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此次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集中暴露了其冷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失误。

这种误判并非个例，而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异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霸权护持的执念，其战略轨迹始终充斥着短视与盲动，忽视地区平衡、透支自身实力、损耗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屡屡陷入被动，而对伊相关行动，更成为其冷战后战略失序的典型注脚，也给后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4月1日，是美国推出“对等关税”一周年的日子。一年过去了，讽刺的是，“对等关税”已经被美国自己的最高法院判了死刑，但身为“万税爷”的特朗普，仍在尝试采用变通征税之法，即使伊朗战事也没阻止他重启了一遍301调查。

近期，美国媒体的反思也时有冒头，纷纷指责无休止的关税威胁和混乱的关税政策，推高了消费者与企业的成本，非但没有提振制造业，反而还助长了“空心化”。

其实，失败的关税政策只是表象，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固化，才是导致“空心化”愈演愈烈的根本，金融在其间扮演的勾魂之手，不仅酝酿着美国产业与民生更大的灾难，也为我们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他人落水的深刻教训。

美国“制造业回流”干得怎么样了？

首先上结论：不是制造业回流，是制造业倒流。

战报爱骗人，战线不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局面依然还在恶化，截至2025年三季度，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跌破10%，比特朗普2017年第一任期开启时还下跌了1.2个百分点。

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图表来源：美联储，美国经济分析局

不只是产出规模，产出效率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我们翻看论证美国制造业回流成果的报告，会举出特定行业产值的增长、私人投资的扩张、外国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占比升高，乃至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相关专业的就业人数增加，来论证制造业就业质量的提升。

然而最终呈现的客观事实，就是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哪怕在高收入国家中也是偏低的。并且就是在鼓吹“制造业回流”的年份，美国在这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进一步拉大了。

美德日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看了这张图，就能知道特朗普为什么一直在压迫高市早苗向美国投资了。图表来源：世界银行

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走出了比产值更低的水平。截至2026年2月，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业整体就业人口比重已经低于8%，创下历史新低。而根据美国“回流倡议”（Reshoring Initiative）报告数据，新增就业占比连5%都不到。

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业整体就业人口比重。图表来源：美联储，美国劳工统计局

关于美国的制造业就业规模，还有一桩“赢学”趣事。2024年4月，德勤忙不迭发布报告，庆祝美国制造业“正经历强劲增长”，第一条理由就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超过疫情前水平”，结果随即就开始继续下跌，如今已经几乎快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时的水平。

截至2026年2月的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图表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而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的问题，明显还不只是数量规模问题。美国劳动力如今所面临的是数量和技能的双重短缺，并且由于美国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系统改革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待遇方面的缺口也还在扩大，一方面，人均劳动薪酬的增速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更远低于营业利润的增速。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支付给股东们的股息支付净额总体增加，且增速明显快于工人们的劳动报酬总支出。

左图为美国高端制造业营业利润、人均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2010年=100)，右图为美国高端制造业劳动报酬总支出、股息支付净额变化趋势(2017年=100)。图表来源：姜子莹，常皓，《过度金融化与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隐忧》

由此对美国人的择业传导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进一步压缩了制造业的用工来源。在近年的调查中，只有25%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工厂工作会更好；1995-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中，只有14%的人认为他们会考虑工业工作作为职业。

美国制造业另一大问题就是配套基建还在持续老化。不管是特朗普如何信誓旦旦要重建美国基建，还是纸面数据上基建投资金额如何增长，美国基础设施仍呈现一副老态龙钟之象。众多电网、港口、公路项目依然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建设成本高昂、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内斗等阻碍等一系列问题。

以电网为例，根据美国银行研究所的分析，全美31%的输电系统和46%的配电基础设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预期寿命，70%的输电线路和变压器已经服役超过25年，且并非是当今双向流动和动态负载设计。而对于它们的重建，不仅受制于经费与规划，还受制于联邦、地方与分割化的电力资本之间的复杂博弈，迟迟难以打开局面。

麻烦还不止于此，大量基础设施的关键部件还严重依赖进口，连美国国内的研报都自嘲自己是“世界进口领域的领先者”。如高压变压器的进口依赖度已经高达85%，且还要保证产业链“去中国化”，主要向德国和韩国进口，一旦遇上它们生产跟不上，只能瞪着眼干等，如今等待时间已普遍超过两年。

2014年成立的回流研究所执行董事罗斯玛丽·科茨，曾当过SAP的高级总监和惠普的区域经理，并且参与了不少项目到中国的投资。不久前她还现身说法：“我们在美国没有成千上万的工厂来建立这种制造方式……我们没有道路、桥梁、港口和其他支持制造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你可以在荒郊野外建工厂，但没有通往那里的道路。”

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液晶面板工厂，听到这段话，一定会狠狠点头。

富士康的这家面板厂，从特朗普吹嘘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如今只剩下个球……

观察美国制造业如何趋于塌陷，还有一个别致的视角，就是看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制裁。

笔者在前文已经反复和读者朋友们介绍过制裁规模、烈度和指控理由子虚乌有的程度。这里再分享一个亲身体验，那就是笔者接触过的被美制裁企业中，有好几家都是本行业的龙头，都提到了同一个事情，那就是他们在美国市场刚刚突破盈亏平衡点，结果指控和制裁就都来了。

我们都不相信这是巧合。

当美国不惜亲手撕碎自己一直标榜的面具，开始无端使用行政干预的盘外招，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做出《红楼梦》里冷子兴那样的判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之所以说外面的架子未倒，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还在支持着美国所谓的“复苏预期”，并且美股还屡创新高，美国依然是全球消费与资本的首选之地。

其实正是金融资本，掏空了美国的内囊。

美国金融如何掏空了本国的实体经济？

公知最爱讲体制问题，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不可逆，就是标标准准的体制问题。并且是美国金融资本扭曲了经济基础，进而传导到了上层建筑，亲手编织了美国制造业的绞索。

众所周知，当美国的金融霸权建立以后，美国的制造业衰弱就开始启动。而美国的金融霸权又是从美元霸权出发，在掌握印钞机、所以不需要再辛苦耕织熔冶的表象下，还覆盖了一整套机理，让美国得以在收割全球的同时，也自宫了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

众所周知，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创造了独特的资本流动模式，要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就要确保美国这台金融机器对全球的虹吸效应，而汇聚的资本流入将推高美元汇率与资产价格，进而推高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元在进出口市场也成为了特殊的商品，依靠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才能流转到全球各国账户。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美元兑现了流通中的霸权。

由此，维护美元霸权需要保持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而制造业回流则需要缩小贸易逆差、增强出口竞争力，在这道二选一中，美国早已经选择了美元霸权。

要维持对美元的信心，实现上述循环的稳定，不仅是美元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商品，美国国债也需要被赋予“避险资产”的桂冠，成为美国在资本市场的“出口产品”。围绕安全性，美债与美元事实上形成了循环论证，以此支撑其市场认可度和流动性，成为各国重要的储备资产，从而以极低的成本融资，跳过制造业出口创汇。站在美国国内的视角，利用发行国债转嫁赤字，即可形成“负债-消费”循环，跳过的生产环节已经通过“出口美元”取得了低成本的商品，美国发展制造业的动力被进一步削弱。

如果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的话，用绿纸和绿纸定价的所谓“资产”拴住全球的资本与商品，这无疑就是美国的比较优势。

这样的“资产”，不只是国债，还有股票。在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GDP被服务业各种注水的情况下，美国股市依然能屡创新高，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信任者的游戏，要相信美国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软硬实力，去控制整个霸权的体系：军事霸权依然能够支撑公共产品和秩序，并消灭反抗霸权的“刺头”；技术霸权依然能够保持领先，并利用其他国家的场景落地生根；生产虽然遍布海外，但决策中枢依然留在花旗，宛如风筝的系带，专利、法律、评级成为拿一根根风筝线，美国依然能够出色地驾驭……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成为了众多霸权里最坚挺的一根。金融跪族们的思想钢印，根源依然唯物，在一整套秩序框架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其灭亡的速度将大大减缓，且投入真金白银的各国资本，也会在利益驱动下主动维护乃至推高泡沫，避免雷炸在自己手上。

在这样的全球加持之下，美国的金融资本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上演“变现-炒作”的循环游戏。2003-2012年间，标普500成分股将高达91%的净利润用于股票回购与股息分配，而非留存收益再投资。2007年到2016年，这一比率更是攀升到了96%。即使考虑到诸如出售新股、授予员工股权再向市场销售等股权发行，可以让公司回笼资金，净利润中依然有一半以上用于股票回购与股息分配。

特朗普从2016年就打着减税旗号上台，按照黑板经济学，减税能激发生产的活力。但当美国的“比较优势”如上所言后，所谓“生产的活力”都活到了盘活金融资本上。美国智库Groundwork Collaborative系统梳理了百事、康卡斯特、联合医疗、保洁公司等一批品牌企业的财报后，最后发现，上市公司将多达90%的盈余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不仅没有切实行动去扩大实业再投资、压低物价、提高工人工资，甚至还在疫情期间缺斤少两，推高了通胀。

各国近十年来通胀率对比（单位：%）。在这场冲垮民主党连任尝试的通胀中，美国品牌企业们在囤积居奇、偷工减料上八仙过海，进一步加大了民众的痛感。

这也给中国提了个醒，“先富带动后富”绝不是天经地义，没有制度约束，资本连鸳鸯腿、蚊子腿上的精肉都能如此精准地收割。

由此，美国制造业自然面临来自股债汇的“三杀”，三刀之下还有一条隐性逻辑，那就是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掌握全球铸币税——即发币成本与其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后，对制造业形成的挤出效应。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降低了对生产性税基的依赖；企业通过金融运作实现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投资，诱导资源转出实体经济；居民面对资产膨胀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这种财富效应的操盘来自金融及其服务配套行业，也降低了从事制造业工作的相对吸引力。

在此“三杀”之外，还有一杀，那就是美国出现了大航海后西班牙的同款现象。如今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占比持续上升，而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相对下降。这意味着美元输出主要用于满足消费需求，而非生产性投资。更不用说这背后，还有美国金融体系造成的全社会分配不均。

由此更从日常生产、生活的基层维度，板结了制造业发展的土壤。

美国这套模式，80年时间层累叠积，就出现了如今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失衡，且积重难返，因为金融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生产部门”，不断“生产”架空美国制造、但确实能维系美国现行霸权体制的金融产品。

还在10年前，国际清算银行就基于全球20个地区过去30年的数据，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最后发现金融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私人信贷与GDP的比率超过约80%-100%的阈值后，金融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转为负值。而根据世界银行披露的数据，美国当前的比率超过200%，且峰值一度高达220%。

我们常说，当习惯了金融资本的快速变现后，对短期回报的追求就会取代跨越经济周期的坚守，研发让位给炒作，价值屈服于估值，繁琐的生产销售排班表统统换成了精致的PPT画图，稳定回报的细水长流，被颠覆成了一把变现的极致追求。

现在还有了更加极端的操作，特朗普用嘴画K线。

这种观念问题的水线以下，已经是盘根错节的经济基础，实体经济稳扎稳打的长线逻辑被金融这种另类“生产”的变现需求给重塑，连还活着的生产企业也“打不过就加入”，组织架构的运营维护也由此变得急功近利。

近年来波音的事故频出、新机稳定性甚至不如旧飞机；通用汽车因发动机零部件的问题，启动了大规模召回；戊戌变法时就已成立的Bechtel公司，承包过西北太平洋铁路、胡佛水坝、圣奥诺弗雷核电站、洛杉矶奥运会工程……现在却要耗费7年的时间，修不好NASA要用于阿尔忒弥斯计划的一台移动发射车。

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个相当黑色幽默的事情，那就是美国品牌企业如果还能保证质量和成本兼顾，是因为早已将生产线大规模移到了境外。此时如果盲目要求制造业回流，首先伤害的将是这些美国核心大厂的利益。

制造业回流、金融霸权、美资跨国品牌的超额收益，由此就形成了不可能三角。

这个生产关系已经板结后的局面，连罗斯福复生都解决不了，更何况现在的美国总统叫特朗普。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想给自己换架专机，都能经历三届政府，换到现在连轮胎都没看到，一道机身中缝的油漆颜色修改，报价就是上亿美元。

就中间这道红色的油漆，拜登改成了蓝色，特朗普“二进宫”又改回红色，报价奔着2亿美元而去，美国的GDP含金量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有句戏谑之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美国如今则是“造飞机的不如画PPT的”。

美国制造业原来引以为傲的，由供应商网络、技术工人、研发机构和产业知识共同构成的“产业公地”，也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悄悄瓦解。

也正是在这时，拜登和特朗普两届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政府，在制造业回流问题上实现了殊途同归，都开始跳出“制造业回流”的口号，琢磨利用原有的产业链分工来实现美国对制造业的重新掌控。

拜登思考的是“小院高墙”、“友岸外包”，组织盟国们进行国际分工，打造有资本主义特色的“经互会”。而特朗普受制于自己的生态位，必须给铁锈带一个交代，因此还在压迫盟国制造业回流美国，但也在尝试留出墨西哥、东南亚等地作为制造业的“后门”。

但我相信，一切都早已写好了结局。

美国的沉舟侧畔，如何张好我们自己的帆？

回想“冷战”刚结束时候的美国，是何等的如日中天。哪怕2008年奥巴马大喊“We can change”，也是山呼海啸一片。结果却是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滑落到如此程度。这不单是一个霸权主义的笑话，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值得记取的教训。

最直观的，就是美国以自己的超级大国之身，论证了必须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

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金融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比美国现在呈现的更为严重。上文讲到国际清算银行测算出金融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后续其他补充研究中发现，那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转为负值时，阈值可能尚未达到先前测算的80%-100%。

拉动增长的不是负债，而是负债后的钱去向了哪里。混淆这条概念的后果十分严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恶性扩张的空间余量，会比美国更低。想想过去十年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中出现的种种风险，以及逐步积累至今的不良资产，如何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基本面。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上一阶段，调整和探索依然在路上。

我们还要看到，制造业并非是实体经济的全部，制造业与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一样需要平衡。1990年到2023年，世界各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32%下降到了26%左右，可见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且新技术的应用还会导致制造业对就业提振更为有限。

我们要看到实体经济不只是生产，还有维护生产所需的一系列配套运营服务，以及能够激发和调适生产、创造精神文化财富的消费休闲娱乐。因此，不能将服务行业这一未来就业的“蓄水池”，与实体经济简单对立，而是要强化其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回答好“生产为了什么”这一命题。

由此延伸也能回答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我们要关注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底牌，不仅是因为它强大的军事、技术、金融实力，以及由此延伸的长臂管辖。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还有一张大牌，就是它以4%的人口占有了全球约30%的消费。美国也是以此为资本，发动了对中国所谓“转口贸易”的围堵，并强化了经济制裁的威慑力。

因此，提振消费本身就有打击霸权的意义，并且不只是刺激我国内需，也要通过整合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拉动与我供应链融合的伙伴国家内需，从而在双循环格局下构建我们的生产、投资、消费良性循环，超额兑现奥巴马所说的“过上美国的日子，对美国是一场灾难”。

这只是霸权主义的灾难。

我们还要利用美国“空心化”的颓势，赶在美国整合美国力量前，敢于斗争，主动出题，如“十五五”规划所提出的，旗帜鲜明地发起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

我们要把美国对我们的制裁悉数反制回去，做他们的“出题人”。

就在写作本文时，欣闻商务部针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开始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这是非常良好的开局。美国制造业如此“空心化”，还敢冒着通胀压力对中国企业发动一系列制裁，一方面是如前所述，它们心知肚明自己的劣势已非盘外招不能挽回。可另一方面，也和贸易战一样，低估了中国反击的能力。

如今攻守之势易形，我们更需要利用美国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利用我们的产能优势，不断发起反制，逼迫美国答题，为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开拓更为宽广的场景。美国的惯性绝对不会是奋发图强，而是会更加依赖金融的粉饰。而我们坚决反制树立起的形象，不仅将为中国的产能开拓空间，也将向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期，从而营造起笔者前文所提出的“有为估值”。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触及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大课题，包括如何能够基于生产生活的真实逻辑，去规范货币运用，重建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一般等价物；如何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将我国的制造能力与各国的资源、技术、劳动力、资本优势深度融合，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全球产融生态；如何做好新时代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生产和经贸规则，持续提升劳动者的福利，进而为全球经济新秩序输出更多公共产品，打破过往霸权循环的怪圈。

总之，中国新时代的发展，不只是自己的发展，也是站在资产与资金两端，为文明探索更新更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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