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深圳卫视直新闻，作者王云霞，原题：首相健忘，大使也迷糊）

这个故事的主角，前者是福田康夫，日本前首相；后者是谷野作太郎，日本前驻华大使。

这是我亲历的一段小插曲。

12月接近下旬，我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日中媒体对话会”，对话会由日本的日中友好会馆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键睿智库协办。

日中友好会馆顾问谷野作太郎发表致辞。

谷野作太郎 图：日中友好会馆

谷野先生83岁了，他在1998年至2001年任日本驻华大使，是“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的起草人。

“河野谈话”是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的谈话，谈话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韩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

“村山谈话”是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谈话承认日本借由殖民统治和侵略，对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重大伤害与痛苦。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曾经评价，“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之后，“所有后继的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就历史问题做出某种程度的反省，哪怕内心不完全赞同”。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日交往史上唯一一位来华访问的日本天皇。期间历经艰难，时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的谷野先生也做了大量工作。

谷野先生是个“中国通”，在当天的对话会上，他使用流利的中文致辞。他希望两国媒体从业者坦率交流，努力加深彼此理解。

谷野先生的“三七说”颇有意思。他认为，很多时候人们只在乎自己说了什么，却忽视了对方在说什么。但要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应该将70%的精力花在倾听对方上，自我表达30%占比足矣。

12月17日，“日中媒体对话会”在东京举行 图：日中友好会馆

两国媒体从业者就中日关系与媒体、数字时代的媒体挑战、民族主义与媒体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不出意外，延烧半年多的香港修例风波最受关注。由于是闭门会议，主办方原则上不允许对发言者的具体内容进行公开报道。

总体而言，日本媒体普遍关注暴力对香港的影响、“一国两制”的落实、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现状以及教育问题。两国媒体同行对事实的掌握程度不一，立场有异，观点不同甚至相差甚远，也在意料之中，但大家也有共识：暴力始终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办法。

对话会坦诚而深入，以至到了午饭时间，只空了半个多小时吃便当，大家下午接着继续探讨。晚间，日方为对话会举行欢迎晚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晚宴在东京王子饭店举行。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与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交谈

福田康夫，日本第91任首相。2007年8月，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位，结束他的第一届政权，当然舆论更多认为安倍是因其领导的自民党在当年7月参院选举中失败，执政基础大为削弱，不得不请辞。

安倍辞职后，福田康夫以330票击败对手麻生太郎的197票，当选自民党总裁。不久，福田康夫在国会两院会议上当选为首相。那一年，福田康夫71岁，巧的是，他的父亲福田赳夫也是在71岁当上首相，他们也因此成为日本政坛首对“父子首相”。

回到欢迎晚宴现场，当晚，中国驻日使馆、日本外务省均有官员参加。致辞环节，中方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教授提及，有人用“一山不能容二虎”来形容中日关系，但他认为，中日不应该被似是而非的概念所困扰，从而阻碍了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中日友好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也符合彼此的利益。

到福田康夫致辞。福田先生打趣说，谷野先生是自己的小学同学，这一次谷野让自己一定要来这个晚宴，自己的对华政策很多也来自谷野，如果有差错，“大家不要找我，要找谷野”，席间一阵笑声。

接着廉教授“一山二虎”的话茬，福田问：“如果这两只老虎一只是母的，一只是公的，那会怎么样？”席间又是一阵笑声。

他认为“一山可以容下多虎”，即是赞同多边主义和互利合作，中日并非“互为威胁”。他说，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如果按照10-20%的比例，富人也达到了3个亿，超过了日本的人口总数，但依然有许多日本人不愿意去了解中国。而强大起来的中国为世界做了不少贡献，因此应该更加开放和透明，向世界包括向日本传递更多信息。

福田先生最后说到，中日携手同行，未来会更好，因此有必要确认中日两国关系不可分隔。

致辞赢得一阵掌声。

上图：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致辞；下图：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发表致辞 摄影：人民日报记者孟祥麟

致辞环节结束，晚宴正式开始，大家祝酒、畅谈。时间过去个把小时，福田先生提前离场，大家起身欢送。

席间，我与同席左手边的《每日新闻》编辑局副局长坂东贤治交谈，坂东先生曾经担任《每日新闻》驻香港记者，会讲中文，我们正谈论着中日两国的方言，只见原本坐在第二桌的谷野先生，端着盛着水果的盘子，走向我们这一桌。

我右手边的座位是留给《亚洲周刊》东京支局支局长毛峰先生的，毛峰先生也是深圳卫视&直新闻东京特约评论员，当天他因故未能出席，所以位置空着。于是，谷野先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坂东先生见状说到：谷野先生来了，您跟他谈谈吧。

我对谷野先生表达谢意，又说自己受益匪浅，但是他似乎没有听清楚，于是我又凑到他的耳边再说一遍。这时，日中友好会馆的工作人员绪方千晶女士走过来，用中文说到：抱歉，打断你一下。

绪方迅速用日语跟谷野先生交谈起来。我不会日语，但感觉到谈话节奏快，很着急。绪方讲完后，用中文对我解释说，不好意思，刚刚福田首相走的时候把手机落在座位上，但是这里没人知道怎么联系他，只有谷野先生知道，所以我必须打断你。

她把一支黑色的手机放在谷野先生面前。谷野先生喃喃说了几句，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拨了一通电话。这时，那支黑色手机亮了起来，没有声音，静了音，我看见手机屏幕赫然出现了“谷野”两个字。

倏忽，谷野先生和绪方明白过来，都笑了。显然，情急之下，谷野先生拨通了福田先生的手机，可是福田先生的手机不就在这儿呢吗？

看来，首相也是常人，健忘丢了手机，大使一着急，也会犯迷糊。

此算轶事一则。然而，在中日关系上，福田先生和谷野先生并不糊涂，都是清醒之人。

福田康夫执政风格温和，虽然在首相位置上任期未满一年即闪电辞职，但他上任三个多月后，就在2007年底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于2010年至2018年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连续九年亲自来到中国海南，发表致辞、演讲，并广泛会见亚洲各国政商人士。

卸任后，福田改任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继续致力于亚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

就在我们这次对话会之前，11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会见了福田康夫。王毅特别赞赏福田先生积极倡导成立的“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

福田则表示，当前日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我汇聚日本各界有识之士成立“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希以此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为推动建设亚洲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2019年5月1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图：外交部网站

与中国交往深厚，福田先生想必学会了不少中文ABC。晚宴开始之前，我从酒店7楼搭乘电梯前往宴会举办的11楼。电梯停在7楼时，我走进去，看到人群中的谷野先生，微笑着问好，但没有第一时间留意到福田先生就站在谷野先生身旁。估计福田先生看到了我挂着的名牌，主动用中文问候我：你好。

本次行程原本不安排媒体采访，但在我的请求和廉德瑰教授的帮助下，谷野先生在午饭间隙给了我十分钟的专访时间。

对于中日关系，谷野先生引用了周恩来总理1972年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时谈及的“求大同，存小异”。

他说，要时常意识到“小异”，来求得“大同”。所谓“大同”，就是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比如在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以及近年来闹出纠纷的小岛（钓鱼岛）所有权的问题，中日双方认知不同，但如果处理不好，特别是日方，如果被“小异”牵着鼻子走，伤害到了“大同”，是不行的。

视频：谷野先生谈“求大同 存小异”；翻译：赵冉

那应该怎么做呢？谷野先生认为，只有交流才有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建立两国还有所欠缺的信赖关系。

他特别关心两国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坦言“今后两国关系走到哪里，不是像我这样一个83岁老头的责任”，还专门用中文表达对习近平明年访日的期待。

视频：谷野先生用中文接受直新闻采访

访问行程紧凑，日本人对会务时间的控制又很严肃，但就是这样一位长者，不辞辛劳，陪同我们参观了日本国会，搭乘新干线到京都，与我们一起参加同志社大学的座谈和平安女学院的日中植树活动。

我们参观日本国会结束后，坐大巴前往东京站，准备搭乘新干线到京都，谷野先生因为有事，要第二天才走。半路上，司机在银座将他放下，他缓缓地走向地铁站，一个人搭乘地铁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晚宴那天福田先生也是一个人打车来，一个人打车离开。日本官员的平民化作风并不稀奇，然而以两位先生如此高龄，依然奔走于日中友好事业，令人尊敬。

我们的行程碰巧安排在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夕。我在京都的专访中，问谷野先生对成都峰会有什么期待，谷野先生说，“我有一个梦想。”

他说起这段历史：1963年，西德和法国之间签订了著名的“爱丽舍条约”（德法合作条约），德法两国克服不幸的历史，冰释前嫌，才成就了现如今的欧洲。这是非常有名的条约，写了非常多内容，包括密切两国领导人的往来、密切两国青少年的往来、学校学术层面上密切大学间的交流等等。

“我的梦想就是，会谈这次在中国，明年是韩国，后年是日本。我们现在在京都，而不是在东京。京都曾经是中、日、韩三国密切交流的一个地方，所以后年三国的会谈设在京都或者奈良，在那里签订‘京都宣言’或者‘奈良条约’就好了。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困难，但这是我的梦想。”

这是一位主张用宽容化解仇恨的外交家。

如今，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已经在成都圆满结束，成果不少，但或许离谷野先生的梦想还有一些距离。

我很想对谷野先生说，祝您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