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钟】

刚刚过去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最终总统宝座的归属竟然又被区区几万张选票决定了。

这样魔幻的反转在今年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年初疫情导致武汉封城的时候，国外一些主流媒体上就有分析言之凿凿的预测国内抗疫措施过于严厉，将会导致外企重新评估将供应链设在中国的决策，大量工厂即将外迁离开中国。

到了夏天，当疫情泛滥全球、而武汉已经可以重新开城的时候，国外媒体上仍然有不少人执著的重复着几个月前的论断：中国严厉的防疫措施将导致在华企业无法正常运行，中国供应链的可靠性已经受到质疑，大批工厂即将搬离中国。

到了秋天，当疫情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卷土重来的时候，中国的供应链却成为了支持许多国家地区生产消费的关键支柱，中国9月进出口同比各增长13.2%和9.9%，增长的主力是抗疫必需的医疗物资和远程办公必需的电子设备和家装家居产品。

今天，关于供应链设在中国不可靠的言论已经销声匿迹了。

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达到4.9%，主要贡献来自于工业生产和外贸顺差。和中国通过严格防疫和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复工复产不同，美国采取的是佛系防疫、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需求为主的对策，发放额外的失业保险和给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来稳定就业，甚至一次性直接向居民家庭发放现金。美国已经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总金额超过了一年GDP的十分之一。

正是由于美国激进的“发钱”来刺激需求，美国居民收入在大面积封城的第二季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增加。这增加的居民收入也支撑着美国居民消费迅速反弹，美国国内零售总额最近几个月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期水平。

而西方主流媒体在年初时预测的供应链转移并没有实现，疫情和产能限制导致欧美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复工复产并不顺利，随之产生的需求缺口也就被中国迅速恢复的工业产能弥补上来。

随着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在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期间内，因为防疫政策造成的工业产能的差距会继续存在，中国外贸顺差大步增长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仍将持续下去。

但是，在外贸火爆的背后也有着几个隐忧，最主要的是下面两点：第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纷纷开动印钞机，采取了债务货币化的措施。等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国两党大概率会在2020年底或者2021年初再次通过一到两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而资金来源，就是美联储的印刷机。

因此，中国通过出口大量制成品换回来美联储凭空印出来的美元。在以前这些美元还可以用来收购沃尔沃这样的实体企业或者用来进口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但是现在许多企业都成为非卖品，高科技产品的买卖也受到严格限制，有钱都已经买不到好东西了。而美国越来越频繁的利用自己在美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对于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制裁，也让不少人对于美元产生疑虑。

第二个主要隐忧就是贸易伙伴们对于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的反应。美国在疫情应对极为不力的时候选举结果却如此接近，说明过去四年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在美国有相当高的民意基础。而最近欧洲政治在疫情面前也有向右转的苗头出现。

今天疫情严重的时候，各国的物资缺口需要中国的产能来弥补，一切都好说。但是疫情总会过去，当其他国家全面复工复产的时候，面对总体过剩的产能，逆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又在上升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极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

针对第一条隐忧，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加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在以往的文章里已经对此做过很多探讨，所以本文会着重聊一聊关于应对未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国内在抗疫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思路，虽然很多人对于双循环中内循环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但是通过国内一系列政策举措来看，当前的内循环的主要重心依然还是着重在供给侧一方，即帮助国内实体企业走出疫情阴影，加紧复工复产，并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供应链体系。

今天，外贸出口的大幅度增长证明了通过供给侧的内循环来推动外循环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当海外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按量供货的时候，许多行业的国内产业链上下游都被打通，每个环节上都能有国内自己的供应商及时顶上来，这样就保证了中国成为最稳定可靠的生产基地，原本发往其他国家的订单也被转给国内的厂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大量印度纺织品订单转给国内厂商生产。

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的领域，未来供给侧的内循环政策仍然会持续下去。但是，面对以后可能的逆全球化势头，国内应该做好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准备，持续推动互惠互利的全球化进程。

对抗贸易保护主义要保持自身的持续对外开放。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将成为维护全球化进程不被逆转的重要奠基石。

最近一段时间，那些在中国投资的欧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纷纷显示他们在本国市场收入和利润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国市场的强劲复苏让他们的中国分部的业绩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在西方市场的亏损。而今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更是中国主动承担起维护全球化的领导责任、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要发展做大国内市场，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研究制定双循环中促进内需的内循环政策。

自复工复产开始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还是落后于生产投资的增长幅度，一直到8月国内零售总额才开始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而今年十一假期比以往多了一天，但是长假期间旅游消费总额还是只有去年十一假期的7成。

大家不愿意花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疫情影响，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尤其是餐饮这样的服务行业，收入的减少导致消费能力降低。

只要看看今年最火热的网络流行概念，我们就能发现收入下降造成的经济困难的确是一个普遍问题，比如前两个月广泛讨论的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这几天风靡网络的“打工人”。就连上海“名媛”的腰包也瘪了下去，只能靠拼单来制造朋友圈和小红书里的美好生活了。

另一个就是疫情在心理上给人带来的冲击，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大量收入依然稳定的人群会选择多存钱少消费；而相当一批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下降，反而不得不通过网络小额贷款平台借债来应付日常开支，他们的个人债务杠杆已经被加大到信用极限，面临还不出钱的窘境。对大多数人来说，收入增长有限的时候重建个人的储蓄安全网必然意味着要暂时减少消费，只有当人们存够了钱，心里有了一定安全感的时候，才会放开手脚花钱。

如何刺激内需和消费不是一个新问题了，过去十几年国内一直在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长期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而短期刺激消费内需的手段我们也有过许多尝试，比如2008年以后的家电下乡和今年各地推出的消费券等等。

面对由于百年一遇的疫情造成了消费不振的情况，恐怕需要多管齐下，各种刺激消费和促进就业的手段配合使用。在实施前面提到的各种手段的同时，对于大量吸纳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餐饮企业和生活服务类企业，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免税费和降低行政管理负担，让这些企业喘息的空间再大一些。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组织协助劳动力流动，让那些由于外贸订单暴增而出现劳动力紧缺的地区可以迅速得到补充。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应对疫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采取了给民众发钱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这个撒钱的政策也是在媒体上有过多年讨论，但今年却是第一次大规模应用。现在看撒钱的成果，我们可以得出这结论：直接大面积撒钱有效果，但是效率低代价大。

撒钱以后，美国的零售数据的确开始超过2019年水平，证明政府发的钱的确刺激了总需求。但是这样单纯撒钱的效率确实不高：

美国财政刺激法案花掉了美国一年GDP的十分之一，但是发钱后零售总额比起2019年才增长了不到2%。而许多美国人在领失业保险的时候发现财政刺激后的失业保险金竟然比他们上班拿到的工资还要高。于是，复工复产时候许多人选择不去上班，以免失去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

如果国内也在考虑类似的财政补贴政策，很重要的一条应该就是这样的财政政策要鼓励求职就业。比如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扣抵制（Earned Income Tax Credit），针对有工作的中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要申请这个补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申请者必须参加工作有劳动收入，不能躺在床上纯粹吃福利。全美国1亿5千万的纳税人里面有近20%在享受这个税务补贴，对于每个低收入家庭来说，收到的补贴平均下来相当于家庭全年收入的12%。

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扣抵制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补贴力度图

这个劳动所得税扣抵制的细节规定里并不是都适合直接搬到国内，但是这个政策设计思路却很值得我们借鉴，即只有那些有着劳动收入的家庭才能享受这个优惠政策。而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政府补贴的力度会逐渐下降，直到完全停止，这个设计思路就是希望只有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才能从这补贴中获益。

国外补贴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里还有不少也是采取类似的设计方案，目的都是由政府出面为那些低收入群体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并在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时候逐步降低财政补贴力度。

在疫情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大的今天，不管是在设计长期发展策略还是短期经济刺激计划，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到中低收入群体身上，想办法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样才能在保障稳定的同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而另一个思路则是不直接补贴居民收入，而是由国家出面补贴居民社会保障账户，如养老金账户和医疗保障账户。这样财政补贴的效果是提高居民抵御未来风险的信心和能力，让大家现在可以放心的多花一点钱。而且这些补贴不会一起直接进入当前经济活动中，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通货紧缩风险要远远大于通货膨胀风险，现在对于养老医疗账户的财政补贴在未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老龄社会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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