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星期六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

“星期二 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

“星期五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失败者。”

……

1946年抵达东京时，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成为整个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这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51岁律师，在被紧急征召调查日军暴行后，发现日方已系统性地销毁了作战日志，还对相关证人进行威胁恐吓。事态紧迫，他随即争分夺秒展开取证工作。

1946年3月至4月，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秘书裘劭恒的安排陪同下，萨顿的足迹遍布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走访了官员、传教士、医护人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证词、统计资料和照片档案。

同年6月，萨顿再次到南京寻找出庭证人，最终带领十余位中外证人赴东京出庭作证，同时带回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档案，为这场世纪审判提交了关键证据。

审判任务期间，萨顿写下6本私人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亲赴中国搜集南京大屠杀、毒品贸易和对华经济侵略、日军细菌战证据的全过程。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今年5月，这6本泛黄的原始日志，以及一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报告，从大洋彼岸辗转来到中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向公众亮相。

6月10日，香港《南华早报》指出，这批档案对外公布之际，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对华重要访问的前夕；与此同时，中方呼吁铭记东京审判的历史经验，以此警示日本当下企图歪曲、弱化相关历史的行为。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鸣教授二十年来持续搜寻萨顿的相关资料。他盛赞这批档案的历史意义，以及萨顿为异国人民伸张正义的执着追求。

他在南京举办的活动上说，“当你阅读这些日记时，你能真切感受到检方团队的高效行动和他们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

萨顿

寻得萨顿日记，看似是个意外，但又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根据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报道，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于2025年11月，从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网站拍卖得来。

作为亲历东京审判的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首次对外披露，此前从未在中文世界见诸记载，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史档案的重大发现。

这些法庭卷宗之外的一手亲历记录，以第一视角完整记录了证据获取、证人甄选、控罪整理等关键过程，也饱含萨顿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震撼与对战争的深刻思考。

与人们熟知的《拉贝日记》《马吉影像》等不同，萨顿日志有其特殊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如果说前者是从保护者、目击者、受害者视角记录的历史，那么萨顿日志则提供了从国际司法调查者视角的完整记录，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是‘执法者’与‘求证者’的第一视角。”

他进一步补充，这份日志填补了两块关键的历史拼图：一是取证的过程，二是未被采纳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线索，“萨顿的原始记录，为研究东京审判的局限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更广泛的罪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

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了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

他在日记里披露了侵华日军的大规模屠杀罪行，1946年4月7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亦已被彻底焚毁。”

日记中还写道，日军不仅允许鸦片与毒品在占领区流通交易，更通过扶植伪政权加以纵容和鼓励，将鸦片贸易作为伪政权的财政收入来源，削弱并摧毁中国人民的健康与抵抗意志。

“这种未经修饰、直击现场的记录，具有任何二手文献都无法比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周峰表示。

萨顿日记中记载侵华日军曾在长江边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新华社

6本泛黄的日记，也详尽记述了1946年至1948年间检方团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

据研究人员介绍，萨顿一行人在审讯关押于中国的日本战犯后，常常凌晨三点才得以休息。他们马不停蹄地辗转上海、北京、重庆、南京四座城市，走访了125名证人。日记还收录了萨顿奔走各地搜集罪证时拍摄的中国多地影像，以及为南京大屠杀案出庭证人拍摄的照片。

这批公开史料中还包含一份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的文件，长达89页，收录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与酷刑等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翔实。

这份报告是检方举证的关键材料，也确保了美方牧师约翰·马吉等重要证人远赴东京出庭作证。马吉曾用影像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据邹德怀介绍，这是萨顿第一次来华后起草的五份报告之一，“其余四份报告的主题，则分别关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细菌战、鸦片与毒品贸易，以及德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勾结。”

杨夏鸣进一步向《南华早报》补充说，萨顿是少数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日军生物战指控的西方检察官之一。他曾在重庆会晤奥地利卫生专家罗伯特·博尔奇奇和中国科研人员，取证记录日军飞机在多座城市投撒沾染鼠疫病菌谷物的罪行。

日记中记载了，1946年3月至4月他与同僚在华调查取证期间，就已经触及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线索。4月16日，萨顿在东京起草关于中国的报告时，列出的第一项就是细菌战。后来，他持续与菲律宾检察官、中国检察官讨论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显示检方并未放弃对这一罪行的追究。

“从日记内容能看出，萨顿始终没有放弃追查，”杨夏鸣说，“就在他请假返回美国照料病重母亲的前几日，他仍在研讨这些罪行。”

在提交给法庭的日军侵华罪行调查报告结尾，萨顿言辞犀利地写下对战争罪责的审判态度：“这场战争的发起，公然违背了庄严的条约义务与反复作出的官方承诺；这场战争的实施，践踏了一切有组织战争准则，其手段震惊人类良知。”

而尘封八十载的日记原件重现天日，也让历史的坐标被拉回到东京审判的起点。

回望那场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审判，11国司法力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开庭800多次、出庭证人达400多名，书面证人700多名、受理证据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

最终，法庭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而今，令人愤慨的是，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企图为军国主义翻案。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纳尔·唐恩认为，东京审判最终未能实现“完全的正义”：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战争罪行数量极为庞大；另一方面，日军有组织地销毁书证，令检方不堪重负。

唐恩表示，尽管在1945年至1946年间调查了近9.6万起战争罪行个案，但由于人手不足、资源匮乏，法律团队最终仅整理完成650份证人证词。受繁杂的官僚流程掣肘，近十万桩有案可查的暴行最终未能得到追责。

他补充道，政治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制度性失败：美国为换取相关研究数据，不仅决定免予起诉日本天皇，还豁免了731部队等生物战策划者与研究人员的罪责。正是因为审判草草收尾、人为刻意掩盖罪行，致使日本没能像德国那样完成历史反思。

“日本至今仍未能正视并反省战时历史。”他强调，靖国神社“拜鬼”、历史教科书篡改问题，再加上日本与中韩两国持续存在的领土争端，这些当下的矛盾根源，都在于当年对战犯追责的不彻底。

去年年底，日本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现消极，招致中方强有力反制。

6月9日，对于日媒称美方请求中国恢复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需要强调的是，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它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番发言依旧振聋发聩。

正如其所言，东京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

“殷鉴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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