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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工业党人的自我修养

2019-09-04 10:51:19
导读
工业党思维基础是稳固的,“修养”特点突出。很多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人,在接触到工业党文章后,发生思想转变,成为工业党“粉丝”,并且不再转回头。工业党作为文化现象应能长期存在,也会有更多对政治经济感兴趣的人被工业党思维吸引。工业党业余、不规范、文艺能力弱的种种缺陷,在发展过程中会慢慢好转,如出现少数专业、半专业宣传工业党思维的人。出现新兴的专业媒体和媒体人持续支持工业党舆论传播。而工业党群体,通过不断的交流,会有“自我觉醒”,意识到缺陷、主动改变,继而提升影响力。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作者陈经

(本文是一篇学术刊物文章,写于2019年4月,刊发在6月出版的《东方学刊》2019年第二期)

“工业党”这个名词最早是2011年初王小东提出的[1]。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爆发增长和互联网舆论传播的快速发展,工业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卢南峰与吴靖2018年在《东方学刊》创刊号发表学术文章[2],对工业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开创性研究。但是在此之前,工业党现象早已出现。

2011年初有一个事关中国军工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就是歼-20成功试飞,在那之后高铁、移动通信、智能手机等领域的重大工业成就不断涌现。工业党群体对这个现象早有预期,相关理论探索也有一定深度。笔者2003年着手撰写《经济版图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文时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工业化现象,至2006 年写完综合性长文《中国的官办经济》时就基本完成了本人的主要工业党理论建设(相关文章收集在《陈经说》[3])。同期少数业余研究者,如钟庆在2005年写《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 [4],也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因此,工业党这个文化现象,是早于工业化重大成就连续出现之前的,工业党思维在21世纪初就初见端倪。

互联网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普及。中国互联网世界出现了崇拜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人文思潮。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警示,代表人物有何新。何新的一些重要论述[5]对当时少数已经开始思考政治问题的年轻人影响很大,使他们避免陷入西方思想体系,能够自主探索。但是何新的论述主要与政治和文化相关,“工业”特质并不多,对21世纪中国贸易、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奇迹程度也估计不足。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体系的争论,为工业党的形成打下了知识基础,如普及了人文社科知识与名词体系。

另一类争论发生在工业党内部[6],如钟庆等强调工业化和技术研发的重要性,但认为改革开放方向错误,破坏了之前“ 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进而预言中国经济要崩溃[7]。由于之后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和技术成果太过耀眼,这类唱衰难再持续,甚至出现观点反转,如《大目标》作者任冲昊[8]。“工业党网络小说”作者齐橙在他的数部小说[9]中对这类批评改革开放工业化路线的唱衰说法有深入批驳。这些关于中国工业发展路线的深入探讨和争论,对工业党理论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

2008年举国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场景都让世人印象深刻,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相对比,中国的工业化成就凸显出来,震惊世界。然而工业党的影响力在社会舆论中并未取得飞跃。反而是“情怀党”利用新型互联网媒体平台收获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对传媒渠道本身形成深度渗透,借热点事件攻击政府或体制成为流行套路,以至于只要谈到社会舆论新名词“大V”,人们往往直觉会认为就是那些与政府对立的“公知”,而不会联想到“工业党”。直到2013年政府针对网络造谣出台法律条令,恢复网络环境秩序,才有了转折,有工业党特征的“大V”数量明显增加。发展至当下,工业党群体仍然相对小众,知名人士不多,“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阵地也有待扩增。但是随着与工业技术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越来越多,工业党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加。

工业党群体在观察思考上有特别的“修养”,能够对科技、经济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工业党群体也有一些缺陷,会阻碍他们的思考在舆论场中的传播。

一、工业党的思维修养

工业党思维相对独特,有时外界不易理解。卢南峰与吴靖对工业党的开创性研究,认真细致地记录了工业党现象的相关事件,总结了群体特征和政治经济倾向。这种观察客观描述了工业党现象的外部表现,但并未解释为何如此。比如,工业党活动有网络民族主义、反抗西方打压、反自由派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却无法完整揭示工业党的思维方式与内在动力。这种思维方式与内在动力,笔者称之为工业党的“修养”,是一套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众多社科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从理工科学术研究体系里来的,研究范式上有些类似,但研究对象是社会科学问题,可用具体事例分类说明:

1.重视数据与事实

理工科研究重视数据的正确性,客观真相最重要。虽然社科研究也应该如此,但在实践中许多人容易忽视。如不少人会引用错误的数据,相信错误的事实,对符合自己倾向的错误数据或者事件描述失去警惕,过于轻信。有些人甚至主动炮制错误的数据,捏造和扭曲事实真相。

工业党当然也可能因自身的倾向,犯数据与事实错误。但是原则上工业党对正确性非常重视,更容易客观中立地审视数据与事实,通过研讨调查逼近正确的数据与事实。如果被指出数据与事实错误,工业党更愿意接受修正建议,甚至改变观点。总体来说,工业党引用正确数据与事实的意愿与能力是他们的优势,即使出现错误,他们也愿意通过群体交流不断深化认识。

例如,笔者在2003年就关注了中国的外贸数据与“资本外逃”问题,相当惊讶地发现一些媒体报道甚至正规论文都因为倾向性而忽视数据与事实的正确性。如台湾媒体报道:“根据经济学家 Frank R. Gunter 的估计,1994-2001年期间,中国的资本外逃金额高达690亿美元/年,在1997-2001年期间更高达1000亿美元/年。”[10]当时中国一年的GDP也不过10000亿美元左右,报道中列举的资本外逃数据过于惊人,笔者直觉其中有错误。 研究者通过一些“算法”制造出符合倾向的数据发表出来,媒体看到数据符合倾向就引用,实际上他们对数据与事实的正确性并未真正重视。其实搞清其中的错误,并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笔者惊讶地发现,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等经济相关问题时,阅读论文、调查背景的门槛并不高,不需要一定具备经济学专业知识。只要有一定的搜索文献、英语阅读、数据分析的能力,就可以进行较深入的调查分析。即使不是专业人士,只要有一定教育水平和足够的兴趣,完全有能力搞清楚来龙去脉。

这种“个人调查”以前有一个巨大的障碍:查找专业文献和数据资料比较麻烦。非专业的人去做“业余”研究,很难专门花时间跑图书馆查资料,遇到外文资料就更难。但是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互联网90年代早期出现、到1998年9月google创立、再到2000年1月百度成立,这之后“个人调查”越来越方便。工业党在2000年之后迅速成长并非巧合。

笔者对1997-2001年中国资本外逃数据进行了解读。[11](闲话中国的“资本外逃”| 陈经)有些“外逃”其实只是企业和个人没有结汇,并未跑到境外,之后选择结汇又导致外储异常增加。外资企业通过高价进口低价出口转移利润,这个因素会夸大资本外逃的数值,但其实是业界常态,外企不可能主动贡献大笔利润给中国,转移利润不应被当成资本外逃。真正的外逃资金规模远小于论文中算出的千亿美元。工业党的“修养”意味着,时刻主动意识到,数据与事实是可以查证的,并且积极地去查找相关资料。

2.有怀疑精神,敢于质疑“权威”数据与理论

理工科更强调“怀疑精神”。如爱因斯坦敢于进行本原思考,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创立相对论。这种怀疑精神其实要求非常高,一般人很难做到。缺乏专业性的怀疑容易变成“民间科学家”。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怀疑精神应用的机会则非常多,可疑的数据、报告、结论比比皆是,不少还是名气不小的“权威”机构发布的。

例如,众多机构与媒体(如中金公司的报告[12])一直引用波士顿咨询(BCG)2014年的报告结论[13]:中国制造的成本只比美国低5%。2015年8月笔者对此产生疑问,查验BCG报告的英文原文,搞清楚了这个5%的计算方法,揭穿了这个违反直觉的结论是如何通过障眼法得出的[14](骗子与傻子——中国制造成本接近美国?| 陈经)。BCG假设所有国家除劳动力、电力、天然气之外的“其他”生产成本都一样是79.2(总成本100),因此制造业成本最低也是美国的79.2%;BCG还突出美国的廉价天然气成本优势,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天然气成本为4.4,达劳动力成本10.2的一小半。这两个假设都非常离谱,但是众多学者、机构、媒体却不去质疑这个5%的数据,简单地直接引用。

再例如2005-2006年,笔者对世界经济论坛(WEF)每年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进行了研究。[15](“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全面解析(三) | 陈经)这个报告给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排名不断下降,2006-2007年降到了第54位,比印度的第43位还低不少[16]。

这个“权威”报告的排名,在新闻中经常出现。其实仔细分析报告原文,就能发现在通信科技的指标上,报告给中国的排名显著过低,甚至低于很多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大大影响了中国的最终排名。WEF对中国微观企业与政府运作给出越来越低的评分,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越来越好,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2007-2008年报告中,WEF做出算法调整,中国排名大幅上升到第34位[17]。

工业党群体对西方报告给出的各类排名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和分析,这个努力慢慢有了成果。现在西方报告一经发布,就会有人找到原文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就会公布在自媒体或正式媒体上。如2018年12月联合国报告说中国性别不平等问题很严重,其实是报告犯了离谱的数据使用错误,将中国中学男女生占比53%、47%当作入学率,等于认为一半人没上中学。[18] 研发人员日常工作经常会出错,代码写错、公式算错常会发生,所以怀疑精神很有必要。社科问题值得怀疑的细节或者逻辑问题很多,事实证明,敢于质疑“权威”是工业党难得的品质之一。

3.能够抓住关键因素和主要逻辑

一些社科研究对逻辑推导的精确性要求不高,而理工科研究通常在逻辑上需要高度严谨,如果出现逻辑错误或者模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推导出错是不可接受的。相反,社科研究的观点一经选定,总是可以通过操纵语言和逻辑,从表面上做到自圆其说,通过“以偏概全”“模糊定义”的手法,不管观点有多离谱、如何不符合数据与事实,有时都可以解释得貌似有理。

具体的社科问题,往往有很多相关因素,可以用模糊的逻辑展开多种论述,研究人员因为立场倾向,有意无意地将非关键因素说成关键的,将次要逻辑说成主要的,这在社科研究中屡见不鲜。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良好的“直觉”,抓住关键因素和主要逻辑,也要对逻辑体系有足够的警惕,考察逻辑基础是否牢固,如一些个案的研究结论不能随意推广,需要注意其条件假设。笔者认为,这是“工业党修养”中最核心的部分,达到一定水平需要相当的积累。

例如,在2004年底与笔者的争论中[19],钟庆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他的逻辑是:资金涌向房地产虚拟经济、WTO加速向外资开放、对外资依附加速、外资外逃、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继而推测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将“雪崩”。钟庆对工业发展路线有深入研究,为何会得出这样离谱的结论?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关键因素和主要逻辑,只是片面强调了非关键因素。

而笔者认为,外汇储备的关键因素就是进出口顺差值,可以进行直接研究、观察趋势、分析产业表现 [20]。2005年中国的进出口数据说明,一般贸易逆差情况大幅改善,不再是靠加工贸易挣顺差的模式,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21亿美元飙升到当年的102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提前预测贸易顺差将会继续大幅上升,这个结论会直接影响诸多以崩溃论为倾向的研究的立论基础。后来中国外汇储备暴增至最高4万亿美元,年度顺差在2015年达到近6000亿美元,验证了进出口顺差值才是关键因素。

有时数据分析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背景,不需要复杂的算法。重要的是综合知识储备体现出来的“经济直觉”,抓住关键因素和主要逻辑,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

如果直觉出错了,选了一个错误的研究方向,由于社科研究的模糊性以及“逻辑可操纵”的特点,研究人员真的可以“一条道走到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强行解释。例如章家敦在中国崩溃论研究中提出,不崩溃是因为出了新情况,后面还是要崩溃,连续15年都坚持这个错误的说法 [21]。

4.不断学习,收集理解信息

研究问题最重要的是信息,而非分析能力或者直觉。信息可以是关键数据,或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是相关领域的知识。没有足够的信息、缺失常识,分析就没有基础,直觉也容易错,容易得出离谱的结论。

有的信息来源渠道特殊,一般人没有条件接触。但现代社会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来源相比过去极大丰富,接触信息的机会也比过去要多得多。

需要获得信息,更需要持续学习,加深对信息的理解。信息往往以最终形态出现,背后其实有很多基础知识,泛泛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甚至错误的,因此发掘信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些社科问题涉及的概念较为深入,需要持续的学习理解。例如要分析GDP这样的经济数据,最好先学习各细分项的数据意义,各种概念的含义,有时还要判断数据是否合理。中国与美国的GDP与消费数据,有时对比起来反差极大。如2017年美国水泥产量是中国的二十四分之一,钢铁产量和房地产销售面积是中国十分之一,但是房地产GDP总量却是中国的三倍,一般人很难想象真实的GDP数据会是这样。很多人对GDP只有模糊的理解,往往会导向错误,出于直觉说中国GDP就靠房地产。

社科问题经常涉及多个领域,通过学习积累各领域的常识就很重要。有时可以在短期内突击学习特定领域的常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学习的习惯与知识的积累,碰到实际问题就会难以入手,甚至不知道去学什么。

除了常识,较为深入的专业知识在舆论传播中也很有用。工业党因为其职业背景,对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有较多了解。比如在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等热点事件发生时,有量子通信专业背景的工业党就能够快速地做出深入独到的分析(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1) | 袁岚峰)。专业背景,加上通俗解说,对社会公众的说服力就会较强。

以上四个重要“修养”,让工业党能对很多社科问题进行深入、准确、符合未来趋势的论述。在很多社科问题的争论中,工业党的战斗力很强,这是工业党十多年来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基础,也是工业党的核心能力。但是这些“修养”需要时间积累,还需要对社科问题有兴趣并持续参与讨论,而具备足够“修养”的工业党还不多。虽然工业党的影响力在慢慢扩增,但还不能说是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工业党能成为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说明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大众能看懂并认同工业党的论述,这种“群众基础”很重要。在相当多社科问题上,工业党的言论通过数据、事实与逻辑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发展,展示了独特气质。

二、工业党的缺陷

工业党在参与社会舆论传播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严重限制了工业党群体的影响力,使得工业党及其支持者发展至今仍是个小众的群体,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力不能高估。

1.业余、随意、不规范

工业党对具体社科问题的思考是认真的,也经常能有信心地得出有深度的结论。但本质上来说,工业党的“业余”特征明显。工业党理工科背景浓厚,本职工作是具体领域的研究生产活动,研究社科问题基本出于业余兴趣。有时就算兴趣很大,也没有太多功利心,本质上还是会把社科问题研究当作业余事务看待,在工业党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

早期工业党写出一些有价值的文字时,往往是随意地在论坛等网络渠道发出来,并不重视维护、整理和传播。有时会有个人爱好者出于兴趣转帖、转发,进行自发传播,但传播者基本也是业余的。

正式的社科研究以及舆论传播,一般是有组织进行的,对从业人员来说是本职工作,有专业的办法。专业研究要符合一定的范式,有组织地发表,通过多年积累的社会渠道进行传播。这些渠道也会不断进化,为适应互联网时代,行业人员会主动进行探索,重视对渠道的参与和控制。对比之下,在舆论传播方面工业党的业余非常明显。

工业党的业余还体现在不太注意写作范式,虽然思考是认真的,但是并不想花更多时间把思考变成真正的专业文章,对正式发表也没有太多追求。专业的写作范式门槛,如政治经济等专业社科研究的文章写作范式,需要一定时间的职业训练,这会给工业党带来一定的阻碍。

早期工业党的活动严重依赖兴趣,缺少约束,较为随意。有兴趣就参与活动、没时间没兴趣就不参与的情况很多。随着传媒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一些工业党也开始接受约稿或主动投稿,不时有文章出现在传媒体系中,甚至发表在正式期刊上。但是这并未改变工业党的业余性质。

工业党及其影响的人组成的群体,从早期就代表着某种细分文化现象,很少获得全社会的关注。虽然如此,工业党的活动还是引起了一些社会关注,一些文章经过多年考验流传下来,出现了少数有影响力的平台大V,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这说明工业党的论述比较经得起考验,有基础传播能力。相当于“产品基本面”没有大问题,但还处于个人手工生产零售阶段,缺少有组织的“工业化”生产和营销。因此,业余活动模式限制了工业党影响力的扩散。

2.对人性了解不够,缺乏社会想象力和文艺能力

面对学习硬核知识,或者分析数据事实,工业党的“修养”很有优势。但是理工科背景为主的工业党,有时对复杂人性的了解不够。

工业党的成长轨迹往往是从学校直接进入研究机构或者公司,并一直从事学习与研发活动,生活模式单一,没有复杂社会的经历。如果在社科问题上缺少直觉,想象力贫乏,就难以作出深入分析。在某些具体的行业分析预测上,过于理性并不一定是优势。如市场营销、资本市场行情等问题,往往涉及人群的非理性冲动,工业党有时会缺少这方面的想象力。工业党也非常缺少文艺方面的力量,有能力从事文学、影视、歌曲创作的人不多。这使得工业党思想传播的载体种类单一,影响其传播能力。

以上这些弱点,使得工业党个人难以取得较高社会知名度。刘慈欣算得上是工业党群体难得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符合工业党的价值观,小说《三体》成为社会热点,大大促进了工业党思想的自我觉醒与传播。但刘慈欣获得全社会知名度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且这样的例子实属凤毛麟角。

刘慈欣《三体》

3.“直男”风格严重,缺少女性贡献

工业党几乎都是男性,直来直去的风格明显。前述所列工业党“修养”,可能在不少女性看来十分古怪、难于理解。即使有女性能够欣赏工业党的论述,也需要长时间积累,才能适应工业党的思维方式。也少有女性有兴趣花时间养成工业党“修养”。这导致工业党文化十分缺少女性的贡献。工业党的思维倾向,与女性思维模式差异很大,又得不到女性群体的纠正反馈,有时与女性心理冲突严重。例如一些工业党很关注人口问题,争论中国生育率是1.1还是1.6,讨论如何达到2.1的理想生育率。[22]但是因缺少女性参与,争论就会显得忽视女性感受,会被误解为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工业党的影响力主要针对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的影响相对微小。如果女性能参与进来有所贡献,对工业党文化将产生非常重要的补充。

三、总结与展望

工业党思维基础是稳固的,“修养”特点突出。很多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人,在接触到工业党文章后,发生思想转变,成为工业党“粉丝”,并且不再转回头。工业党作为文化现象应能长期存在,也会有更多对政治经济感兴趣的人被工业党思维吸引。

工业党业余、不规范、文艺能力弱的种种缺陷,在发展过程中会慢慢好转,如出现少数专业、半专业宣传工业党思维的人。出现新兴的专业媒体和媒体人持续支持工业党舆论传播。而工业党群体,通过不断的交流,会有“自我觉醒”,意识到缺陷、主动改变,继而提升影响力。

在文化领域,工业党思维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如电影《流浪地球》的工业党特征就很明显。未来工业党会更多地参与文学创作与推广,科幻小说《云球》的写作与营销就是典型[23]。

正规社科领域的学者,如果在思维形成时受到工业党的影响,有可能在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中引入新的“工业党”研究范式。当专业的人文社科学者结合工业党“修养”尝试学科交叉,迸发出新的活力,那将会是让人兴奋的进展。

注释:

[1]王小东:《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载《绿叶》,2011年第1期。

[2]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

[3]陈经:《陈经说:中国的官办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

[4]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5]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载《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1日。何新:《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6]陈经、钟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2005年。网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1282216246802#_0。

[7]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8]任冲昊、王巍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9]齐橙:《工业霸主》(网络连载小说,2011年9月13日至2013年1月1日),起点中文网,https://book.qidian.com/info/2104576。齐橙:《大国重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

[10]Frank R. Gunter, “Capital flight from China: 1984-2001”,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

[11]陈经:《闲话中国的“资本外逃”》(2005年6月5日),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88015100897237。

[12]中金公司:《变革中国之“制造奇迹”》,2015。

[13]Harold L. Sirkin, Michael Zinser, and Justin Rose, “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14.

[14] 陈经:《有一个西方机构说中国制造成本接近美国》,2016,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chenjing/2015_08_13_330429. shtml。

[15] 陈经:《“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全面解析》,网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79724601883446。

[16]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6-2007,世界经济论坛,2006。

[17] 同上。

[18]刘承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把中国教育数据算错了》(2018年12月21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iuchenghao/2018_12_21_484040.shtml。

[19]陈经、钟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2005年。网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1282216246802。

[20]陈经,《都等着中国买单》,网络版发表于2006年。载于《陈经说:中国的官办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

[21]Gordon G. Chang,“Will2016 Bring the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30, 2015.

[22]梁建章、黄文政 :《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23]白丁:《云球》,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参见陈经:《一本科幻小说的离奇营销》(2019年4月3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chenjing/2019_04_03_496161.shtml。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笔名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作者,微博@风云学会陈经。文章刊发在6月出版的《东方学刊》201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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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 责任编辑:吕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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