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去年年底，印度最大企业信实工业有限公司派出数百名高管与工程师前往无锡及中国其他城市，采购价值高达11亿美元的设备并办理出口手续，用于建设其规划中的电池工厂，这也是印度本土制造先进锂离子电池的关键举措。

就在这家印度企业推动供应商与监管机构加快完成设备生产和清关流程时，中方出台相关指令，对关键电池制造技术与设备加强管控。目前这批高价值设备虽已运抵信实超级工厂所在地古吉拉特邦贾姆讷格尔，但若无进一步的中方技术支持，商业化生产短期内仍无法启动。

这并非个例。当地时间4月15日，美国彭博社援引印度电池、电动汽车与电子制造产业链数十名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尽管“印度制造”计划已投入数百亿美元资金，但该国这些关键新兴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反而持续加深，这种深度依赖同时正面临中方出口管制政策调整带来的新挑战。

报道指出，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长期形成的产业优势，对印度提振本土产业、力争成为全球出口制造替代选项的雄心带来了考验。尽管塔塔集团等印度头部企业尝试转向韩国或日本寻求技术合作以降低对华依赖，但这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与更长的交付周期。

据美媒报道，仅能获得相关产品却无法掌握尖端技术，使得印度在缺乏核心专业能力的情况下试图构建完整复杂的产业体系，这一困境在电池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电池芯，本土仅1吉瓦时的实际产能，与印度企业宣称正在建设的178吉瓦时目标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线上刊物《电池纪事》（The Battery Chronicle）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奇科（Christopher Chico）直言，“若仅统计已投产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电池芯产能，印度号称的178吉瓦时目标基本不切实际。”

印度宣布的电池产能、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项目下投产产能、PLI项目下的实际运营产能。彭博社制图

报道提到，印度亿万富翁、钢铁巨头萨詹·金达尔计划到2030年建成一座50吉瓦时产能的电池工厂，但其旗下金达尔西南集团（JSW Group）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的技术合作谈判已陷入停滞，项目前景不容乐观。据知情人士透露，与规模较小的中国公司的谈判则引发了人们对电池质量的担忧，迄今为止尚未取得成功。

JSW已与中国上汽集团在印度成立合资公司，并与奇瑞汽车开展单独合作，计划推出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

知情人士透露，在JSW与奇瑞的合作中，中方车企同意以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的方式提供车辆平台和零部件，但此前涉及更广泛技术转让的谈判已大幅缩减。这意味着在实际合作中，中方会向印度供应零部件与平台，却仍保留核心技术诀窍。

金达尔本人则多次强调中国技术对印度的重要性。知情人士称，金达尔一贯鼓励各制造部门员工赴华学习，快速掌握生产工艺。

今年2月，他在孟买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壮大，将经济提升到新的水平，就必须与中国搭建桥梁。”

美媒指出，事实上，印度对中国的依赖，贯穿于印度政府寄予未来发展厚望的所有战略性制造产业。

塔塔集团在古吉拉特邦多赫拉兴建的芯片制造厂，本应成为印度进军先进芯片制造领域的重要支点。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除阿斯麦（ASML）等欧美日企业供应的核心设备外，该工厂供应链仍需依赖中国提供原材料与工装设备，才能实现快速投产。

知情人士还预估，塔塔工厂在投产初期为缩短交付周期、降低成本，可能仍将部分依赖中国原材料，其余部分则从日本、韩国采购。多重因素已使该厂原定2026年的投产时间表充满不确定性。

这一依赖模式同样延伸至其他关键矿产领域。印度虽已加大锂、钴及稀土的勘探力度，但规模化工业加工能力仍十分有限。

电子产业则更直观地体现出印度制造业的局限。目前印度承担了苹果公司全球约四分之一的iPhone手机生产，预计到今年年底，所有销往美国的iPhone都将在印度组装。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与专用生产设备，仍大多源自中国供应链。

据了解中方立场的人士透露，尽管印美关系仍处于变动之中，但中方愈发认为，印度在技术、贸易与防务领域同美方靠拢，表明其正倒向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这些人士表示，中方因此不太可能放宽技术转让限制，也不会主动推动与印度企业深化产业合作。

报道称，立志成为全球最大新能源企业之一的信实工业并未放弃。在贾姆讷格尔，即便中方设备仍存放于仓库，其电池芯生产超级工厂的园区建设仍在稳步推进。部分高管留守中国，与供应商谈判并学习行业技术。

鉴于中方放宽管控的可能性渺茫，信实也在寻找本土技术方案，并向印度本土电池材料制造商发出提案请求，构建上游供应链。

不过，彭博经济研究所的地缘经济技术分析师迈克尔·邓（Michael Deng）认为，对印度企业而言，替代方案成本更高、规模更小，时间也不站在印度这边。

他同时强调，“中国对核心制造技术的出口限制并非针对印度。”

据美媒报道，印度已针对性调整对中资的审慎态度。尽管针对邻国投资的严格审查制度仍要求政府审批，但印度政府近期放宽了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稀土制造等特定战略领域的审批流程，允许规模较小、结构规范的中资进入。这表明印度并非全面反对中资，事实上在符合本土产业目标的领域，印度正主动寻求中资合作。印度近期便批准了电子代工企业迪克森科技（Dixon）与中企成立合资公司，在印生产显示模组。

美国海伯利安风险投资公司（Hyperion Ventures）董事长巴尼克·迈特拉（Barnik Maitra）表示，印度此前的强硬立场已转向更为务实的态度，“既要在中国之外开展合作，同时也必须与中国合作。”

“中国也需要盈利。它必须想办法参与其中，而非完全采取对抗姿态。”他补充说。

莫迪政府希望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从2010年的17%降至2024年的13%。

雪上加霜的是，印度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阶段，恰逢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全球贸易秩序被重塑的时期。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兼贸易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直言：“与过去二十年不同，当下全球经济、贸易与地缘政治环境，对希望走以制造业为核心、出口导向型传统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已从有利转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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