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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美国正给中国带来双重风险,中国该对跨境资本收税了

2020-06-05 07:55:09
导读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推出了规模巨大的货币刺激政策。以往每当美国推行宽松政策,热钱就会涌入利率更高的新兴经济体,而一旦宽松结束,这些资本又会抛售海外资本回流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薅羊毛”,从而造成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那么对疫情控制得力,利率仍然保持健康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次冲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急于甩锅中国,又带来了哪些潜在风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对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思考。

观察者网: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最近在清华大学唯真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应该推出跨境资本流动税,来应对疫情之后的金融安全问题。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资本流动税的设计吗?

鞠建东: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以及为什么要征税。

首先,我们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防危机的税,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下也要征的税,这和以前的托宾税有非常大的区别。

什么叫正常状态?什么叫异常状态?正常状态的时候,跨境资本流量相对来说是平稳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出现资本外逃,或者是出现金融攻击的时候,比如说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对泰国进行金融攻击的时候,都伴随着异常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它需要买进、卖出同时进行。

为了应对异常状态,现在我们有个红绿灯制度,比如说流量大概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就到警戒水平了,如果是三倍,可能红灯就亮了。这是目前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个税制,只不过税率是零或无穷大。在一定量之下没税,超过一定量就叫停了,就不能做了。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什么时候启动,可以去讨论,但一般也是在异常量达到两倍三倍的时候,超过三倍肯定就启动了。

1997年泰铢疯狂贬值

第二,我们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个累进税。

以前的托宾税是固定税率,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都用过,巴西曾经征过2%的资本流动税,但是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通常资本跨境流动的收益差会大于税收。

比如索罗斯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他期望的获利15~25%,也就是说它的收益会超过你收的税。所以你收税他不在乎,防不住。或者你的税太高,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和把资本市场关掉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这个税是累进税,边际税率可以不断地向上走。我们通过模拟认为,边际税率最高到30%就够了。

第三个方面,你既然是累进税,就有个逃税的问题。因为同样一个投资人,他可以开好几个账户,这样就把边际税率降下来了。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分成两部分,除了累进税率,还有一个开户费,是固定的成本,你开一个账号,就要交一笔钱。把开户费和累进税率结合在一起,理论上可以严格证明,任何一个投资人,他不管有多大的流量,不会超过5个账户,因为账户开得多也划不来了。即使开户费没有多高,投资人开更多的账户也是划不来的。

开户费和累进税加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资本的跨境流量不会达到均衡的两三倍以上。不达到3倍以上,危机的均衡就不会发生,因为危机均衡需要发生挤兑。大家都在跑,大家都挤兑,然后危机均衡才会发生。你保证了流量正常,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所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其目的是为了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去管理开放的风险。

这样一个新的设计,实际上我们在2014-2015年,也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讨论过。当时是上海自贸区开放,出台金融40条的时候,我们当时曾经讨论过,希望在自贸区之内,资本账户是开放的。资本账户怎么开放,才能不冲击国内的资本市场,它就需要一些政策设计。

但后来,主要是2015年的8·11汇改之后,我们的资本外流非常严重,差不多大半年我们就用了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储,所以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变得很严格,防范危机是摆在第一位的。而防范危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资本向外流了。所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管理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就没有向前走。

观察者网: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红绿灯制度,重提跨境资本流动税,必要性体现在哪呢?在疫情之下,美国大放水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风险,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鞠建东:现在我们为什么重提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重提,以前是学术上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地深入讨论,需要在操作层面更进一步地讨论。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着金融危机的风险、资本出逃的风险,我们还面临着金融封锁的风险。

金融危机的风险,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另一方面,在疫情之下,美国欧洲的货币政策,都是拼命在放水、发钱。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美国发钱的实质性后果,其实是要全世界来为它的危机买单,尤其是要中国来买单。你反正把东西发给他,他印钱给你就行了。

可是我们现在更加担心的,是金融封锁。

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很明确,甩锅新冠肺炎给中国,然后又要对中国进行惩罚。至于说他做不做得下去不知道,但对中国的金融制裁已经提到议程上来了,包括不还中国手里的美债。虽然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很愚蠢,他如果不还国债的话,美国的损失比中国要大得多。但只要是可行的,特朗普都会做,我们是需要有心理准备的。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讨论就新冠疫情向中国索赔时,谈到了拒绝偿还中国的债务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跟8·11汇改的时候不一样,我们需要防双风险。就是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金融封锁的风险防金融危机的风险,你可以对跨境资本市场进行管理,甚至短期之内不让它流动。但金融封锁的风险就麻烦了。因为是金融封锁,所以逼着你的资本账户需要开放,因为人家本来就想卡你脖子。

你要用美元结算,就必须通过它的SWIFT,就是跨境支付体系,他不让你用怎么办?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这些企业,它都会打压,你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资本市场的开放,是等不了了。面对金融封锁的局面,你的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的开放等等,这些事情都没法等。以前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觉得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等一等,可能影响也不大。用美元嘛,那不也挺好的?但是现在用美元有风险了。

观察者网: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会放大风险,让国际资本更容易冲击中国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资本市场开放,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推动人民币自身的国际化?

鞠建东:我们的金融体系现在依赖于美元和美国所主导的支付体系,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压力太大了,危险也太大了,我们必须想办法。但这个办法只能是扩大开放。资本市场开放有危机风险,资本市场不开放有金融封锁风险,怎么办?

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靠贸易,还得让人家愿意使用、持有人民币。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挺棘手的问题,我们的跨境支付体系怎么办?我买卖货物的时候,用人民币支付行不行?

要想让对方接受你的人民币,你得让人家有用。要是人家拿了你的人民币,又不好花,也换不了其它钱,它有什么用呢?

人民币得有价值。为什么现在大家喜欢拿美元?因为美元有价值,我随时可以拿美元换其他东西。人民币要有用,至少你得是可兑换,然后跨境资本是可以流动的,他可以到你中国来买东西,你拿了人民币也能到外面买东西。所以说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要尽快地推行下去。

观察者网:那么其它国家对资本流动税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边开放,一边还要征税,会不会遭受政治上的疑虑,甚至攻击?

鞠建东:我们的改革面临两难,既要让它开放,又要防范金融危机的风险。面临着金融封锁的风险,我们的资本账户的开放等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你不得不做了,那你加个防火墙。即使说加防火墙带来了一些疑虑,别人说你既然开放了为什么还管着,也比完全赤身裸体的去开放要强很多。你终究还有一个手段,能把危机控制住。

我一下把资本账户开放,上海、北京一堆人,就会把房子卖掉,然后跑到美国买房子去了。因为你上海的家庭平均资产,是800多万人民币,也就是100多万美元。这只是说上海、北京,不是全国。有很多人是有几套房子的,你如果把资本账户开放,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资本外流的冲击。所以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首先是要修一个防火墙,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

央行近期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居民的平均家庭资产超过800万

修了防火墙,我就改变了大家的预期。比如我们人均跨境资本流动是5万,如果你要卖房子,短期之内把钱拿去美国,跨境资本的流通达到几百万以上,会被征收很高的边际税率,就划不来了,大家也就不做了。

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就在对跨境资本的流通进行管理,而且做得挺成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认为资本流动应该是完全自由化,但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流研究,都是倾向于跨境资本的流通是需要管理的。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反转,他的资本就像潮退潮进,那么你潮退的时候,资本回涌美国的时候,通常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金融危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对跨境资本进行管理是很有必要的,韩国一直坚持认为,他们的跨境资本的管理不是一个cross border capital flow management,他叫prudential policy,宏观审慎政策。

美国当然不愿意其他国家管理,因为美国需要薅羊毛。但你做什么它都会攻击你。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越过这个阶段了,攻击不攻击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做什么他都会攻击,所以最主要的方面不是考虑它攻击不攻击你,而是考虑政策是不是有效,自己的实力是不是增强了。

观察者网:您在前几年的研究里面,还提到人民币浮动汇率的问题,浮动汇率跟资本流动税这两个手段加在一起,可以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这应该如何理解?

鞠建东: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跟美元是基本绑定的,8·11汇改之后,有一些上下浮动。跟美元绑定的含义是什么?汇率跟美元绑定,实际上美元是代表着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和美国的货币政策绑定的,你的利率和它的利率也不能差太远。这就是美元的强大之处。

经济学里有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以及跨境资本自由流通,这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那么我们以前放弃的是什么?是跨境资本流通。我们基本上是保证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我们放弃了跨境资本流通。那么现在跨境资本流通我们不能放弃了,我就必须去打破我的固定汇率。因为我们的独立货币政策也不能放弃,不能像香港一样,利率和美元利率绑定。所以我就必须去打破固定汇率。

打破固定汇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目前我们的金融压力越来越大。你只要是固定汇率,就必须去守,就像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拼命在讨论,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七的大关,到底是守还是不守?你只要固定在某个地方,这个市场总是要问你,你守还是不守?为了守一个汇率,你可能得投进去大量的外储。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本钱来守固定汇率。所以你要是想不守,就必须让它浮动。

另一方面,我们的外储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家还在吓唬你,你借出去的外债人家到底还不还给你?实际上他也不需要行动,他只是说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对你的固定汇率产生冲击。中国的手上的外储可能拿不出来,没法去守固定汇率了,人民币是不是会贬值?

要是我本来就放开了,你美国嚷嚷一下,我的货币贬值贬得多一点,他还着急呢,因为我出口更方便了,他自己着急。

观察者网:中国之前一直倾向于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是不是也考虑到,浮动汇率对咱们进出口贸易的冲击会比较大?

鞠建东:固定汇率更稳定,还是浮动汇率更稳定,这倒说不清楚。

中国的政策变化,一直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以前一直这么做,现在你要改,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当然整个市场在短期之内会波动。

从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整个金融市场会受影响,你的企业也得有工具来对冲汇率风险。决策层面就得考虑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现在固定汇率看起来还不错,我有那么多的外储,不如继续用?

但其实变化了之后,咱们也可以有新的配套制度建设。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个对市场更稳定,说不清楚。因为你即使是固定汇率,价格还在动,对吧?如果汇率是浮动的,但你有对冲风险的手段,受到的影响就少一些了。所以说不清楚。

大家觉得只要变就有风险,那么大的事情,谁愿意冒风险去做?又怕一下子变成浮动汇率之后,出现竞争性贬值。就像我们的8·11汇改,大家现在还在讲,8·11如果咬着牙,坚持两个星期,没准就改成功了。8·11就是想变到浮动汇率,改了两天,紧张了,又收回来了。

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们支撑固定汇率的成本太高,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改成浮动汇率。

本来在政策层面里面,有三个维度:跨境资本流通、货币政策、浮动汇率。那么在这三个之上,我加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我多了一个工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三维空间,现在变成四维空间,多了一维空间,这样我的政策余地就大了很多。

我完全可以用跨境资本流动税来调节整个资本市场的流进、流出。我可以不改货币政策,只改跨境资本流动税。即使放在那里不用,我手上也多了一个工具,想用的时候就能用。比如说因为美国放水,热钱要流进来,挣了钱之后,他还要跑出去,那么你进来我就征税。现在美国和欧洲的长期利率是0,我这儿利率是2%~3%,如果不调节,他的钱都得跑到中国这来,跑到这挣了钱之后,又跑走了。那么很简单,你进来,如果是长期投资,我不管;只要你是短期的,我把税加上去,你就冲击不了我,占不到便宜了。

疫情之后,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国际秩序的改变,我们需要有根据地,第二是国际金融体系有可能发生去中国化,我们需要打破有可能的金融封锁。这两件事,都没法等,都需要主动应对。根据地的建立,我们的建议就是建设亚洲共同体。打破金融封锁,我们的建议就是,首先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税,建一个防火墙,然后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浮动。我们需要记住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不能等到贬值压力大了之后,守不住固定汇率了,再弃守,那就是金融危机了。

疫情我们防住了,不能在国际金融上出问题。现在有讨论,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什么是稳定?守不住的固定汇率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就是风险之源。如果再出现贬值压力,你守还是不守?你有多少外储去守?如果守不住,就会出现金融危机,那么我们经济上的流血流汗就会付之东流。目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尤其相对于欧美国家是好的,金融体系是健康的,我们没有什么贬值压力,这是一个窗口期,需要果断地将人民币浮动,需要果断地将固定汇率这个雷排掉。汇率浮动了,外储就解放了,我们也就不怕有人对我们外储进行威胁了。

观察者网:咱们接下来聊聊国内经济吧。您刚才也提到,现在美国、欧洲的长期利率都已经降到零,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利率了,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全面降息。中国的刺激力度,比欧美国家都要小得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鞠建东:我们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路径,和欧美市场不一样。我们放了水之后,涨得最快的就是房价,受益的并不一定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创造了好多工具,定向降准等等,就是放了水之后,还得去告诉银行,你必须给中小微企业放贷款,相当于还是得通过行政措施。我们的金融市场本身有它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遍,流动性就是在金融行业里面空转。

关于放水问题需要注意,你放了水之后,金融界就挣钱了,当然很开心,对吧?但放水降息是不是能够直接使得中小微企业受益?说不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经济情况和欧美非常不一样。到第二季度,我们已经基本上快恢复正常了,下半年基本上会是正常的增长,除了外贸。外贸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外贸是国外的问题。我们的正常增长率大概是6%,假如外贸下降10%~20%,而出口大概贡献GDP的20%,那么外贸的冲击大概会影响GDP增长的1%~2%。就是说即使减去外贸这一部分,我们下半年的增长大概是4%以上。相对于全球负4、负5甚至负6的增长,那也相当不错。

而且4%的增长,对于我们的就业,对于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都没什么问题。既然我知道下半年以后没问题,那么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下面这两个月的问题,解决目前中小微企业的问题。比如有些省市说压力很大,那就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中小微企业这两个月能活过去,不是降息能解决的,你降息也没用,你得免息,你甚至得让他们推迟还贷。

所以说想让他们活过去,靠货币政策效果不大的,只能通过财政政策。这是我们目前和欧美市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半年的经济是还不错的,是一个可以坚实发展的局面。我们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得上半年受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下半年还要继续受冲击的外贸企业能活下去。

货币政策刺激,最开心的就是金融市场,还有房地产,你只要放水,房地产又起来了,风险又压上了,但是实体经济是不是又在空转?

观察者网:那么您觉得美国和欧洲受到的疫情冲击有多严重,会不会是长期化的衰退?

鞠建东:对欧美的冲击,很清楚的,比对我们要大很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的反应做的比较差,第二就是他们的经济体量里面,服务行业占的比重比较高。美国的服务行业快占到80%了,而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就是服务行业。

那么第二个问题,它有多长?现在来看,美国这一轮的疫情至少得到8月份才能结束,冲击会不会更长,就完全取决于下一波疫情什么时候来。如果下一波疫情不来的话,那状况要好不少。如果下一波又来了,马上他就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了,它到底是不是又要把经济停下来?

欧美经济就是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形势,即使年底疫情不再来了,整个投资也不会上升。因为没人敢。所以今年一年甚至到明年,直到疫情完全受控制之前,欧美经济都会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冲击。

中国的好处是,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方法,就是靠政府组织的系统性抗疫,现在看起来是成功的。我们并不一定要依赖于疫苗,或者说是要什么大家群体免疫。我们不需要,我们能扛过去。欧美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扛过去。

中国,或者新加坡、韩国、日本的成功,不完全是政治体系,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的问题。中国的、东方国家的组织方式更集体化,更强调集体主义。社区集体的组织能力比西方社会要强大很多。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有它的好处。不同的经济组织方式,应对不同的问题,它的反应不一样。那些个人自由对于创新非常有利,但是抵抗自然灾害,需要集体的组织能力。

观察者网:疫情之前有些测算认为,中国可能到2026-27年,GDP总量就会超过美国,那么疫情之后,这种超越的确定性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鞠建东:这个问题不好说,要取决于金融,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那么只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大的趋势就是人民币会升值。要不是因为美元特殊的强势地位,汇率本来是应该反映基本面,美元肯定是贬值,人民币肯定升值。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我们按照购买力平价的GDP,2014年就超过美国了,汇率如果更准确地反映基本面,今年的名义GDP可能就超过去了。但是国际金融问题不解决,人民币还贬值的话,那就难说了,几年之后也难说。

所以我们和美国相比,最差的地方是金融。当然我们不谈军事,军事是另外的事情。以后中美之间的竞争,或者是争端、冲突,会集中反映在金融方面。

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这道坎你得过。

观察者网:您最近还提出,应该直接向老百姓发现金来应对疫情,对全国1/3或者1/2的人直接补贴一定比例的人均工资。但是也有些人分析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能够度过这几个月的冲击,所以就没必要发现金。而且发现金未必能转化为消费,应该用消费券来刺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鞠建东:发现金的建议有一个前提,还是我刚才的分析,我觉得我们下半年经济没问题,关键是下面两三个月,要保证大家都能活下去。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要破产的企业,这两三个月要熬过去,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钱,或者是推迟还贷一年。发钱的量也不需要太多,我们预计大概是1万亿左右。

发了钱之后,有些人就存起来了,怎么办?西南财大甘犁他们的团队做了一些估计,相当一部分还是会拿过来花掉,这个乘数效应还是不错的,从需求端会对经济有个不错的推动。

(观察者网注:甘犁团队研究显示,向年收入6万元以下群体发放7500亿元的一次性补贴,户均补贴额2300元,可拉动1万亿元经济增长,相当于GDP的1%。而消费券有门槛和限定范围,难以保证低收入群体获益。)

消费券,我觉得也可以有,但是我们的判断是,这两个月你需要给一个强刺激、强信号,这就是发现金的好处。让大家都明确,下半年日子是好过的,只是这两个月我们强刺激一下,一起冲过去。

所以我不一定需要去大量放水,把房地产也炒起来,不一定需要。新基建之类的,也是比较长期的事情。我们认为除了长期调控以外,还有一个短期托底的问题。短期托底现在实际上挺严峻的,相当一部分在进城打工的,回老家以后就没收入了,这两个月他怎么渡过去?我只需要保住民生,让低收入家庭和面临破产企业能过渡过去,就行了。这些事通过财政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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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

鞠建东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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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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