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发布暨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成功举办。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吕杰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杜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学者，就“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探索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

杨光斌（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报告具有现实与学术的双重意义。现实意义上，报告试图回答作为大国的中国最为关心的“大国兴衰”问题，邀请全球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等多学科专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撰写报告。学术发展意义上，报告采取组织社会学研究路径，超越了以往学界主流的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解释，即韦伯开创的文化主义路径和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路径，它们分别代表文化优越论传统和“政权改变”传统。制度主义不能解释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而组织化程度则能够有效解决制度主义的困境。同时，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探索国家治理的研究单元，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更有助于国际学术对话。

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的长历史时段考察，发现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既有组织化红利，也有组织化陷阱，即组织化悖论现象。基于历史经验，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兴衰与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平衡组织化程度以适应社会发展，协调秩序与活力，是大国兴衰过程中亟需研究的问题。

澄海高研院聚焦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战略议程研究。刚发布的《经济脱实向虚与帝国的衰落》总结了大国不能干什么；在2024年年度报告发现的价格革命与全球化新范式的关系，发现了大国如何强起来，必须干什么；2025年年度报告则发现了组织化程度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即大国如何保障大国的持久胜出。这些构成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是研究大国竞争的战略理论。

李欢（2025澄海全球发展报告参写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报告试图回答困扰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家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学界以往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存在历史困境和比较困境，而组织化程度则提供了分析“大国兴衰”的新视角。组织化程度是历史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组织化进程中既存在组织化红利——更早实现组织化国家，更容易调动资源，实现发展和繁荣。也存在组织化陷阱——制度变迁中因路径依赖带来过分组织化。

报告基于组织化逻辑重新分析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发现了国家兴衰与组织化程度的关联。前现代时期，中国长期拥有组织化红利。中国在秦汉时期，从春秋战国的非组织化走向了组织化国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政权较早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前现代的西方则没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国家的衰弱与封建主义横行互为因果。较早实现组织化国家建构的中国获得了组织化红利，在世界历史上长期保持领先。近代以来，欧洲在战争和资本的驱动下，构建起新型组织化国家，在国家竞争中获取了新的组织化红利。随着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的兴起，以中国为代表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与以欧洲为代表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发生了冲突和竞争。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拥有更强的资源汲取能力，故而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报告还区分了有效组织化和无效组织化、集权式组织化和分权式组织化两组概念。

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中国要寻找持久的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中国要为次级组织成长赋予制度空间，在保证高水平组织程度的同时，将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因子纳入国家组织化进程中，在历史变迁中尝试平衡一统与多元。

报告发布后，两位与谈人肯定报告的意义与贡献，并就报告涉及的理论概念、国家如何实现更好发展展开对话。

组织化程度的可操作性和中立性使其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学术交流的视角来看，基于经验事实和案例分析，在反思现有制度主义解释缺陷的基础上提炼出“组织化程度”这一学术概念具有重要价值。组织化程度作为变量具有可操作性和中立性，使其具备较高的学术意义。利用这一变量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历史阶段，既会有组织化红利，也会有组织化陷阱。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西方社会科学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往往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归纳法，如果西方治理不出问题，其理论依然会流行。但是，中国崛起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支持下，提炼出既能够概括西方崛起的现实，又能够解释中国乃至全球南方崛起新现实的新理论。

针对未来的研究，我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拓展理论。不妨将国家的组织化程度作为中间变量，将影响组织化程度的历史环境视为自变量，将经济发展视为因变量，建立起更系统和更有逻辑的解释框架。二是要考虑技术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生产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在当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结合国际环境，研究何种组织化程度更加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具有包容性和高度流动性的中华文明可以走出国家社会建设新道路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发展可以从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来解释。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往往是权力控制财富，产生了集权体制。资本主义革命则颠倒了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掌控权力。资本为了管控权力，会采取分权、将权力非人格化和定期的换届等手段。而权力管控资本的社会则是集权社会，需要将权力人格化以落实权力责任，通过道德纪律来约束权力者。两种社会面临着不同的调整：在资本管控权力的社会中，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如果利益平衡失去，将陷入混乱；在权力管控资本的社会中，抢夺权力为首要目标，如果对权力过度敏感和垄断，社会将失去流动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高度流动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可以走出国家和社会建设等新的道路。

在专题研讨环节，各位专家围绕组织化程度、大国兴衰等话题展开讨论，并对报告提出完善意见。

超越制度主义：大国兴衰背后的多因素作用

黄嘉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原有的制度主义解释将国家发展归于单一原因而忽视其他因素是不科学的。在我看来，报告仍然需要在多因素考量、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从多因素考量角度看，国家兴衰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军事等多种因素。报告虽然否定了原有的单因素归因，但似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唯一因素，即组织化程度来解释国家发展。其次，从概念角度看，报告提出了创新性很强的认识和“组织化过密”、“组织化红利”、“组织化陷阱”等，但具体的判断和划分标准仍需进一步打磨与完善定义。最后，从分析框架看，报告提出的“分权式组织化”与“集权式组织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但两者并非完全分立，可能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因此，我们要建立更为包容、而非纯粹对立思维的分析框架。总体而言，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智慧量很高的思考路径，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探索。

大国兴衰问题研究需要考察更多区域以丰富认识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大国兴衰研究仍需要补充更多的经验事实，来增强理论的普适性。从空间角度来说，目前的考察主要对象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仍需要考察更多区域，如印度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的组织程度。从时间角度来说，目前的选取主要是历史案例，需要考虑当下信息化技术和全球化运动对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此外，从国家类型上来看，除了领导型国家，还需要考察被领导型国家，丰富我们对组织化程度和国家兴衰的认识。

找回政治能动性：组织社会学的贡献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组织社会学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制度主义存在显著理论局限，其核心缺陷在于将制度视为自发运转的存在，忽视了能动性的主体。我主张通过组织视角突破这一框架，将政治理解为能动性实践的过程，把国家建构视为能动的过程。从思想溯源来看，组织一直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议题，可追溯至荀子“群”的思想。通过组织视角将政治能动性，即政治主体和政治行动者重新引入政治研究，能够打开政治黑箱，为理解“如何组织起来”提供思路。目前的研究虽然主要聚焦于组织化程度，但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引入还将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延伸至组织化行为、组织化机制等层面，探究组织化程度背后的原因。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组织化的目的，即为何要进行组织化。组织化的目的与组织化程度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研究中需充分考虑组织化的价值维度，避免对组织化的探讨流于表层。从组织和组织化角度切入大国兴衰与国家竞争问题，是对制度主义的有益反思与突破，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动态分析视角。

公共产品与财政汲取：组织化悖论的数理模型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组织化悖论与组织化程度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供数理模型支撑。我认为认知这一悖论应聚焦三个核心维度：第一，从历史演变视角看，中国建国以来的组织化程度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深度契合，不同时期的组织化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求。第二，从核心模型关联来看，应结合公共产品供给与财政汲取的关系模型展开分析，有为政府需在尽可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同时，着力降低组织化悖论的影响。第三，从当下现实考量来看，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组织化、组织化过密问题，需立足不同时代的具体条件。我们当前需重点关注治理成本、组织成本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与组织化程度的适配性。总体而言，组织化悖论是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结合中国发展历程与现实条件探索组织化程度的优化路径，对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组织化视角：重新理解国家社会强弱关系

张长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组织化程度视角为理解两组传统政治学议题——迈克尔·曼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组合、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强国家等组合提供了可能性。我认为应从更丰富的维度理解组织化程度，除传统的分权与集权维度外，还需纳入不同组织间竞争与垄断的维度。分权和集权的转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关键在于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兼顾社会活力与组织化程度。国家发展可以借鉴企业管理和创新中的集权、分权经验，动态化地理解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此外，还要关注历史上重建组织化失败的历史案例，如晚清洋务运动与同治中兴的尝试，均可为当下研究提供借鉴。

大国兴衰的必然与偶然：组织化程度与领导人作用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关于研究报告提出的关键词“大国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的观点，我认为当前大国竞争属于长历史时段的和平竞争，迥异于以往的军事竞争，在此背景下，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关于领导人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我认为领导人的出现具有随机性，其作用的发挥实则与组织化程度紧密相关，不能脱离组织化基础孤立看待领导人的影响。相比于将领导人视为关键因素，我认为组织化程度才是核心关键。从“组织化红利”与“组织化陷阱”的概念出发，这两组范畴清晰说明并不存在非历史性的、最优化的组织化原则，仅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此外，报告中关于组织化程度的细化标准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仍需进一步打磨完善。总体而言，以组织化程度视角探索大国兴衰与竞争的内在逻辑，是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

历史政治学推进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报告充分发挥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优势，通过历史案例考察，发展出了组织化程度概念。报告充分体现出历史政治学的特点，即案例研究的积累程度直接决定理论的成熟度，报告通过大量案例考察，发展出了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概念具有“双向叙事”特征。组织化发展有利有弊，既存在组织化红利，也伴随着组织化陷阱。我认为这一概念有效超越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单向叙事逻辑，历史政治学应当致力于提出更多此类双向叙事概念。针对历史政治学的未来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我们需要团结更多中青年学者开展扎实的中观案例研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来更新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层面，应积极开创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新的数据与史料。此外，报告的核心概念及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指标仍需进一步细化，应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构建原创的概念与方法体系，以此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报告首席专家、参写者就专家学者的观点作出回应

杨光斌：对于如何区分制度与组织这一核心问题，应从政治的核心概念出发，厘清政治制度与组织的区别。政治存在核心层次的政治观念，国家形态为第二层次，政体（政治制度）是第三层次，它们是高度稳定和具有弹性，而第四层次的行政组织则具有多变性。制度主义路径的国家兴衰研究，其实质是要“政权改变”，而组织化程度研究单元则旨在寻求好的治理，这是二者的根本性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需秉持大历史、大结构、大比较的视野，重点把握社会活力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最终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实现良政善治。

李欢：大国“兴衰”相关议题需要探讨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共存问题，提出现代中国能够实现集权和分权同步加强的观点。相较于古代，现代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团结均有所提升，而秩序与活力两大维度均可同步强化。这一认知提示我们可期待并建设一个秩序与活力兼具的强大国家。

杨光斌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此次报告会旨在抛砖引玉，已引发诸多精彩的见解与深度探讨，并对与会专家的真知灼见表示衷心感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当下，中国如何持续成为胜出的“领导型国家”，既是本报告的核心关切，也是此次研讨的主旨所在。

目  录

一、国家兴衰的组织化解释 2

（一）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的失败 2

（二）组织化程度：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变量 3

二、世界大历史：组织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 5

（一）中国国力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 5

（二）近代组织化程度的东西方大竞争 6

三、组织化程度的全球大竞争 8

（一）低组织化的后发国家群 8

（二）超强大国的组织化陷阱 8

（三）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组织：政党国家 10

四、持久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 11

（一）组织化陷阱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11

（二）当下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12

结语 14

参考文献及注释 15

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

——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杨光斌

大国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比起西方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制度优于非民主之解释，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是解释大国兴衰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竞争、世界秩序变迁更根本的原因。贯穿二千多年大历史的规律是，组织化更强的国家领先组织化较弱的国家——王朝时期中国曾领先西方，近代欧洲又领先中国。然而组织化的悖论在于，所有曾经带来发展的“组织化红利”，都会因路径依赖而僵化为窒息社会活力阻碍发展的“组织化陷阱”，苏联解体和美国当下的治理困境皆源于此。因此，中国欲锻造世界领导型国家并持久胜出，关键在于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性，以清醒的战略意识深化改革超越“组织化悖论”，激发社会活力，避免美苏等大国落入组织化陷阱的前车之鉴。

一、国家兴衰的组织化解释

国家兴衰是人类永恒的大话题，更是“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可怠慢之必修课。冷战开启时，乔治·凯南在给美国国防部的“长电报”中说，美国对苏联竞争的关键是要保持自身的社会活力。换言之，美国和苏联竞争于全球，决胜于国内——国内社会活力的竞争。什么造就了社会活力？

携冷战胜利之余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世界思想市场的宰制，西方国家习惯性的以制度主义的研究单元来看待这一问题，把社会活力以及国家兴衰与特定制度进行捆绑，并为各国制度贴上民主与威权等意识形态标签，造就了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占据了全球发展话语主流。

（一）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论的失败

“西方的兴起”被认为是“好制度”的产物，为此新制度经济学研究1994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30年后即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授予《国家为什么失败》这类新制度主义作用，将西方繁荣归因于其“包容性政治制度”，落后国家是因为“掠夺性政治制度”。这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无一不是依靠战争、殖民掠夺和海外移民来转移国内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阶级矛盾；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弱无不是殖民地遗产的体现，使其沦为“强社会中的弱国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

制度主义论在现实面前缺乏基本解释力。它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菲律宾、实行议会制的英国和印度，同样是实行了多数民主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什么在经济上依然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与苏联，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它也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境况（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

从国家治理的实践来看，制度主义的提法既不准确也极具危险性。制度是由连接组织单元的机制构成的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在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表层制度之下，是政体、国家形态以及作为最牢固的非正式制度的政治观念，如“大一统”。尤其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史国家，制度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乃至文明问题。简单从制度层面发问，不仅找不到真问题，反而可能动摇国本。

（二）组织化程度：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变量

老问题呼唤新的研究单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主要是竞争好的研究单元。研究国家兴衰，我们必须将视角从“制度”转移到“组织”的角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单元，依靠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运行，而连接次级组织之间的权力网络才是制度。因此，有组织才有制度，有了国家组织才有作为结构性关系的政治制度。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亨廷顿便已洞察到，国家间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制度），而在于统治程度，即组织化程度。在国家史中，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一部从低组织化向高组织化演化的历史，现代化也是一个公共权力高组织化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两个核心概念：

第一，组织化红利。一个更早实现或拥有更高组织化水平的国家，能更有效调动资源实现强大和繁荣，这就是“组织化红利”。相反，组织化较弱的政治存在则难以抑制内部分裂因素，容易走向衰败。

第二，组织化陷阱。由于路径依赖，那些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可能因过度强化而窒息社会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组织的失衡甚至崩解，这是“组织化陷阱”。

从组织化红利滑向组织化陷阱的动态过程，我们称之为“组织化悖论”。这是贯穿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它要求国家必须在一体与多元、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中寻求动态平衡。

世界大历史：组织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

“西方的兴起”只是500年来的历史叙事。时间尺度决定了历史观，将视野拉回到两千年前，当中国已在秦汉时期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大一统国家时，欧洲尚处于部落式的“城邦国家”阶段，罗马帝国其实也不过是部落聚合的军国主义组织，而未形成致力于治理的稳定政治共同体。这部中西组织化国家的大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组织化程度而非制度，直接影响了一个共同体的兴衰和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

（一）中国国力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国在秦汉时期便率先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由此获得了长达两千年的“组织化红利”，国力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一成就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秦朝建立的基于郡县制与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它消除了春秋战国的自治性封建权力，为国家提供了统一秩序；二是汉朝建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使国家拥有吸纳和规范组织分化和非组织化因素的能力。二者互相支撑形成边界开放、不断吸纳融合多民族的天下国家共同体。

这种“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组织优势，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催生了繁荣的经济与先进科技。直到明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冶金技术、采煤的巷道技术等等，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强大的国力更使中国成为多中心时代最为强劲的全球化引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现代的西方。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再到基督教国家，欧洲始终未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即便是看似强大的罗马帝国，其本质也更近于一个军事化的部落聚合体。中央没有专门的财政机构，各地方长官作为包税人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力，贵族与地方势力的结合使得中央权力越来越弱化。外部行省的政治力量超越中央的结果是皇帝的频繁更换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混乱，就此而言罗马的崩溃正是其封建性（非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其后的封建欧洲，在脆弱的宗教联系下，政治破碎，暴力横行，连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证，更遑论繁荣发展。至少到13世纪中期，欧洲在世界体系中仍是组织化程度最低的边缘地区之一。

（二）近代组织化程度的东西方大竞争

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本质是中国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在遭遇西方新出现的“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后，所面临的整体性组织崩溃。

西方新型国家的诞生，源于两大历史驱动力：持续的战争与全球资本扩张。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催生了民族认同，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新大陆的发现与全球贸易的兴起，刺激了欧洲国家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进而推动了以海外扩张为目的的军事与国内政制建设，形成了“军事-财政型国家”。

这种应外部竞争而生的“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和对外扩张动力远非中国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可比。后者长于内部稳定与文化整合，但在组织强度和动员效率上存在天然短板。因此，当两种组织化模式正面遭遇时，竞争力的强弱立判。旧有的天下国家在新型民族国家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组织性崩溃。这并非简单的文明优劣，而是不同组织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竞争力的客观分野。

二、组织化程度的全球大竞争

二战后，近代西方强组织化国家以领先的军事和资本优势席卷全球，民族解放浪潮与民主化浪潮以西方国家为模板，新造了一大批“现代国家”，美苏两个超强大国、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启了各自的组织化过程和全球大竞争。

（一）低组织化的后发国家群

大量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空有一幅西方组织化国家的制度躯壳，实际上仍面临历史禀赋延续的无效组织困境。在选举式民主“制度”的遮蔽下，前现代的、封建性的次级组织得以存续，并持续挑战国家权力。菲律宾的“封建制民主”是典型案例，选举民主与地主精英的结合，使系统性的社会不公被制度固化，最终导致国家治理失败。类似的困境遍布第三世界，导致国家组织问题被民主制度所遮蔽，造成内部衰败失序。

（二）超强大国的组织化陷阱

组织化本身并非线性进步，对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大国，依然面临组织困境——从组织红利滑向陷阱的“组织化悖论”。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困境，正是这一悖论在集权与分权两种国家组织化类型上的深刻体现。

苏联的崩溃，是集权模式陷入“组织化过密”陷阱的典型案例。它的成功曾源于“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这一模式使其在短时间内成为工业化强国，并足以与美国抗衡。然而，长期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致命的组织僵化。在干部制度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使得整个官僚体系暮气沉沉，特权腐败丛生。在经济管理上，中央部门大幅扩张，计划指令无远弗届，彻底扼杀了地方与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种组织上的僵化，使苏联在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时丧失了适应能力，被窒息的社会活力使其轻易地倒向了西方“自由秩序”的诱惑，走向新自由主义改革，断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苏联的失败，根源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其组织方式出了问题——曾经带来“红利”的组织模式，最终因过度强化而自我窒息。

与此同时，美国则展示了分权国家模式如何滑向“事实性封建制”的组织化陷阱。作为分权式国家的典范，美国的“组织化红利”在于其社会多元与地方自治。然而时过境迁，过度分权的宪制结构导致决策困难，形成事实上的“否决型政体”，次级组织坐大，国家反被其“俘获”。从医疗到控枪，强大的利益集团足以绑架国家公共政策，使国家无力回应民众诉求。立国时的“组织化红利”，已然演变为今日的“组织化陷阱”。更深层次的组织化陷阱传导于文明层面。冷战后，西方内部的政治共识瓦解，国度分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主体性，亨廷顿称之为“国民性危机”。当“党争民主”的背后不再是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之争，而是不同族群、宗教间的身份政治之争时，民主就演变成了“文明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分裂政治，极大削弱了国家能力，加速了其霸权的衰落。

（三）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组织：政党国家

在当代全球竞争格局中，中国共产党重新把国家组织起来，建构了“政党国家”模式，展现出一种超越欧美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和众多低组织化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组织能力。1面对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将人民从封建性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纳入统一的政党国家组织之中，实现了大一统的现代转化，成功克服了旧中国的弱组织化困境。

这一新型国家的核心组织逻辑，在于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高度组织化。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更通过党委制、党组制等形式，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所有权力关系之中——从党政关系到党军关系，从政治经济关系到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组织原则将政党、政府、军队和社会紧密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了总体的“举国体制”，能够实现对社会无死角的全民动员，其产生的政治能量与竞争力，已在历次重大考验中得到证明。

政党国家的组织化特性塑造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团结型政治形态，而西方的民族国家在异质族群和封建制利益集团压力下逐渐呈现出分裂型政治的特性。放眼未来，中美之间的世纪大竞争，在组织层面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不同组织形态的较量。一方是日益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组织内耗严重的分裂型政治的民族国家；另一方则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致力于整合力量的团结型政治的政党国家。

三、持久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

超越“组织化悖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比较研究都是立足于本国立场。对国家兴衰大历史的比较研究，最终是为了探寻中国持久胜出之道。对于集权传统的中国而言，核心的历史挑战在于防止组织化过密的陷阱，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中国作为最早享有“组织化红利”，也最早体味“组织化陷阱”的国家，最有资格总结这一“组织化悖论”的历史规律并把握历史主动性。

（一）组织化陷阱与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一部王朝治乱兴衰史就是“组织化悖论”的剧目。由于维护统一的需要，中国长期集权化的历史禀赋使其天然倾向于加强组织规范，但这往往导致“法愈详而弊愈极”2，使国家机器陷入僵化的“组织化陷阱”。这一历史逻辑贯穿帝制时代。

秦朝因未能彻底整合六国旧贵族势力而速亡，给后世留下了对地方分权的深刻恐惧。此后，历代王朝都倾向于通过强化中央控制来抑制地方组织分化。到了宋代，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制度规范日益繁密，导致行政成本剧增，冗官冗员拖垮财政。至明清时期，这种趋势达到顶峰，演变为对官僚体系的过度束缚。钱穆称之为“重法不重人”，人才选拔通道僵化，地方官员在层层监督问责下丧失能动性。3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对此痛心疾首，指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4当官僚体系陷入“管的严又没盼头”的困境，庸政懒政便成为必然，国家机器随之空转，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5最终，为维护稳定而不断强化的组织约束力，反而窒息了组织活力，这样虽然能够保证内部稳定，然而一旦面临外部压力（例如天灾和边缘入侵），就非常容易被击溃。

（二）当下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新中国的历史，同样印证了“组织化悖论”的两面性。20世纪初期，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动员手段重新组织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组织化红利”。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过度集体化比如人民公社体制事实上是一种组织化过密，结果“社员”一方面带来沉默的抵抗，另一方面也使个体丧失抵御风险的能力，社会经济活力受到严重遏制。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以弱组织化为手段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一招。通过问题导向的“混合至上”政策使中国在秩序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活力的组织化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将这些边缘革命的创造成果转变成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市场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而消解那些阻碍创新的组织性秩序。

然而，随着制度体系日趋定型，新的挑战正在浮现——“审批型体制”的泛化。制度化导致各级行为人都要求助于既定的法律法规以免责，形成庸政懒政怠政。当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从科研、经商到日常生活，都被纳入层层审批的轨道时，其必然结果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社会效率低下、创新活力衰减，营造明哲保身的惰性社会生态。这正是“组织化过密”陷阱在当下的新体现。

尤其在中国处于大争之世、与外部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内外高成本形成“同频共振”。比如西方国家的关税壁垒导致出口成本的激增，给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挑战。如果国内的社会运行机制再回归“审批型体制”，企业经营成本可想而知。中国需要重视富人移民现象，这其实是一种财富大转移，也是优良人力资本的转移。他们移民的原因固然有孩子教育、环境的考虑，“审批型体制”所传导的政治感受也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中国持久胜出之道在于，以“第二次搞活”的革命性决心，彻底理顺组织功能，克服运用政策手段而扩张组织权力的冲动，让基层社会和民众享有应有的自治权，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真正的强组织化国家，不是压制次级组织，而是为其成长提供制度空间，并善于将源自基层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

结  语

从罗马帝国到苏联，再到今日之中美，历史反复昭示：大国兴衰的关键是组织活力问题。组织化国家的建立是参与现代世界竞争的入场券，组织化的相对强弱则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在已经到来的中美世纪大竞争中，真正的胜负不在外部对抗，而在内部组织。美国正处于因过度分化而产生的“事实性封建制”和身份政治的陷阱，中国则必须警惕因组织化过密而僵化社会活力的风险。谁能超越“组织化悖论”，谁就能把握历史主动权，实现持久性胜出。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杨光斌：《“政党国家”视域下的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变革》，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10期。

2.（宋）陈亮：《陈亮集》，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3-129页。

4.详见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6-421页。

5.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