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南非日记:“一制两国”的抗疫道路

来源:观察者网

2020-04-02 07:39

蒋晖

蒋晖作者

电子科技大学中非人文研究所所长,现居南非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蒋晖】

几乎毫无悬念的,只要新冠疫情蔓延到非洲大陆,非洲大陆的抗疫便只能走在一条“一制两国”的路上。

何谓“一制两国”?即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然而内部却包含贫富悬殊的两个社会,这就好像把一个第一世界和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装在了一个制度里。

当面对疫情时,非洲的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内部的两个国家在各自抗疫,这是因为它们享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都是如此不同,故而它们所受的困难和挑战也各不相同的缘故。

只有在国家主权的概念里,我们才会看见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幻象,而非洲政府目前所能做的,当然是尽其所能加固这个幻象,将抗疫作为一个超越贫富和种族差异的全民性行动,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在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时,各种分处于裂状态的现实或者各种形式的赤裸生命,都被纳入一种绝对权力的控制中。这是非洲诸多国家采取的抗疫模式,其目的是避免由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

说实话,比起美国口水仗抗疫模式,非洲国家采取了更为雷厉风行的和负责任的政策。今日,肯尼亚、卢旺达、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津巴布韦以及南非政府,都在疫情蔓延之初果断采取全国范围或重点地区的戒严和封锁。

当南非政府在3月27日凌晨施行全国封锁时,它无疑为世界昭示了非洲大陆抗疫的决心和努力,这不仅因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今年非盟轮值主席,他的决定因此具有泛非的意义,还因为南非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这将使得南非的抗疫成为非洲“一制两国”抗疫的象征。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1998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南非是一个国家两个人民。一个人民是白人,富有,另一个人民是黑人,贫穷。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还没有过时,唯一需要改动的是里面潜在的种族主义话语。

南非贫民窟,资料图

今天的“两个人民”,几乎变成了建立在两个阶级上的两个国家。一些白人沦为乞丐,不少黑人升入中产阶级,有些还成为富翁。南非今日的矛盾无法简单归结为种族矛盾,因为除了种族的矛盾外,阶级矛盾和性别矛盾也日益突出。所有矛盾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已经是底层民众和贪污腐化以及低效率的无为国家机器的矛盾。

这是没有国界的两个国家的对抗,这就是为什么在戒严时,当士兵进入亚历山大这类著名的约堡贫民窟时,在民众看来有种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感觉,因为这个地区和政府的关系是如此疏远,正如南非国家广播电台驻这个地区采访的记者说,民众只有在选举期间才能见到到访的官员。之后,这里便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家,它被各种各样习俗法和黑社会势力所统辖。

事实上,当南非宣布抗疫戒严时,我们看到了两个国家在应战。一个是从容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采购好了充足的食物、洗手液、卫生纸和其他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的孩子也许会因为突然要做个装饰品,却找不到一瓶胶水而又无法购买而气馁,但他们的后花园已经足够大到让他们自由奔跑和嬉戏。

另一个也是一个从容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们除了从容便无其它事可做。首先,他们很多人没有钱,而且也没有冰箱,这倒省了他们要去抢购和储存下一周食品的精力;其次,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疾病乃属于另一个国家人的疾病,而与他们无关。

警察关闭移民经营的小店。(Photo: Mkhuseli Sizani, GroundUp

事实也是如此,最初南非的病例——相信其他非洲国家也一样,都是从欧洲输入性病例,是付得起去欧洲滑雪消费的人才有资格得的病。于是,那些在这些人家打工的佣人们都在悄悄私语,这是白人带来要杀黑人的病。因为特朗普伟大的宣传,所以这些人家的佣人也鹦鹉学舌,说这是黄种人发明的来杀黑人的疾病。

作为一个中立的叙事者,我可以保证,在南非媒体上看不见“中国病毒”的任何提法。但如果你能听到佣人们的谈话,你就知道现实背后还有一个未知的舆情风暴的漩涡。有谁能向这些有信仰的或无信仰的,大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解释科学尚未得出结论的东西呢?

无论如何,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散发着各种谣言的妇女毕竟还知道这种疾病的可怕,更多的那个国家的人连这点都不知道。他们相信黑人是集体免疫的。他们也许家里没有电视而看不了新闻,也许看了却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谎言,也许根本听不懂英文,于是,这么多的“也许”让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病毒的知识和另一个国家的完全不同。

依靠着无知和无奈,那个国家的人无畏地在街上遛达着,好像没有听见国家的号令。但也是因为他们的住处实在小得可怜。住在约堡北郊贫民窟diepsloop二区的一个花工,他和一个从马拉维来南非打工的伙伴住在一起。整个屋子除了一张双人床,便是在墙角放的一个小煤油炉。除此之外,整个破壁残垣的屋子里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如果严格遵守21天戒严令,那就意味着两个陌生男子,在一张床上一天24小时一动不动地躺21天。

这就是为什么戒严了,大兵来了,人们被赶进屋里,而等大兵走了,又蜂拥涌上街头的原因。人们没办法啊:小孩子们要跑出来踢球;街上的一个水龙头是用来解决五百人饮水需求;一家七八口睡在一间屋子,早上怎么也得轮换着换衣服,尊严一下;在贫民区里,一个住户和另一个住户屋距不足一臂,而屋子里,每人享有的空间也不足一臂,于是,只能往街上跑了,哪怕是为了呼吸口新鲜空气。

戒严第一天,警察就使用橡皮子弹驱散人群了,因为在超市排队的人太多太长,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保持国家规定的1点5米的空间。另一部分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们购物或上班需要搭乘小巴。私人运营小巴一般载15人,按照戒严的规定,一辆车只允许坐一半的人。因此,警察给每辆车留了七个人,其余的人被勒令步行回家。

民众在超市门口排队购物。(Alet Pretorius/Gallo Images

不久,小巴司机就罢工了,因为载七个人根本赚不回运行成本。小巴司机抱怨汽油太贵,抱怨他们坐在车顶聊天,被警察勒令彼此保持距离,而他们看见警察都是一堆一堆从一辆车上下来的,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保持距离。

戒严的第四天,老人们纷纷上街,来到指定地点领取退休金和残疾人生活保障金,这些生活经费每月发一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从电视上看,政府的组织工作还是不错,为了保持距离,每位排队领钱的老人都坐在事先排好的椅子上。从电视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前面人结束了,后面的老人集体起立,颤巍巍地移到他们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就这样像蜗牛似地移动着,许多老人从早上6点移动到下午1点,还没领到。

老人排队领退休金。(Marco Longari, AFP

这些都是戒严这五天来电视上不断播放的镜头。这些镜头讲述着那个国家的故事,不知疲倦地,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因为只有那个国家有无数故事可讲。

相较而言,这个富裕的国家突然间好像消失了一般。除了在第一天有人遛狗被勒令回去的新闻之外,就是一位民众在路边拍摄了一对夫妇不顾禁令在外跑步的影像,这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这意味着,假如一个在贫民窟或人挤为患、危险重重的内城的居民打开了电视机,他突然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个过去占据镜头中心的世界忽然间隐形了,连同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时尚,牛排和美酒的广告等等,都让出了镜头的中心,和那个世界一起消失了。

也许他的知识不足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启了紧急状态下的“监视机制”,所有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的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也许他的教育不足以让他对这种变化感到恐惧,因为他毕竟不懂得“被看”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正在侧耳倾听,他知道,未来任何一个病例,如果有的话,将来自他的世界。

这是经典的一个制度两个国家里“看”与“被看”在战时状态的反转,它将第三世界所处的国家置于镜头的中心,因为那个隐形的权力明白,所谓的举国抗疫,乃实质是这个国家的抗疫。

现在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政府要动用军队,如果只是第一世界的防疫,军队的动用是多余的,警察足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军队大多被分配到黑人居住的城乡;为什么国家开始匆忙地向喝不上水的地方临时投放41000个水箱;为什么紧急为约堡15000流浪汉寻找临时住所,迄今,只有2000人有地方暂时住下来,剩下的13000人实际上还在街上流浪。

可以想象,未来病情一旦爆发,濒临崩溃的农村的医疗系统将不断曝光在镜头面前。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景象,比如,以戒严之名,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拆毁许多穷人的非法建筑物从而造成的冲突等。这些已知和将知的图像,乃是这次南非抗疫跳动的脉搏。

从这次抗疫中我们能期待什么?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博弈:南非深重的社会和体制问题要么借助这次疫情压垮政府,以最无情的方式逼迫政府采取更大的决心实施改革,要么政府再次在这次疫情的打击下顽强地存在下去,届时,当疫情过去,“看”与“被看”的游戏重新反转,一切恢复原样,一个制度两个国家的现实再次顽强地继续下去。何种结果,看这奋力一搏的效果。

从来没有看见南非政府、各个党派和公民社会团体达到如此团结的程度。他们都坚定地支持戒严,坚定地站在政府的身边。这种异乎寻常的团结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看不见的,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灾难可以导致的危机的程度。因为危机大,所以团结紧。这个国家是团结的,现在他们伸出臂膀,想把那个国家也拉到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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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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