程，德国企业也在借鉴"精益生产"。但它们却很少借鉴到那些让日本在一定时间里——而且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成功的因素。这种方案借鉴的游戏持续了几十年，最终澄清了一个现实:没有关于如何创新并持续创新的可推广和照搬的方案。对于那个价值1亿欧元的问题并没有通用的答案。除技术成果外，复制创新或者寻求保持创新的通用规则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因为，文化、企业和社会背景最终决定一个因素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同一个因素在一个经济体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在另一个经济体中的作用。

这是过去几十年的创新研究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它还告诉我们许多充满希望的创新政策却很少发挥作用。政治家们想要寻找的是创新的圣杯，但每次总是抱得一堆残片。对我们来说，接下来再寻求所谓的"秘方"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将以东亚为例来阐述，在经济创新背后隐藏着哪些文化及社会规则，创新文化是如何影响创新行为的经济和政治实践的。我们希望以此来把注意力放在容易被那些针对秘方的创新论著所忽视的方面: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它们对创新行为的决定作用。我们的思维受三个层面的启发：1、行为者的取向；2、行为者活动的组织和网络形式；3、行为者所依从的经济或政治制度。我们认为，只有在对这三个层面的互动分析中才能确定创新文化，而且创新文化也只有在它们的互动中才能改变。

一、创新行为的前提和形式

提及行为者在经济创新中的意义取向，就要涉及创新文化。然而，人们不应该仅从宗教取向来推断文化规则，譬如描述东亚就用儒家文化或者直接用儒家资本主义。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生活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虽然正在复兴——新儒学的代表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当今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鲜明的特色。儒家思想已经过多地渗入到各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尽管实践中的严格礼俗和心中的信念是有区别的，但新儒学的代表却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可辨识的清晰的主要特征。正如韩国专家高柄基（Koh Byong-Ki）所言"界定某人信奉或不信奉儒家学说总是很困难，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儒家思想作为日常哲学也和其他宗教譬如基督教、佛教、萨满教相融合。诸多学者认为这种融合的状况决定了生活方式。比如在韩国，就没有主流宗教。康（ Kang）写道"韩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葬仪式由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与和尚共同主持的国家。"这种深度融合在日本、中国大陆及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很常见。如果有人想跟我们一样从意义结构上去理解与创新相关的经济行为，那么儒家思想或东方文化都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性。社会性以经济行为为基础并且通过经济行为得以再生产。譬如在韩国，与商务伙伴的第一次会面必须留有足够的时间。与中国大陆的大都市或是香港地区等西方的会面礼节已较为普及的地区不同，韩国的商务会面首先是共进午餐或晚餐，就餐时不会谈及生意，韩国商人只有在对对方有了直观的认识并建立了社会关系之后才愿意步入正题。在许多东亚环境下，虽然见面礼仪已有所变化，但建立社交关系仍占首要地位。与德国不同的是，建立社交关系不是基于偶然事件或对正式的制度规范或是组织形式的信任，而是有着其独立的地位。它是成就商务关系的前提；它服务于经济行为以后所必须承载的社会一体化。在东亚，每种经济关系都是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形式。因此，在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占主要地位的通过合同或企业关系促成的体系一体化在这里排在次位。社会关系模式的建立在东西方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东亚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人与人之间的（并非企业与企业间的）信任。

在东亚，指导创新经济行为的取向是纯粹社会性的而非形式化的关系模式，这与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有很大区别。东亚对于地位和名声的象征作用比西方要敏感得多。譬如:香港商人买了新一款的宝马7系列轿车来替换普通的奔驰，而且他很清楚半年后他又得卖掉它。这并非由于这辆宝马的技术缺陷，而是由于它会损害企业的形象，因为这可能让他的业务伙伴怀疑他的生意不景气，他的客户会因此而在下新订单时退缩。因为这种关系不正式，而且财务往来频繁，所以小小的信号可以在关系网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奠定东亚创新行为基础的通常是这种社会融合的行为取向。

这种行为取向能够建立共同体化的传统模式。但是，从这些传统模式中显然不能直接获得创新的动力。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为创新行为奠定了基础，通过它可以减少传统的创新障碍。在我们看来，与寻求直接导致创新的因素相比，总结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支出、时间、工作取向、合作、纪律——这些因素是实现创新的前提，但是自身不能直接促成创新——可能更为容易。我们只能说，在那些不具备前提条件的环境下很难实现创新。@观察者网

东亚的上述创新因素首先是经营的长期取向，它对创新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的长期取向源于社会关系模式，在韩国、日本、中国大陆、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社会关系模式的核心往往是家庭和氏族。创新研究表明，经营的短期取向会降低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创新通常需要很大投入并且需要很长时间。第二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成就取向和责任感对东亚的创新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韩国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是众所周知的;东亚学生比同龄的美国和欧洲学生明显更有学习积极性和成就取向。东亚的平均月工作时间一直是世界上最长的，休假时间是最少的。英格莱哈特（In-glehart）关于48个国家价值观变化的比较研究表明，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在成就动机上位居世界前列。第三，高度社会一体化的取向为紧密合作型经营方式提供了前提，后者是东亚创新文化的重要成分。在这一点上，创新研究也表明，创新通常来源于一种社会联系紧密的合作与互动的网络。合作并不是创新的保障，但若没有深入的合作，经济行为将鲜有创新。第四是在中国的创新文化中企业家的强烈营销取向——这在韩国和日本很少见。比如韩国和日本衡量工业创新的有用性和重要性首先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扩大和控制市场。但这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所起的作用却小得多。那里更加关注的是，工业创新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低价销售且有利可图。在德国的工业中，对创新的理解一直是以产品技术为导向的。德国的工业至今仍保持着明显的高科技产品优先的研发取向。而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企业则不同:它们的格言是"挣钱并不一定需要通过自己的发明";德国工程师经常会研发一些不会挣钱的产品，对此，原东德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且它还表明德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政策环境——即促进创新的政策——也支持这种创新取向。仿效取向的行为是东亚创新文化的第五个元素。仿效被视为表达赞美和尊重的文化元素，它使熊彼特(Schumpeter)眼中的创新核心，即对已知事物的重新组合，简单化了。因为创新研究还表明，创新性本身是无法被仿效的。

德国那种与创新相结合的完美技术的观念在中国企业网中(在没有被国家控制的情况下)被完美销售的观念所取代，而在日本和韩国则被大型企业集团的完美市场占有的观念所取代。文化规则和制度结构决定了什么被理解为创新并加以促进，而且导致了东亚创新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游戏规则。

二、创新网络组织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行为取向会在不同的东亚行为环境下逐渐转化成高密度的经济创新。看一下创新的常用指标——当然这些指标还是一直有争议的——就知道，东亚经济在全球竞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专利申请方面，日本已远远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亚洲原门槛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地区正迎头赶上，甚至中国大陆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专利申请最多只能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说明创新性，但是其他指标也说明了在创新性这个问题上东亚经济体作为独立的"国际玩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与创新系统相关的指标来看，领跑者美国与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之间的差距甚小。从知识经济准备指数（Knowledge EconomyReadiness Index，简称KERI），即企业创新 量、创新能力、研发质量等指标来看，在满分10分中，美国得到了8. 3分，日本7.5，台湾地区7.4，韩国6.9，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大陆6.0。如果仅看新兴的创新型产业如电子工业，则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从销售和出口来看）名列前茅，而中国大陆也在快速追赶。

仅以韩国为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如今三星手机和LG电器在德国任何一家数码城、手机店或电器商店都是不可或缺的。10年前三星还不是国际品牌，而今天它却在数码电视、MP3和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直接与索尼、诺基亚竞争市场领军地位。以同样的速度，大宇、现代和起亚等汽车品牌也在欧美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工业领域中的产品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微波炉制造上与在半导体和存储芯片的生产方面一样，它们的优势还在不断扩大。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确立了其在整个IT业硬件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和韩国的研发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而且每1万就业人口中从事研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也早已超过德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则紧随德国之后。

这不仅是因为特殊的行为取向，而且也因为经济的制度化形式、组织形式和网络形式等亚洲创新的特殊游戏规则。这里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首先在"网络"中生产。因此，东亚的每一个创新首先是一个网络组织的问题。

网络是一种注重相互关系的社会关系，其中不存在长期的合同性约束及分配结构或形式上的成员资格。但它总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网络中合作的双方平等受益或在合作中共同的盈利不被一方独享？在网络中，这种集体行为的问题比在组织中更严重。然而在东亚，创新的和有成效的网络结构并不是个例，而通常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它们强势的文化和制度中寻找根源，这些文化和制度可以帮助它们解决集体行为问题。虽然如此，东亚各国在形式和结构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比如在韩国和日本就形成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它们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事实上却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日本形成的是集团取向的综合企业结构，而在韩国则形成了家族企业。在西方看来，家族企业是一种"化石结构"，而采用这种结构的韩国企业却运作得很成功。虽然它们受到政治的牵制，但仍不失经济的快速和灵活性。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组成企业集团(即所谓的财阀)的企业是在法律上各自独立的企业个体。韩国的法规禁止成立控股公司。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而造成的脆弱的组织形式通过由创始人家族控制的紧密的网络关系得到弥补。这种"财阀" (Chaebol)结构通过至少三种机制——相互投资、相互参股、相互担保——把下属企业连结在一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联姻还是一种常见的建立稳定的综合企业结构的手段。

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除大型国有企业外大多是非常小型的企业网络。尽管如此，除通过家庭和管理人员来协调外，网络组成机制也是与韩国和日本相似的:相互投资、入股、担保甚至远期支票都在其中发挥着很大作用。但是在横向合作方面，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小型企业遥遥领先于韩国的企业集团。

这种关系网的特征是:它不是建立在职位间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人来维系的，并且以亲缘、同学或同乡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但人际关系并不局限于组织的利益，它还把有用性和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联系中，相互关系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相互帮助中，网络结构不断进行着自我复制。但这并非仅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严厉制裁的基础上。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到期无法兑现远期支票的人会有很快倾家荡产或者被捕的危险。权力和制裁与维护面子和相互帮助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价值观、带有制裁机制的严格的游戏规则和信任，这一网络形成了它独立的创新特性。这一网络使得在保守的融资环境下扩建和新建企业仍有很强的动力，并提供了一种试探性策略，使企业能够在有限的风险内快速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

不论是韩国和日本的"奔跑的巨人"，还是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灵活的社会联系密切的小型企业，都是基于文化传统和制度支持、通过网络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的创新难题。就是这些网络使得东亚经济不同于许多西方经济，东亚各国也借助这些网络寻求其经济创新的现代化。直到现在，这种现代化仍面临许多创新障碍，东亚经济也一直在试图跨越这些障碍。专制的家庭决策结构和指示性的调控形式与建立创新的企业结构相违背。

现在，台湾企业开始减少等级差异，鼓励高素质员工参与决策韩国的企业集团在金融危机后也力行企业改革并逐渐放弃指示性的调控，因此，东亚企业在未来全球创新竞争中树立好的形象的机会又增加了。

三、制度环境: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

除香港外，到目前为止许多东亚创新政策的特点都是:它们是创新型国家的中心。强势的国家，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台湾地区，包括现在的中国大陆，都在控制其工业发展。它们决定把何种产业当作创新产业，并从战略上着重推动。数年发展计划及以日本通产省为榜样的强势的经济管理机构决定着东亚工业的发展并使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因此很多社会科学家一致认为，波特、威德( Weede)、奥迈(Ohmae)等人提出的"市场解释论" (market explanations)不适用于东亚工业的发展。此理论既不能解释这种发展，也不能解释这种发展中的差异。除了香港地区，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或地区为了促进工业化都采取统合主义的调控形式。在东亚形成了由政府调控的"发展型国家"，但是它们的调控并不涉及维护市场和保护私有财产，在这方面政府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里，专制的统合主义——在日本已日趋微弱——是受调控的市场体系的核心元素，也是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韦德(Wade)看来东亚国家或地区借助土地分配、金融体系监管、经济稳定和保护政策、出口导向、技术转让政策、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来调控其市场。此外"压迫性劳动制度" (repressive la-bor-systems)(尽管形式不同)也是东亚统合主义的一个重要元素。

东亚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例子表明，日益增长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像很多全球化理论家估计的那样，必然与国家政策传统工具的腐蚀或过时相联系。与此相反，成功地融入国际市场提升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融合也为发展型国家或地区的强大提供了前提条件。@观察者网

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中央调控仍将在中国大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很少是中国社会或中国经济体，而是中国政府(或政党)。虽然在这里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全面的发展理论，但是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尽管加入了世贸组织，但在开放与保护、融合与自治以及放任还是控制经济和企业之间遵循着一种非常独立的战略。没有第二个东亚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现代化，但同时又试图不依赖于这些投资，并首先避免国内市场陷入带来这些资本的外国跨国集团手中。因此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护市场不受进口的冲击，但同时又作为生产地向国外竞争者开放。这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本土产品发展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技术转让增强本国工业的国内外竞争力。其特殊之处在于，在技术转让和国内企业重组阶段还没结束、甚至还看不到国内企业在本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产业就已经启动了其全球战略部署，即包括获得国外基地在内的出口导向。这表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已具备一种新品质。

因此，中国成为了全球化环境里的特例。一方面，通常的全球化理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国家政策工具会渐渐失效，国家主权会消隐。纳尔( Narr)和舒伯特( Schubert)就曾深入谈到经济的去国家化，而在奥迈看来，主权国家已不能作为全球化经济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长期捆绑国际或跨国企业用来发展地区经济也是有争议的。跨国企业看上去更像全球化的"永动机"。如果对这些企业只是敞开大门并尽可能地保证它们的活动自由，那么伴随这些企业的不仅有"神话般的"繁荣效应，还有巨额利润与大量裁员、转移生产与大量逃税。

从这两方面来看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似乎是特例，而且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里，不仅加速的全球化与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协调一致而且这种平衡行为甚至成功地做到了:一方面，利用国际和跨国企业的现代化推动力来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又不让这些企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独立的、不可控制的力量。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发展型国家的这种影响创新政策的取向只是"后现代化"的一个阶段。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追赶"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必然要经历这一阶段，以求在以后的阶段中进入西方社会的航道，并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克服全球化时代国家意义的消退。韩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等所谓的"后发展型国家或地区"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些人的观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使东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它结束了东亚的政治专制，并使过去的"强势国家"的控制能力受到质疑。

但是，仔细剖析就会得出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受到新自由主义"打击"期间及之后，东亚许多国家或地区又重新赢得优势，虽然有所修正但仍是借助国家调控措施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对此，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企业集团即财阀在危机期间遭受了损失。现在，推迟的企业转型被快速补上了，滞后的组织改革也被强力推行，在90年代自由隐退的国家又回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开始了。国家重拾其旧有手段，如干预信贷政策等——只不过现在是为了打破财团体系并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著成效。21世纪初，那种在90年代就已腐朽的繁荣时期的经济模式，在政治上被大张旗鼓地抛弃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措施下，诸多财团被分割或瘦身到核心业务。现在，促进中小型产业发展是与韩国经济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同等重要的话题。财团体系崩溃了。随之而来，韩国旧式的经济模式也破裂了。在相对较短时间里形成了新的经济和企业结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米歇尔?康德苏(Michael Camdessus)清楚明确地建议韩国人抛弃旧思想、废除综合企业。在结构调整中，新自由主义的努力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被一个完全不自由化的国家高效率地运用了。此后，韩国的经济进一步地向外国的竞争者和投资者敞开了大门。金融市场在1998年底完全自由化了，外国企业合并或收购本国企业，即便是恶意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外国企业收购韩国企业一下子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在危机中及之后的几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当然原来起点较低)。在工业部门，1999年外资参与新创造的价值占韩国总增加值的21%。

银行部门的不透明、难以控制及其与财团的密切关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眼中钉，因此对其进行了深入重组。1998年的2100家金融机构在2002年只剩下1600家，24家大型城市银行也只有一半存活了下来。财团和银行间的密切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已经被剪断，它们的资产大多回流到其他金融机构。

不管银行想要把钱借贷给谁，银行的自由首先都是有益于中小企业的。从1998年起，新建中小企业的数目大增。政府提出了若干促进计划。处于上升期的"新经济"也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那些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中小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重视。相反，财团则面临着政府从政策和法律上的宣战。对腐败问题认识不足的家族式结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重组阶段中受到政治和法律上的双重打击。检察官己起诉前大字集团总裁、SK集团老板孙吉丞 (Son Kil-seung)及其他9位员工涉嫌集团内部非法交易，并起诉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宪(Chung Mong Hun)涉嫌向平壤非法支付资金。2003年，郑梦宪戏剧性的一跳把此类检控推向了高潮，而这在10年前几乎还是无法想象的。在此背景下，前任韩国总统卢武铉领导的政府主张加强小股东权益并限制大财团参与金融服务业。卢武铉也凭借推进财团改革的承诺赢得了选举。

危机后的结构调整收效显著。1996年的前30大财团已有一半被拆散、分割或倒闭;另一半也减少了其多样性。企业集团内的公司数目减少，负债率也大多急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韩国的创新政策就是结构调整政策。在政治制度改革之后是经济的结构调整，即经济国际化和瘦身，其目标一直是创新能力的提升。

现在台湾地区——虽然是在小范围内——仍有政府组织的网络协调的区域创新政策，这种网络协调使不同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定期在一种创新和合作的交易所聚集，并以此来提高中小型企业的存活率。值得一提的是，与德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相比，这里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并不只着眼于高科技领域，而是也一直关注着中低技术领域。以台湾的纺织业为例就能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借助相应的生产技术化和机械化向合成纤维纺织业转型，使台湾成为世界中等技术纺织生产领域的佼佼者。

四、东亚的行为取向、创新网络和创新政策

寻找经济创新的通行方案和规则是无益的。创新行为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着创新的成败。从东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创新文化的方式和强度决定了创新政策的成败和适宜性。我们已经看到，各地区经济创新的文化游戏规则是截然不同的，绝不能一刀切。日本和韩国的创新行为以大型和统治市场为取向，而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易于营销的观念主导着创新经济行为。东亚各地区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不同的行为取向，它们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为经济创新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却不能直接激发或带来经济创新。这些行为取向包括(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的环境里)经济长期取向、强烈的工作取向和一种坚定的经济上密切合作的观念，它们影响着东亚的创新文化。在中国的经济环境里则是一种特别显著的企业家的营销取向。在所有东亚环境里，模仿取向的经济行为都为创新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当然，行为取向只有在具备相应的制度化的经济形式时才能转化成创新行为。在东亚，决定创新文化的不是企业形式，而是不同的企业网络组织形式。这些自由的、主要由社会承担的网络在日本和韩国通常规模较大——虽然它们有通过氏族和通过家庭组建之分。相反，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除大型国有企业外更多的是中小型的创新网络，它们赋予了经济创新相应的特色。各国或地区网络的制度化形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创新文化，并开辟了东亚独特的创新之路。从对东亚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创新政策往往只有在特定的制度化创新道路的框架下才能结出硕果，这条道路是不能背离或改变的。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政策在东亚一直都有着重要意义。除香港地区外，在很长的时间里，所有东亚经济体都被束缚在"政治的紧身衣"中。在格申克龙( Gerschenkron)看来，这是"后发展型国家或地区"成功的重要前提。东亚成功地融于世界经济并非基于一种国家或地区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基于一种结合了保护市场制度和国家调控的政策。由此看来，发展理论中的新重商主义是对的，"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说法也不无道理。"繁荣时期"专制的发展型国家或地区的结构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不同的速度丧失了调控力。一种更为节制的"后发展型国家或地区"在90年代初露端倪:(除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国家或地区在工业政策的统制主义方面更为节制，制度权力和机构相分离，管理收缩至协调职能，资本利益相对自主，之前严格的统合主义安排变得宽松。即使有这些改变，东亚经济体的现代化还是与以前一样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工业政策与创新政策也主要是国家或地区的结构调整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力至少与欧洲相比是令人吃惊的。对此，中国的创新政策就是当前最好的例子。

只有在行为取向、经济的制度化形式及国家或地区创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确定东亚的各种创新文化和创新道路，并认清为什么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的创新中心，而且这一中心还将继续成长。无论如何，以韩国、日本、中国和台湾地区为例可以看出，东亚形成了一种发展动力，它将以不同的方式带来一种多元的现代化;这种发展动力的创新力在未来也将继续吸引着我们。

(本文作者马库斯·波尔曼执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系，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