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译/田雷】

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处理劳力、谷物、土地和配给的计量单位，某种方式的标准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须的，且构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实现上述的标准化，早期国家必须发明出一套标准的命名法，将所有基本的类别包括进来，比如收据、施工指令、劳役通知等——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书写或文字来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适用于整个城邦境内，就取代了地方上口头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种消弭距离的技术，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国家并不广远的国土范围。

针对耕田、耙地或播种这些农业劳作的任务，国家发展出了劳动的标准，某种类似“工分”的设计也被创造出来，显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务履行或拖欠。对于鱼、油和纺织物来说，分类和质量的标准也有了详细的规定，以纺织物为例，就是通过重量和密度来进行区分的。至于牲畜、奴隶和苦工，也通过性别和年龄加以分类。即便国家此时仍处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显露出来，总在设法从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处汲取更多的资源，而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统计学”也已经浮现出来。这种严格控制的努力虽思之令人惊叹，但至于它在田间地头又要如何落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沿岸，还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国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头文化区，只是没有证据遗存下来。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字出现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从那时起，经过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国家管理的目的。不过只有等到声名显赫、锐意改革但却昙花一现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结。

云梦睡虎地秦简资料图，图自《国家宝藏》

中国的秦，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追求系统化，迷恋秩序，展示出一种宏大至极的愿景，要实现国家资源的总动员。至少在书面上，秦的雄心壮志一览无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追究文字的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表达语音的某种方式。

对于秦来说，要追求标准化和简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项工作，通过改革将书写文字统一起来——最终，秦政权删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笔画更为平直，并将其推行到国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书面文字并不是某种方言语音的抄录，所以中文与生俱来就有某种普遍性。如同别处的早期早成国家，秦所推动的标准化的过程，也适用于铸币以及度量衡的单位，以之丈量土地，称重谷物。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废除大量原属地方的、各国间不相容的度量衡惯例，如此一来，中央的统治者才能史无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国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财富、物产以及人力资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为一个强大的邦国——只要偶尔向周围一些半独立的卫星市镇索取贡品，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是创造出一个大权集于中央的国家。到了汉代，宫廷历史学家司马迁回望历史，就赞赏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将秦王国变成了一部质朴的战争机器：“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后来，就连劳作的规范以及工具也被标准化了。

商鞅戟，图自上海博物馆

早期国家处在列国的包围中，所面对的环境是区域性的军事竞争，故而当务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要尽现有技术条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尽可能完整的资源详目，并随时更新。对于国家来说，能象征其权势的，不仅是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包括细致的家户登记，后者便于征收人头税以及征兵。战争中抓来的俘虏，都被安置到距离宫廷不远处，各种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动。说起早期农业王国，它们招牌式的治国之道就是让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迁徙。对于税务人员来说，人口的流动和分散是件头疼的事。

让收税官员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会移动。然而，由于秦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国家就要进行详尽的地籍调查工作，在每一块庄稼地与某一位所有者/纳税人之间建立起联结。根据土壤质量、播种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异，国家对土地进行分类，这样一来，税收官员就能估算出一块地预期的产量，然后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还规定了对生长中的作物进行年度的评估，如此就可以根据实际的收成来调整税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们都在关注国家官员的标准化努力，他们意图通过书写、统计、普查和度量衡，摆脱此前纯粹的掠夺行径，转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属民的劳力和食物资源。早期国家总在进行种种努力，塑造所辖国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饶、更可识别，也更适于资源占取，在种种举措中，度量工程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

虽说灌溉以及治水并非早期国家的发明，但国家出现后，确实扩展了灌溉和沟渠系统，以促进运输并扩大种粮土地的面积。只要情况允许，早期国家也会对下辖属民以及战俘进行强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产人口的数量并加强国家对他们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够的土地，这样才有收成可征税，才能形成征兵所需的人口基数。

有秦一代，国家非常重视人口，这表现在国家不仅禁止民众弃地而逃，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生育的妇人及其家庭有税收宽减的优惠。新石器时代晚期多物种混居营，是最早期国家得以发端的“内核”，但说起早期国家的治国之道，很多都是某种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于促进对资源的占取：比方说，更大面积的粮田，数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还有某种“信息软件”，其编码就是书写的成文记录，有了它，国家就能获取更多更广的信息。然而，成败或在一线间，这种政治性的雄心壮志，追求地貌景观的彻底改造，也导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国家在弹指间灰飞烟灭。乌尔第三王朝痴迷于各项事务井井有条，其延续不过一个世纪，而秦代更是十五载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随于国家建构的，两者之间密不可分，那么当国家消失时，文字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此，我们所握有的证据着实不多，然而呈现出的迹象都是，如果没有了官员体系、行政记录以及层级间的交流，文字的读写能力就算不会完全消失，也会大大减弱。其实，我们对此不必讶异，毕竟，在最早期的国家中，能读写文字符号的，仅限于人口中的凤毛麟角——其中大多数都是官员。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腊的城邦联盟崩溃，进入了我们所知的“黑暗时代”。当读写能力再度出现时，文字所采取的不再是“线性文字B”的旧形式，而是一套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的全新书写字母。

当然，在那个过渡期，并不是说希腊文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准确地说，文化转成了口头的形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奥德赛》和《伊利亚德》，最初就形成于这一阶段，只是后来转录为文字。就文学的传统来说，罗马帝国有着更为广远的辐射，但即便是罗马帝国，当它在5世纪分崩离析后，拉丁语的读写也近乎绝迹，只有在一些宗教机构内还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测，在最早期的国家中，文字最初的发展，乃是作为一种治国的技术，既然如此，文字作为一种成就，也就同国家本身一样，脆弱且短暂易逝了。

说到这里，我们能否换个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读写视为一种交流沟通的技术，就好像作物种植一样，也是众多生存技术中的一种？就作物种植的技术而言，在它们获得广泛运用之前，早已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广后，也仅限于特定的生态和人口环境。同理，整个世界在文字发明之前也并非“万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现后，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采用或者渴望采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书写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国家建构、人口集中，以及国土规模扩大。换到其他的环境中，文字也是没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字的学者曾尝试推断其中的奥秘，在他看来，文字之所以一到别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为文字与国家以及税收之间有着抹不去的关联，这就好像在田间的耕作之所以长期受到抵制，就是因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劳苦，两者之间的关联压根无法遮掩。

根据考古发掘，许多处在边缘地带的文化都曾接触过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社会的复杂，但为什么每一个各有不同的社群都会拒绝使用文字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种对复杂的拒绝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么做的理由何在呢？……很有可能，边缘的群落并不是在智力上不够格，无法应对那种复杂，而是他们实在太聪明了，他们是在设法避开这种沉重的命令结构，事实证明，他们躲过了至少五百年，直至最终在军事征服后被接管……在任何一个例子中，我们都能看到，边缘社群即便在感知到外部的复杂后，一开始仍会拒绝采纳这种复杂……正是因为这么做，他们才能躲开国家的牢笼，又自在地过了五百年。

【本文节选自《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四章“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