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中国的秦,展示出一种宏大至极的愿景

来源:《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2022-09-14 08:19

詹姆斯· C. 斯科特

詹姆斯· C. 斯科特作者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

田雷

田雷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译/田雷】

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处理劳力、谷物、土地和配给的计量单位,某种方式的标准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须的,且构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实现上述的标准化,早期国家必须发明出一套标准的命名法,将所有基本的类别包括进来,比如收据、施工指令、劳役通知等——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书写或文字来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适用于整个城邦境内,就取代了地方上口头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种消弭距离的技术,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国家并不广远的国土范围。

针对耕田、耙地或播种这些农业劳作的任务,国家发展出了劳动的标准,某种类似“工分”的设计也被创造出来,显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务履行或拖欠。对于鱼、油和纺织物来说,分类和质量的标准也有了详细的规定,以纺织物为例,就是通过重量和密度来进行区分的。至于牲畜、奴隶和苦工,也通过性别和年龄加以分类。即便国家此时仍处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显露出来,总在设法从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处汲取更多的资源,而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统计学”也已经浮现出来。这种严格控制的努力虽思之令人惊叹,但至于它在田间地头又要如何落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沿岸,还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国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头文化区,只是没有证据遗存下来。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字出现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从那时起,经过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国家管理的目的。不过只有等到声名显赫、锐意改革但却昙花一现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结。

云梦睡虎地秦简资料图,图自《国家宝藏》

中国的秦,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追求系统化,迷恋秩序,展示出一种宏大至极的愿景,要实现国家资源的总动员。至少在书面上,秦的雄心壮志一览无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追究文字的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表达语音的某种方式。

对于秦来说,要追求标准化和简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项工作,通过改革将书写文字统一起来——最终,秦政权删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笔画更为平直,并将其推行到国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书面文字并不是某种方言语音的抄录,所以中文与生俱来就有某种普遍性。如同别处的早期早成国家,秦所推动的标准化的过程,也适用于铸币以及度量衡的单位,以之丈量土地,称重谷物。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废除大量原属地方的、各国间不相容的度量衡惯例,如此一来,中央的统治者才能史无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国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财富、物产以及人力资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为一个强大的邦国——只要偶尔向周围一些半独立的卫星市镇索取贡品,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是创造出一个大权集于中央的国家。到了汉代,宫廷历史学家司马迁回望历史,就赞赏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将秦王国变成了一部质朴的战争机器:“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后来,就连劳作的规范以及工具也被标准化了。

商鞅戟,图自上海博物馆

早期国家处在列国的包围中,所面对的环境是区域性的军事竞争,故而当务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要尽现有技术条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尽可能完整的资源详目,并随时更新。对于国家来说,能象征其权势的,不仅是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包括细致的家户登记,后者便于征收人头税以及征兵。战争中抓来的俘虏,都被安置到距离宫廷不远处,各种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动。说起早期农业王国,它们招牌式的治国之道就是让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迁徙。对于税务人员来说,人口的流动和分散是件头疼的事。

让收税官员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会移动。然而,由于秦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国家就要进行详尽的地籍调查工作,在每一块庄稼地与某一位所有者/纳税人之间建立起联结。根据土壤质量、播种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异,国家对土地进行分类,这样一来,税收官员就能估算出一块地预期的产量,然后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还规定了对生长中的作物进行年度的评估,如此就可以根据实际的收成来调整税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们都在关注国家官员的标准化努力,他们意图通过书写、统计、普查和度量衡,摆脱此前纯粹的掠夺行径,转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属民的劳力和食物资源。早期国家总在进行种种努力,塑造所辖国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饶、更可识别,也更适于资源占取,在种种举措中,度量工程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

虽说灌溉以及治水并非早期国家的发明,但国家出现后,确实扩展了灌溉和沟渠系统,以促进运输并扩大种粮土地的面积。只要情况允许,早期国家也会对下辖属民以及战俘进行强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产人口的数量并加强国家对他们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够的土地,这样才有收成可征税,才能形成征兵所需的人口基数。

有秦一代,国家非常重视人口,这表现在国家不仅禁止民众弃地而逃,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生育的妇人及其家庭有税收宽减的优惠。新石器时代晚期多物种混居营,是最早期国家得以发端的“内核”,但说起早期国家的治国之道,很多都是某种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于促进对资源的占取:比方说,更大面积的粮田,数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还有某种“信息软件”,其编码就是书写的成文记录,有了它,国家就能获取更多更广的信息。然而,成败或在一线间,这种政治性的雄心壮志,追求地貌景观的彻底改造,也导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国家在弹指间灰飞烟灭。乌尔第三王朝痴迷于各项事务井井有条,其延续不过一个世纪,而秦代更是十五载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随于国家建构的,两者之间密不可分,那么当国家消失时,文字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此,我们所握有的证据着实不多,然而呈现出的迹象都是,如果没有了官员体系、行政记录以及层级间的交流,文字的读写能力就算不会完全消失,也会大大减弱。其实,我们对此不必讶异,毕竟,在最早期的国家中,能读写文字符号的,仅限于人口中的凤毛麟角——其中大多数都是官员。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腊的城邦联盟崩溃,进入了我们所知的“黑暗时代”。当读写能力再度出现时,文字所采取的不再是“线性文字B”的旧形式,而是一套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的全新书写字母。

当然,在那个过渡期,并不是说希腊文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准确地说,文化转成了口头的形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奥德赛》和《伊利亚德》,最初就形成于这一阶段,只是后来转录为文字。就文学的传统来说,罗马帝国有着更为广远的辐射,但即便是罗马帝国,当它在5世纪分崩离析后,拉丁语的读写也近乎绝迹,只有在一些宗教机构内还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测,在最早期的国家中,文字最初的发展,乃是作为一种治国的技术,既然如此,文字作为一种成就,也就同国家本身一样,脆弱且短暂易逝了。

说到这里,我们能否换个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读写视为一种交流沟通的技术,就好像作物种植一样,也是众多生存技术中的一种?就作物种植的技术而言,在它们获得广泛运用之前,早已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广后,也仅限于特定的生态和人口环境。同理,整个世界在文字发明之前也并非“万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现后,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采用或者渴望采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书写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国家建构、人口集中,以及国土规模扩大。换到其他的环境中,文字也是没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字的学者曾尝试推断其中的奥秘,在他看来,文字之所以一到别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为文字与国家以及税收之间有着抹不去的关联,这就好像在田间的耕作之所以长期受到抵制,就是因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劳苦,两者之间的关联压根无法遮掩。

根据考古发掘,许多处在边缘地带的文化都曾接触过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社会的复杂,但为什么每一个各有不同的社群都会拒绝使用文字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这种对复杂的拒绝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么做的理由何在呢?……很有可能,边缘的群落并不是在智力上不够格,无法应对那种复杂,而是他们实在太聪明了,他们是在设法避开这种沉重的命令结构,事实证明,他们躲过了至少五百年,直至最终在军事征服后被接管……在任何一个例子中,我们都能看到,边缘社群即便在感知到外部的复杂后,一开始仍会拒绝采纳这种复杂……正是因为这么做,他们才能躲开国家的牢笼,又自在地过了五百年。

【本文节选自《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四章“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标题系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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