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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敏:弗洛伊德事件虽然闹得凶,但社会抗争力量已被驯服

2020-06-18 07:24:03
导读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燃的骚乱仍未平息。但这场蔓延全美的抗议会触及深层社会结构或制度矛盾吗? 美国黑人精英呼吁变革,但也有黑人意见领袖认为弗洛伊德确实犯罪了,他不该被虐杀、但也不应被视为英雄,黑人群体也应反思。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出了什么问题? 总统特朗普屡屡“提油救火”,共和党内“倒戈”势头渐起;民主党拜登什么也没做,借着种族冲突,民调略有上升。现任总统谋求连任的大选年,出现大规模社会骚乱,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就上述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贾敏。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虐杀事件仍未平息。其实回看这几年的新闻,类似黑人遭过度/暴力执法的新闻或是种族对立事件不断发生,为何这次会触发如此大规模抗议?

贾敏:弗洛伊德虐杀案反应如此激烈,一是这次明尼苏达州安纳波利斯市警方暴力执法手段极其残忍,长时间锁喉的举动突破执法底线,时间长达8分46秒。尽管当事警察会表示弗洛伊德此前有一定程度的拘捕和轻微暴力行为,但最终结果显然让公众绝然无法接受。

二是本次事件因明尼阿波利斯市民在边上用手机近距离拍摄整个暴力执法全过程并上传社交平台,酿成病毒式网络传播。毋庸置疑,该视频给人以巨大的画面冲击与震撼,刷新我们对残忍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常说,世上最为残忍之事,无异于将美好事物在你面前毁灭,而让生命终止于众人面前,更何以堪。被警察跪压的弗洛伊德呼喊挣扎哀嚎,窒息昏迷前的无数声“妈妈”令人心碎。这样一番场景对毫无心理准备的人群带来的恐慌和震撼无法估量。遵循大众心理学意义上的推演,最初的心态可能是惶恐、不安、进而产生难以名状的愤怒和非理性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传播作用无可替代。

三是与跟整个美国疫情状况直接相关。弗洛伊德案5月27号发生,此前美国各州在特朗普政府鼓动下解除封锁状态,逐步解除暂停社会活动禁令。可以说民众在家中足足两月,这对生性喜好走动的美国人而言是极为复杂的感受,中国民众应该有所体悟。面对新冠疫情,很多美国人失业并失去生活保障,心态扭曲,而此时又接受大量负面消息的萦绕冲击,特别容易产生社会性聚集效应。我们看到事件爆发后绝大多数黑人社区全部动员起来。弗洛伊德之死好比一根点燃的火柴,把深陷疫情之中的美国瞬间点燃。

观察者网:确实,您提到新冠疫情因素叠加这一点也很重要。有一个情况是,当地时间6月3日晚,美国官方发布弗洛伊德的其中一份尸检报告显示,他已感染新冠病毒。这次抗议活动不能脱离的大背景是美国一直无法压下去的新冠疫情,有统计显示,黑人的病死率和失业率明显高出一截,这其中是否是一连串的反应和升级?

贾敏: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国困境只是冰山一角,关键是数据背后折射的意义。权威数据显示本次新冠疫情非裔感染率和病亡率都大大高于白人民众,真实情况可能更糟。失业率同样如此,非裔美国人大多从事的是中低端服务与制造业。他们大都没有条件居家办公,不像都市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人士,只能困守家中。疫情之下,他们是经济上最脆弱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受到其他阶层歧视的群体。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疫情期间注定会发生的社会悲剧。不是弗洛伊德死,也可能是另一个非裔美国人,这是美国社会悲剧的缩影。人们之所以如此普遍愤怒,因为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是替他们受死,是整个美国社会对待非裔美国人不公平的必然结果。

观察者网:弗洛伊德案发生后,6月3日前总统奥巴马站出来呼吁,美国民众引发真正变革,他的讲话两方面都很兼顾,一是觉得执法人员很艰难,对此表示理解,同时他又鼓励黑人抗议才能改变现状。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黑人都在说要抗议,但问题是究竟抗议什么?因为种族问题背后更大的问题是阶级问题。这些街头抗议会触及到深层的社会结构或者制度矛盾吗?还是说表达一下公平诉求就结束了?

贾敏:现在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裔美国人领袖。奥巴马是黑皮肤的美国总统,但美国精英都认同他是一个接受过完整美式教育的知识精英人物,他的理念和纲领更为凸显所谓的白人左翼阵营的色彩,尽管他的肤色是黑色。当然,问题是指奥巴马能否真正代表非裔社区群体的利益,能否真正唤醒和引领处于中下阶层的非裔群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近百年的努力,自内战与重建时代以来得而复失的政治权利重新回到非裔手中,民权法案彻底终结了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种族隔离存在的正当性,这自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经济赋权上,作为整体的非裔群体并未取得长足的进步,甚至全球化时代出现令人惋惜的倒退。过去六十年以来,非裔美国人在个体层面上不断融入主流社会,精英辈出,涌现了最高法院法官、州长、联邦参众议员、四星上将、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乃至黑皮肤的美国总统,这些都是非裔的荣耀。但整体上非裔群体在社会经济整体中的弱势地位,让非裔精英的成功始终面临缺憾。

弗洛伊德悲剧发生后,看到包括奥巴马在内的非裔精英几乎倾巢而出发表言论,抨击暴力执法,要求严惩当事人。但概而言之,非裔精英领袖大都还是号召一种激情抗议、寻求变革、通过达成交易和妥协来实现捍卫种族利益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美国深层次的种族差异和歧视结构很难改变,弗洛伊德之死触及很多,但难言推进系统性变革已经到来。

我们也能看到部分非裔意见领袖看待弗洛伊德事件站在和主流叙事的对立面,比如坎迪斯·欧文斯女士,她是共和党保守派支持者。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弗洛伊德之死固然令人怜悯,但他不应被歌颂为英雄。她的观点背后延续持保守主义立场的非裔精英的观点,比如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知名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坚持的自由至上传统。在索维尔看来非裔群体不应被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区别对待,被特殊化的非裔群体将失去自身的特色与传承,肤色不能永远成为群体的挡箭牌和换取食物券的便利条件。

托马斯·索维尔

60年代以来,美国非裔群体争取权利过程中逐渐开始走向分裂。通过大规模社会抗争、社会运动方式争取权力并加以巩固的路径,逐渐被精英群体摒弃。非裔精英主流话语还是希望在既有框架下寻求利益的巩固与扩大。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之死看作是美国悲剧,那么悲剧结尾上演内容的大概率事件是新一批非裔精英被权势阶层所吸纳和展现,在聆听他们为群体发声呼吁之后,下一轮悲剧循环又将开始。从美国历史来看,非裔只有通过真正的社会抗争,加之有利的国内外政治大气候支持才能取得突破。这种力量当下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驯服,进退维谷。

这也道出特朗普在弗洛伊德死后喋喋不休话语的原委:这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不掩饰自己的茫然与困惑,因为在他任期内,美国非裔的就业率创历史新高(不算新冠疫情期间),非裔人均收入也再创新高,你们凭什么说我对非裔一事无成呢?特朗普为什么能拍胸脯这么说?因为这是建立在他民粹主义政策之上的操作,比如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嚷嚷要让制造业回流,威胁跨国企业把中低端就业岗位带回本土。那么受益人是谁?当然是包括非裔群体在内的美国中低收入和蓝领劳工。事实上,非裔群体与部分的美国红脖子群体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教育环境无法让他们真正摆脱社会流动性枯竭带来的诅咒。

从这个角度而言,以奥巴马为代表的非裔精英提出的社会变革,只能是一个崇高的梦想。现实状况是这种社会结构难以触动、难以改变、难以化解。当然弗洛伊德之死,可能会成为一个崭新的触发点,这点未尝不可能。但就当前美国社会整体而言,况且都对变革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缺乏一股真正主流的社会改革力量去推动进步,故而在短期内我并不看好。未来,弗洛伊德之死会成为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但谈不上真正改变美国社会。我们找不到像上世纪60年代那般的NAACP(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找不到有意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新政自由主义力量。当下的美国更多的是想借助弗洛伊德之死扩大己方阵营话语权,以及随之而来对民意和鼓动大选投票的政治营销手段。我们当然乐见美国在种族议题上能够打破坚冰,但现实并不乐观。

观察者网:这就好比是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了一些权益,解除了种族隔离,但无形的隔离仍旧存在,甚至到现在可能加剧。就此而言,现在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精英或黑人政客对于黑人社区的引领性有多大?还是说相互之间存在巨大脱节?

贾敏:我们都知道“美国梦”。如果换一种表达形式,那么“美国梦”也可以理解为实现梦想的人脱离、或是退出原有社群或阶层,实现新身份的转变。比如说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成功的非裔群体。无论是奥巴马夫妇,还是华盛顿特区现任市长鲍泽女士,他们都有共通特征,即父辈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不懈投入支持,因为他们坚持唯有通过教养来改变命运的信念。

这个信念同样在美国非裔历史上留下印记,比如20世纪初著名的非裔教育家布克·华盛顿,他同样强调黑人的自立自强,特别是通过学习技能和教育改变命运。他说美国黑人不能乞讨白人给予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美国黑人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方式,通过学习技能、学习白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是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融入主流社会。当然华盛顿的观点后来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我相信华盛顿懂得渐进变革的道路,在他哪个改变社会结构几乎不可能的时代,他至少为非裔群体赢得了体面和尊严。

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前,民主党阵营还出过一个不小的纰漏,网上还为此争论过,即拜登阵营放言将会把非裔选票全都包揽,因为民主党就是为非裔代言的。这就惹恼了部分非裔人士,他们在网上怒斥民主党政客一直利用非裔选票,然而口惠而却往往实不至,这场争辩自然逃不过特朗普的点赞和煽风点火。弗洛伊德事件后拜登赶到休斯顿和弗洛伊德家属私下会晤;尽管没有参加追悼仪式,但是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和录播视频,借此表达他的族裔理念和竞选主张。仅就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种政治营销策略来看,拜登无疑是加分的。

非裔政治精英与普通非裔之间的差距是在不断拉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欧文斯女士,在本届政府中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非裔医生本·卡森,他曾参加2016年共和党党内初选,后被特朗普延揽入阁。他的观点和立场与共和党保守翼完全一样,所以说肤色并不能决定政治立场。美国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是极为排斥第三股政治力量的出现,当然这是另一个大话题。

观察者网: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种族隔离政策被解除之后,很多黑人精英开始脱离原来的黑人社区,希望更多地融入白人社区,这反而加大了黑人之间的裂痕,这些精英也没有办法对黑人社区起到实质性的模范作用。这就陷入您前面提的悖论,精英希望在社会中得到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只能脱离原本的黑人社区,产生一种阶级性跨越。

贾敏: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退出”(exit),他想要成功就必须退出原本的社会阶层。我前面提过的美国梦也包含这层涵义,对美国移民而言都是一样的。大家应该还对杨安泽(Andrew Yang)印象颇深吧。他在疫情期间抛出的对华裔身份和肤色表示愧疚的言论相信大家一定记得,那么所谓的“退出”概念就可以容易理解了。

在北美地区大规模的黑人奴隶贸易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对非裔而言是一段巨大而无法根本弥补的悲伤历史。从美国内战结束到距今的150多年历程中,数代非裔美国人寻求自由与解放之路,其中支流颇多,但主流是希望能够融入主流白人社会,得到尊重和认可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谈,非裔实现梦想之时,就是其脱离原有身份而跨入到另一群体。然而一旦跨入后者,那就很难在回到黑人社区进行抗争。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就有一批人士看到了这种困境,提出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口号,认为黑人必须掌握与白人斗争的力量和权力,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和自由,代表人物有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这样的人士。当然之前还有一批亲苏和亲中国的非裔知识分子。但这部分力量在70年代后就迅速解体分化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非裔精英,他们留下的除了肤色外,与白人政治权力精英并无两样,有些人士表现的甚至更为极端,原来在彭佩奥手下工作的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斯金纳女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而荒诞的案例。

观察者网:过去类似事件发生后,会激起美国右翼保守派(“红脖子们”)的情绪高涨,并稳固特朗普的基本盘,但这次似乎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是话语失势,还是特朗普基本盘在松动?

贾敏:特朗普的基本盘是不会动摇的。而且从各种民调综合来看,特朗普的基本盘相对稳固,稳定在41%-45%之间,称得上是“特朗普恒定值”。

至于说弗洛伊德事件没有引起“红脖子们”情绪高涨,应从两方面来看。弗洛伊德之死是违反基本人性原则、洞穿底线的事情,所以对该事件的定性没什么争议,确实是警察暴力执法,手段卑劣,是美国社会的悲剧。但是,随后的街头抗议中出现了很多打砸抢事件,包括冲击政府部门,在白宫外围游行示威,已经引起白人右翼的不满。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动用联邦军队结束骚乱。科顿是哈佛毕业的新锐南方政治精英,他的说法其实代表部分南方共和党、特别是极右翼白人的想法。

最终美国军方迫于各方面压力选择撤军。但只要骚乱、反社会秩序活动存在,就一定会引起“红脖子”的反感。特朗普高喊要秩序、要权威、支持警察的执法权,还是得到大部分“红脖子”的认同。弗洛伊德之死是悲剧,但是不能因此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抢劫商店,这也符合全世界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普遍看法;既然是悲剧,那就通过司法判例、政治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观察者网:目前大选选情扑朔迷离,近期有几份民调显示,在几个摇摆州拜登目前略高于特朗普。您此前举过几个关于美国现任总统因为国内抗议而连任失败的例子,您对此次情况有什么判断?

贾敏:回顾历史经验,可以举三个例子,一是1932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美国爆发了一战退伍老兵进军华盛顿、提前领取退休金的行动。当时,胡佛政府派遣麦克阿瑟指挥弹压,老兵们伤亡不小。这个事情对胡佛的政治形象冲击很大,因为胡佛一般被认为是通过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梦”典型。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大获全胜,胡佛连任失败。自威尔逊后,哈定、柯立芝再到胡佛,是共和党长期执政的12年。1932年这场冲击堪称压垮胡佛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个例子就是1968年。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极为动荡年份,学生运动、反战示威此起彼伏。上半年先是约翰逊宣布放弃连任,接着小肯尼迪在加州被刺身亡,接着又是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旅馆阳台被刺,引发全美非裔的一系列愤怒声讨。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场外又引发大型骚乱,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撕裂了占据优势的民主党阵营。最终1968年大选,尼克松打着我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的竞选口号入主白宫。充满理想激情色彩的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开始落下帷幕。

第三是1992年。老布什被认为是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老派共和党人,在他执政期间,最大的政治成就,一是终结冷战,二是打赢第一次海湾战争。因此老布什在美国政治史上的地位很高。他的人品、个人修养都是政治家的典范。但不巧的是,他任期内的美国经济遭遇到了拐点。1992年上半年的洛杉矶大骚乱,同样因为警察殴打非裔青年,后被判无罪而引发众怒。老布什随后宣布派遣联邦军队进入加州平叛,出现不少人员伤亡,也损害了民众对这位老派绅士治理内政与经济的疑虑。这让他当时的竞选对手克林顿找到了机会,他指责老布什不懂经济,提出“笨蛋,经济才是问题”的竞选口号。最终老布什惜败于年轻的克林顿。从里根开始的近12年共和党长期执政也宣告终结。

1992年洛杉矶大骚乱,美国军警逮捕示威民众。

从这三个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大选年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和族裔冲突,进而引发国家动荡和世界瞩目的话,那么对连任总统的政治压力不可谓不大,其连任的可能性也要大打折扣。目前的一系列民调已经初步显现出这种迹象。当然,历史不会重复,马克思认为,历史第一次往往以悲剧出场亮相,而第二次则是以悲喜剧上演,这个隐喻用在特朗普身上再恰当不顾。特朗普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总统,没有之一。现在距离大选还有5个月不到,我们关注的或不是最后白宫谁能端坐西翼椭圆形办公室,而是想象一番特朗普团队究竟会祭出哪些惊世骇俗的大招来提升民意,震慑对手。至于拜登,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正在上升。我的观点是,这不是因为他做什么好事,而是几乎没做什么事(疫情期间)。

我只能说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选举年出现大规模社会性的种族冲突事件的话,对连任会非常不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观察者网:确实,拜登近日民调支持率上升明显得到这次种族冲突事件的加持。在此之前,民主党选情一直呈现颓势,拜登高调表示要打“反中牌”,甚至比特朗普更强硬,这个策略会奏效吗?换句话说,对民主党来讲,到底是应该“反特”还是“反中”?

贾敏:拜登对本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比特朗普认识更早,应该说交情不浅。事实上,就今年美国大选而言,双方打“中国牌”基本上都算同路人,只不过略有差异。民主党在针对中国进行打压霸凌的记录上,跟共和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涉及到宗教、民族和人权领域的议题,历来咄咄逼人。

拜登要打“反中牌”,就要看他打的“反中牌”跟特朗普目前打的贸易战、科技战、地缘博弈等有什么区别。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政治纲领,跟他执政之后具体施政内容,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从这点上来讲,拜登仍然是一个传统的老牌美式政客,说什么和做什么之间有不小的差距。

可能我们现在过于适应特朗普“言必驷马难追,行必不计后果”的执政风格。他基本说什么就会努力去实现什么。但我们得明白,特朗普的风格不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风格。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政治有很大可能性回到原先的状态。因此,我并不认为拜登会比特朗普更反中,也不认为他会比特朗普在某些时候更加讨好中国。拜登更会去平衡民主党阵营内的各种涉华议题和利益集团的想法。拜登的政治行为更可预期,拜登也会施压,但会把“极限”两个字拿掉。拜登会延续奥巴马当年应对中国崛起而推行的亚太(现已升级为印太)战略,安抚、利用并加强与地区盟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通过构建环绕中国周边的联盟体系钳制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辐射。

观察者网:确实,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普通民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中国问题、和他们本身面临的问题有多大关联,最终两党可能还是要回到美国自身问题上去?

贾敏: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既定剧目可以这么判断: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双方按协议进行,然后第二阶段的科技战可能开始重新兴起,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特朗普基本稳操胜券,然后对手民主党可能会抛出特朗普的一些丑闻,经济、个人生活等等。

按这个剧本节奏,中方跟美方其实都没有想过在今年上半年大打“中国牌”,当然蓬佩奥一定会咬住中国不放,这和他的个人职业规划有关。但疫情改变了一切,中国疫情从最初极为被动的形势,到现在成为全球动员政府和民众协同抗疫的典范,不想红也得红,你取得成功即便自己不想说,大家也会评论,中国必然成为一个榜样,不去抹黑就是赞美,那么美国政客做不到赞美,就只能抹黑。由此来看,炒作中国话题,可以说是美国政界的一个共识,因为他们不可能跟美国民众说我们要学习中国,否则美国民众会认为这是自我颠倒,他们必须要维持对中国的那套话语修辞的方式。

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抗疫报告,非常详实,就是用数据说话,不掺杂情感因素,前期确实有处理延误、官僚主义的现象,但随后迅速改善,一步步做的非常细致与扎实,这其实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客观主义态度,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但部分美国人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心态很矛盾。反过来,我们也要理解美国人的焦虑状态,这种情绪弥漫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可能普通美国民众没有这种感觉,但精英们的失落感、失败感是非常强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消费中国可能也是西方精英找寻借口,自我减压的一种方式,可以理解但无法苟同。

Anne Applebaum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

观察者网:共和党现在选情不乐观,内部也有分裂;最近大西洋月刊发文批评共和党4年前为了拿到政权,可以说“饮鸩止渴”,如今特朗普因为疫情和种族问题中的表现而遭反噬,如果连任失败,会面临官司或调查“清算”吗?假设“清算”牵连到体制本身,会“默契地”停止吗?

贾敏: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一位波兰裔作家,曾写过《古拉格》、《铁幕》等畅销作品,在推特上一直批评痛骂特朗普。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讨论2016年以来共和党人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的甘心让共和党彻底“特朗普”化。

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也是让美国保守人士忧心忡忡的话题。现在的特朗普俨然可以通过推特账号和向他的御用媒体(如福克斯电视台)等发出即时口号和各种评论,来掌控、引领、煽动整个共和党。一些年轻辈的共和党议员以得到特朗普的赞许和支持为荣,成为他们快速累积政治影响力的捷径。这引起共和党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但慑于特朗普的民意基础和旺盛的斗争态度,加之他确实在为共和党基本支持者阵营的利益“带货”能力上无人可比,因此党内大佬都默然团结在他身边。这种在现代美国政党政治中罕见的个人“独裁化”倾向,引起美国知识精英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批判的是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是利益投机、还是真的相信特朗普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问题戳中了大多数人心中的软肋。我们看到,即使在特朗普犯下了一系列明显违宪、危害国家利益、侮辱女性、抛出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和各种反理性话语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们是保持沉默的,在头顶的道德发展和内心的利益取舍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已经去世的麦凯恩是共和党老牌政治家中骨头最硬的,他对特朗普的抗争延续到了生命最后一刻。还有就是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其实还有很多人私下里已经根本无法容忍特朗普的言行,但是为了政党的利益和可能带来的选票前景,多数共和党人都乐于扮演“沉默的大多数”,学会聪明的容忍。

但是任何容忍都是有限度的,何况在美国这样一个宗教与道德传统极为深厚的国度。Applebaum的文章是在拷问共和党,究竟你们能够容忍白宫到什么时候,那么这次弗洛伊德之死还真的有可能变为压垮特朗普和支持他的共和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从2017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后就存续至今。尤其是,去年年底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份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 Today)公开发文反对特朗普引发轩然大波。纽约时报也刊登过共和党内部林肯联盟的反特朗普檄文,其标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从道德高度和政治操守方面,呼吁党内同仁与特朗普尽快切割,从国家利益角度宁愿把票投给民主党。这种表态其实在弗洛伊德事件后已经不断在发酵,多位共和党资深人士都公开宣布将投票给拜登,星星之火,可以认为正在密切燎原之中。

我相信,某些共和党人士会持如下观点,“尽管特朗普不是一位有道德的人,但不道德的人依然可以实现有道德的目标”,所以无论特朗普做出多么出格的事情,共和党大佬们依然会团结在他身边,矢志不渝。这种坚持选边,不分道德是非的政治行为,凸显了数十年间美国政治极化对政党政治肌体的不断腐蚀,同时也凸显美国政治中不道德现象的普遍存在。萨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张力,就是理想与制度之间各种关系博弈的结果。如果按照亨廷顿划分的标准来看,当前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远离政治理想和所曾牢固打下的宪政基础,美国政治正在走向冷漠、自满和自欺欺人的道路上,他们竟然能够心安理得去接受,用非正义和非道德的方式去实现所谓的公正和道德目标,这不免让某些西方人士愕然,一个老大党如何能够变得如此堕落。

前国务卿鲍威尔痛批特朗普违宪

前总统小布什和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表示不会支持特朗普连任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美关系,毫无疑问疫情改变了世界秩序,也改变中美关系,最近有很多观点,比如接下来近半年时间将是中美关系“至暗时刻”,世界秩序将永远改变,中美实力处于关键转折期等等,您对此有何看法?大选结束后,中美关系会因为当选者不同而发生变化吗?

贾敏:我们之前认为今年影响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因素,应该说有三个周期。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包括两党博弈与2020年大选,其次是中美关系发展周期,包含两国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逻辑,有交集有碰撞。第三则是新冠疫情周期。可以说,三个周期目前来讲依然是互相叠加、相互影响的。

现在有种观点觉得第一轮疫情在中美两国都已退潮,可以不谈疫情影响直接切入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和博弈,以及深度关注美国目前白热化的大选竞争。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看法过于乐观,我们需要聆听来自专业人士,和历史经验的警示。比如上海的张文宏医生,他一直提醒我们第二波疫情的必然到来。又比如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一共在美欧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三轮大规模传播,持续将近两年事件。因此第二轮疫情的爆发是大概率事情。那么起源地会在哪里,是北美还是亚洲,会对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形成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要有充分的认知预期,新冠疫情是当今思考国际秩序变动的最大不确定性,我认为谈任何关系都得首先明确这点。

就上半年而言,疫情让中美关系进入了新低谷,暂时想象不出还有哪些更糟糕的情况会出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想象力。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变化,依然有确定性的存在。中国依然在崛起中,经过新冠疫情的重大考验,中国的治理能力不断完善,特别是针对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和人民群众健康领域的制度设立和经验总结,是值得充分褒扬的。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说,中国希望通过加强和改进国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塑造新的国家形象,进而引领全球治理的有序变革。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变革,抗击疫情提升了中国领导层和民众对于治理的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带来的感知变化也一定会传导到中国人看待美国的态度中。

美国疫情应对如何自有公论,我们可以试着期待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出现的倾向和变动。比如这次弗洛伊德事件是否会深刻改变美国的种族关系,综合之前我讨论的,系统性改变非常困难,但事件引发的涟漪和间接影响对下半年的选战还是会有诸多冲击的,进而对两党各自内部阵营产生影响。比如民主党是否会趁势追击大打种族和肤色牌,拜登是否会选择一位黑皮肤的竞选搭档;共和党内是否会出现新的分裂,反特朗普力量是否会走向明处,而特朗普团队又会祭出什么新的大招,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和瞩目的。

由战略对抗、战略竞争而形成的中美大国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会延续下去。当然,大国之间最好的态度是既竞争又合作。第一波疫情中美两国因国情不同应对举措各有利弊,但两国之间基本没有合作是不争的事实。从第三者角度来说,当然希望中美大能互相谅解,发挥真正的领导力,带领全球共同抗疫情,分享经验与成果。目前第二波疫情已经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之上,那么中美两国发挥大国担当,能否再次重新展开竞争,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做出新的贡献呢。想象这种可能性需要很大的勇气,但至少中国已经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决心和动力摆在台面上。我想这就是中国的态度,那么美国这边,暂时还看不到边际,这就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如何转变,取决于两党究竟如何看待美国的国运,取决于美国民众究竟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道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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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敏

贾敏

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华东师大俄罗斯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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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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