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到今年的十四五规划，外循环受到高度的重视。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及政策要求？

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外循环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在下降。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外循环在经济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1980年只有14.1%，入世后的5年，2006年达到最高点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著增强的。

中国外贸依存度。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2006年，这个指标已经跳到了世界第二位，比很多传统开放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还高，也明显地高于大国的平均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支撑了中国过去非常优异的经济表现。

早期的外资企业人比设备更密集。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都是非常劳动密集的工作。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外循环的作用比例持续地提高，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了中国劳动密集的突出优势。

中国有大批量极低收入的劳动者急需进入现代经济去提高收入，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和收入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出口行业，如文体用品制造业、服装、纺织制造业等等，吸纳就业能力都很强。这对大量农村的极低收入的劳动力进入到城市，进入到现代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内外循环的问题，还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

现在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都是世界的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外循环的作用是会下降的，而且已经在下降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国内要素禀赋的显著改变。

在1980年，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大概要将近23%，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3%~6%，资本形成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更低。

1980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用尽可能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那个时代美国的劳动力占全球的5%，投资能力占全球的30%，所以美国劳动力短缺，但是资金富裕，到中国来投资会带来很大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是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项。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政策调不动的，只要放开，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劳动力流动，让各个生产要素的持有者有选项，这个模式是必然会发生的。

4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有明显的下降，大概下降了三个百分点。投资能力和研发投入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大幅提升，资金投入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26%，研发投入占全球已经达到21.2%，去年已经超过了23%。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资源禀赋变化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密集型已经不再是特别有优势的行业。它决定传统的大量引进资金、大量出口密集劳动力制造的产品肯定不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体模式了。这是基本面决定的，从2006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投资能力和研究投入能力就快速成长。

中国GDP、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占世界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出我们其他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了，经济学上就直接可以推断，一定会有大量的对外投资。

从2004年、2005年开始，中国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状态。中国未来成为一个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的国家。与此同时，外循环的作用已经在开始下降，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高点之后，就持续开始下降了，现在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多。

在传统全球化下降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快速推进。传统全球化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分工，而数字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全产业链的全球化。

第一，研发全球化，整个全球共同研发技术成为了全球技术创新的主体模式。

第二，设计全球化，现在真正的复杂技术产品都是多国共同设计的。

第三，制造全球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分工到天花板了，基本停滞了，但是新的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其实是更深入的。

在研发、设计、制造全球化的同时，服务全球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快速提升，它对收入分配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比制造业分工更突出。另外公共服务也开始全球化，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中。

首先，研发方面，真正前沿技术大多是全球共研技术，在两个国家以上共同注册专利，单个国家注册专利的真正的前沿技术和产品已经是少数现象。在共创、共研技术中间，中国所占的比重是在快速地上升。

全球创新网络中专利的国家分布及变化情况。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三十年前的全球共研前沿技术中90%是美国、日本和欧洲。2017年的数据中，中国已经将占近20%，最新的数据大概会更高。

现在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全球共治，服务业相对来说就是新的模式。

传统上，服务是一个不可贸易的产品，由于服务是一个劳务过程，服务过程和服务接受同时同地，不可错位不可错时。但是现在服务可以远端提供，我们可以在远端听课，我们可以和远端的医生连线，我们做医疗远程诊断都没有问题。

但是，服务业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像制造业那样，一个产品，多国制造，把每一个国家的制造优势或者某个加工环节的工艺优势匹配到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业极少有类似这样的全球分工，最后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的过程。

现在5G问世后，传统不可分工的这种服务，终于可以在全球分工提供了。以前音乐会演出乐手的演奏和服务消费需要同时同地，现在可以在北京听维也纳的音乐会。

整装乐团是不可能把全球最好的乐手集中到一个乐团里来的，但现在全球分工这个模式出现后，有了极低时间迟延、大通量的网络可以做成这样一个音乐会。乐手的传输距离可以不一样，有的在你的邻国，有的远在天涯，但你能听到这场合成的音乐会。

全球首场5G+8K直播音乐会。图片来源：中国电子报

这种服务模式的提供比制造业的分工带来的影响更大。制造业本事再大，需要一台台生产出来，无非是规模大，单位生产成本低。而这种服务业的产品是赢者通吃。消费者只选最好的供应者，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定要理解数字全球化，业态正在向全链条的延伸，实际上全球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要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环来助力新发展格局，中国还非常需要资源。中国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中，有三个短板：淡水、土地和能源。

1980-2019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与石油进口依存度。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年左右，中国能源石油的依存度在50%上下，进口持续在上升，现在已经到了80%。进口大豆在经济视角下，其实就是进口土地和水，一吨大豆是10亩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劳动力出口的载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其实就是资源进口的载体。当然还是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安全保障后所做的事情，要在安全和效益中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此外，中国仍然需要引进技术。研发、设计化、制造、服务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一个真正的技术强国一定会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的。最好的技术是全球分布的。

一个经济体想在国内组成一个最有竞争力、最高水平零部件匹配起来的产品，一定会进口其他国家的，这是全面全球化一个必然的表现。总有人说中国大量进口信息通讯技术来证明中国技术不行，实际上中国信息通讯技术出口大于进口。

中国在全球共研技术、共创科学中都已经非常的有地位了。现在多国共研技术是以城市为节点的，全球最强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两个。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中国的企业也非常有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两家评选的全球工业4.0时代智能制造时代的“灯塔工厂”中，54家中中国就有16家。

54家“灯塔工厂”中的中国境内企业。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在我们不断成长以更强的能力参与数字全球化的同时，受到的打压也是异常严峻。从2018年开始，美国已经发布五批实体清单。

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数字全球化快速发展，中国一定要尽可能地参与到数字全球化中，在全链条中获得分工利益，提升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同时面对这种打压，也要最大努力地自主创新。我们要自主，要互惠，要对赌，还要“备胎”。

现在要求制度性开放。原来四十年我们都是政策性开放，先开放特区，再开放沿边、沿海、中西部等，行业也是一点一点来。四十年之后我们完全有可能设计一个比较规范、中性、一致的开放体制，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做长期的投资打算。

制度性开放其实是中性的开放，就是不偏向于某一种行为，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中性就是进口、出口要中性，不要讲出口对中国更重要，还是进口对中国更重要，让市场来决定。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品是不一样的。外资和对外投资要保持中性，不要讲吸收外资更重要，还是对外投资更重要，它们都重要，要相信企业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内资和外资企业要保持中性，大家共同竞争。

我们要加入到高标准的贸易体系中间去。去年11月，我们国家领导人在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宣布将积极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月23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RCEP是非常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的标准，不只是高标准的贸易体系。

入世对国内体制改革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加入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能对国内的改革发挥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RCEP对国有企业改革有8条要求，6条都是中国自己的改革要求，这是一个高标准体系，是向更高水平开放迈进的一个标准。

总结下来，改革开放40年中，大口径的外循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新发展格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发展规律、符合时代特点。全球化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传统全球化势头弱化，数字全球化在强势推进。

更高水平的外循环是十分重要的，能够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健康、高效运转和可持续推进，所以要坚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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