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傅高义教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中文版在国内出版。这本书也是傅高义教授的成名作之一，它在1979年首次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日本第一》写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一些未读过这本书的人从字面理解，往往误以为傅高义是在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在“新版序言”中，傅高义强调，“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

即使已经过去了37年，但这位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美国学者相信，《日本第一》中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能给它们提供启迪，“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傅高义在“序言”中写道。

日本究竟有哪些经验最值得今天的中国学习？日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拜访了傅高义教授，他坚持用中文回答了有关中日发展对比以及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等问题。在采访中，傅高义教授也表达了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方面的看法。总体来看，他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学者看待日本问题时的一般观点：对日本安倍内阁右倾化的动向表示理解，认为日本当下的一些政策是因为朝鲜问题的紧张性所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仍有着鞭辟入里的观察和见解，至少能提醒我们在积累社会发展的经验时要多以邻为鉴。

傅高义与他的成名作《日本第一》

问：距《日本第一》首次发行已经过去了将近37年时间。您现在对日本的看法与37年前有什么不同？它有哪些经验仍值得中国借鉴？

答：当然，随着时间的改变，每个过程都会有改变。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日本正值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技术发展也很快。当时，美国人看日本发展速度太快，就抨击日本，这不是好的做法。我认为好的做法是学他们为什么会做那么好。我说日本第一的意思不是指它的经济规模最大，也不是指日本经济会变成最大。但是我认为很多方面日本做得非常好，比如，犯罪率低、老百姓长寿、普及教育做得好。虽然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得还不错，但是普及教育美国做得不一定好。这些方面日本确实做得好，美国也可以继续学习。日本从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但是日本的社会仍然保持稳定。我觉得现在各国，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可以在这些方面学习日本的一些做法。

问：日本经济衰落后，社会仍然保持稳定。他们有哪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答：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犯了一些错误。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签订“广场协议”（当时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这不利于日本经济。另一个错误是他们的资产价格膨胀太厉害了。80年代的经济泡沫太大了，早晚会破裂。此外，他们跟外国的联络不够多、也不够积极。二战以后，日本很多公司非常积极，很有冒险精神。但1989年以后，很多日本公司已经成功了，就失去了冒险精神，没有开拓新的路子，这是缺点。

但是日本很多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好。他们的产品质量非常好，对待员工也比较人性化。很多公司虽然员工过多，按美国的做法应该辞退，但是日本公司保护很多老人，不会马上解雇他们。作为社会学者，我认为这样为了社会安定是有很多好处的。所以你看1989年以后，虽然他们的经济没有增长，但是他们的社会还是比较安定。

对于中国来说，我的中国朋友说，中国一些地方空房子比较多，如果继续发展太快的话，资产泡沫问题会变得很厉害。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这个问题，但是应该减少泡沫。日本人在泡沫破裂之后做得比较不错的是——日本的福利很好。比方说，中国要减少钢铁产能，肯定会出现下岗工人，要考虑这些人的出路，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好的。同时，中国还可以学习日本提高产品质量。与日本社会不一样的是，中国还有很多人有拼搏精神，在探索新的路子，我想中国的问题不会那么大。

问：目前有人担心中国会和日本一样出现经济泡沫，进入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您是怎么看的？

答：中国经济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这么大规模发展这么快是了不起的事。中国现在和日本当年面临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1989年以后，日本的医疗制度很普及，现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中国太大了，还有很多贫困人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发展速度不到1%，我估计中国会继续发展。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有的朋友认为中国经济即使年增长3%－4%也可以维持十年。

不过，经济放缓是很大的改变，对中国社会会有很大影响。中国还有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医疗还未普及，面临的问题还不少。中国高速度的发展部分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比赛，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印度、越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做得很不错，比如电力、交通、钢铁的生产。未来经济发展不会继续这么快了，这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发展的客观情况。在我一个外国人看来，中国的领导人是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发展的确需要转型，但是做好这项工作不容易。

问：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这股势头与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赴美投资很相似，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答：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刚开始，而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有一段时间了。日本在美国投资很多工厂，雇佣很多工人。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等企业，它们有美国工厂，雇佣美国工人，它们工厂的技术也非常不错，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想将来中国的投资会继续下去，但是中国企业去外国投资要考虑到对当地的影响和当地人的想法，避免一些摩擦。

问：您在书中提到“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日本一直谨慎从事。与其带头冒尖，不如同别国协调；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与其承担重任，不如明哲保身”。但近年来，日本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大的话语权，尤其是安倍政府在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右倾做法时，喜欢说他想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您对此怎么看？

答：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了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我认为他们的错误很严重。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长期的，从1931年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认为日本人需要走和平道路。二战到现在，他们没有原子弹，经济规模这么大的国家中就只有日本没有原子弹。日本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约1%，在大国里面比例是最小的。自卫队人数也非常少，20多万人。最近几年，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认为日本对维护和平的贡献应该扩大。所以安倍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增加自己的军事能力，参加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

中、韩对日本的右翼倾向有提防是很自然的。中国因为甲午战争以及二战的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有担心。我现在学习中日历史，从1600年一直到1868年，日本完全是和平国家。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军队侵略其他国家，军队的影响很大。但是二战以后到现在他们又走上了和平道路。你看日本的历史，基本上还是和平的时期比较长，我并不认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会重占上风。

问：您怎么看中日两国现在的关系？

答：最近两三年，中日关系比之更早时候有一点点的好转。在钓鱼岛附近的飞机和船只都减少了一些，日本人跟中国人的联络也增加了一些。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增加了很多，他们回到中国，把在日本看到的那些情况传达给朋友。中国的老百姓多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不过，现在中日高级别的交流还是不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廖承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廖承志在日本长大，这对以后中日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廖承志的经历使得中国领导人跟日本高级领导人很容易建立起接触，很容易了解。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官基本是在中国学习，在日本的经验不多，在日本的朋友也不多，他们不一定很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不过现在日本领导人了解中国的也不多，所以我认为中日之间的交流非常不够，应该增加交流，特别是高级别的交流。

问：中国已经进入了“十三五”时间，您对中国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A：你知道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喜欢自由。比方说，我希望我的中国同行，有更多的机会看一些外国的研究材料。为了了解中国，我们年轻的学者应该到中国去学习，希望中国在这些方面政策更宽松。中国现在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依法办事对中国会有好处，虽然暂时问题可能多一些，但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来看会有好处。

问：您近期有什么打算？

答：我正在搜集关于中日交流合作的历史，打算做关于中日历史交流的研究。我特别重视的是，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学习长安的组织、建设情况。另一个重点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然后是邓小平时代，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东西也很多。我的第二个研究计划是关于胡耀邦的历史。中日关系的研究还有一年半、两年结束，如果我身体允许的话，我会继续完成对胡耀邦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