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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对少数族裔的照顾政策已数十年,非洲裔、拉丁裔的较低的教育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AA本身却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可能是美国政府能力有限,也可能是偷懒,甚至有人推测美国政府只是做做样子,毕竟对统治者来说,挑动群众斗群众也不一定是坏事。
结合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看,体育体制的改革似乎一定程度上陷入为否定过去而进行改革的迷思,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立足于另一套话语体系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批判,因而急切地希望以激进改革为自己正名。
迄今为止,我们对外传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有些地方只是“落地”了,却没能“入户”。比如我国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在非洲市场受限的一大原因,就在于节目缺少“非洲视角”。而像BBC、CNN等在非洲较有人缘的电台,都能较好地提供非洲当地资讯。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人们担忧。具体到非洲事务,双方是否在在非洲陷入零和博弈中也有争论。甚至部分非洲当地人也觉得中美似乎像以前的殖民者一样在榨干非洲资源。不过,在对抗疾病、增强政治稳定、对抗暴力极端组织方面三方有共同利益。
博斯曼法案实际上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的足球版本,解除球员转会和地域的限制是为了满足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需求。从此,作为一项产业足球也迅速走上了去制造业化(不再重视青训球员)、寡头化(大球队垄断)、最后是去管制后无序失控的债务这条道路。
1917年,君主制在国际中占据优势,共和制还没成为世界潮流。一百年后,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却主张“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同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宣布支持全球化。连欧美舆论界都觉得剧本是不是拿反了?现在的潮流又是什么?
特朗普那篇约1500字的就职演说在许诺重振美国的背后,掩藏的是试图搅动华盛顿政治的雄心。不过,特朗普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金钱逻辑,从目前的一系列任命来看,似乎前景暗淡。美国的中下层难免又陷入从希望到失望的怪圈。
俄罗斯有着充满积极行动意识的对外传播体系,而中国则存在传播危机。近几十年来,中国主流媒体习惯于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价值理念发声,已失去了自主性的历史坐标,很难再想象和讲述另类的世界秩序图景,过时的全球化语汇和发展观念恐怕难以有效安抚大众。
特朗普身后,站着一个迫切为美国寻找新“敌人”的政治集团。中国不想当任何国家的敌人,但如果“被迫为敌”该怎么办?我们要在美国体系之外,自己搞“朋友圈”,当然是以毛泽东的成就为基础,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造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号召。
近日来,“雾霾”一词又双叒叕上了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成都的不少中产人群则将矛头指向了距离成都三十多公里的彭州石化基地。这个巨型项目投资三百多亿元,现在却被许多人指斥为“祸国殃民”。事实的真相是:既爱讲环保,又爱开车的城市中产阶级,可能是对城市环境污染“贡献”最为显著的群体之一。
本月尚未过半,乌克兰就连遭两次打击。欧洲的报告称它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联合国的报告称其平民面临严重的人权侵害。乌克兰曾经是反俄急先锋,如今却被东家贴上这两个致命标签。当前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无论欧美哪有闲情管你乌克兰“风拍寒窗被未温”。
在玩坏德国的群体中,除了中东难民、来自非洲的“治艾滋病群体”外,还有德国的上层。德国政府想让青壮年难民充当廉价劳动力,但总要为这些人建好难民营,再提供各种职业培训吧?这就催生了不少开发商,借难民危机拿到不少政府承包订单,大发难民财。
11月23日,欧盟通过一项决议,称将采取措施反制俄罗斯媒体。然而,俄罗斯却将此视为一次“颁奖时刻”而弹冠相庆,俄总统普京高调对俄罗斯的媒体、主播和记者们表示祝贺:“居然能让欧洲议会如此大动干戈。为此,我要恭喜他们。”
自闺蜜干政门曝出后,韩国反对派好像有人指挥似的,反应神速,有组织有纪律。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在整朴槿惠,也有人说是天朝在发力。这些都有点牵强,内因才是决定作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其实,韩国宫斗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就有“东西”之争。
10月30日青瓦台几位幕僚辞职后,韩国人并不领情,而是进一步追问“总统本人呢?”或者干脆表示“然并卵”。在韩国媒体不断曝出新的干政和贪腐丑闻的情况下,朴槿惠仅靠“人事革新”真的能够息事宁人吗?
杜特尔特终究是菲律宾人的总统,而不是我们的“同志”。夸赞中国的是他,可开着摩托艇去南海插国旗的也是他。从美国那里得到安全保障,从中国这里得到真金白银,两边通吃,这才是真正符合菲律宾国家利益的做法。因此,在中菲外交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有过高的期望,中国能给多少利益,还是要看菲律宾的诚意。
新晋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10月5日保守党大会上,面无表情地宣布,“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并说“我们再也不会让那些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开嘴炮威胁我们行使国家权力”。
8月上旬,蒙古国财长宣布国家已陷入深度经济危机状态,已经无法支付财政工资和政府各部门运营成本,预计今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78%。在东北亚各经济体的一片哀嚎中,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蒙古需要摆正自我的定位,跟着中国走,融入中国经济,这才是未来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
政变后的第5天开始了。正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外面的街道上传来接连不休的汽车鸣笛声,我可以想象挂满国旗的私家车满大家行驶的样子。这个注定很漫长的夏天,对于一个处在风暴口的学生来说,最好的就是安静地看书,静静地观察,仔细地思考。
三位牺牲在塞尔维亚的烈士获得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的凭吊,足以让我们确信,中国已经告别了“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吴建民先生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但总体而言,他属于已经过去的“闷声大发财”时代。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刻舟求剑。
1951年5月23日,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在西藏历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不仅因为中央政府将驻军、外交等相关主权完全收归中央,更是因为,这是西藏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到与主权并列的高度。但这只是纸面上的,西藏人民真正的解放是在八年之后。1959年,西藏上层悍然撕毁协议,发动叛乱,中央政府命令当地驻军坚决平定叛乱,同时进行了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