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里亚，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2015年9月，我踏上哈萨克斯坦（下文简称“哈国”）的土地，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近距离的深入观察。

走出阿斯塔纳机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位头戴红色大檐帽，穿着不合身、透着汗渍夏季警服的哈萨克斯坦警察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

长年在俄罗斯学习生活的经验使我难免对警察这一群体多了份敏感，与他们斗智斗勇的经历现在想想仍然回味无穷。作为苏联警察的继承者，独联体国家的警察系统大多同俄罗斯相似，而作为同俄罗斯羁绊最深的盟友之一，哈萨克斯坦警察更是吸收了之中的“精髓”。

中国网友对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警察是有刻板印象的：索贿、暴力执法、为难外国人等等，事实也与传闻中的情况出入不大。但两年间同哈国警察的数次“交锋”，让我对该群体和上述现象的背后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在抱怨的同时多了一分思考。

一、有惊无险

到达哈国第三天，我按照要求前往使馆报道，出使馆后顺着Saraishyk大街向哈国外交部的方向步行，大约走了三百米后被一位巡逻警察拦下。

“请出示一下你的护照，年轻人。”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头发花白，挺着啤酒肚的哈族警察。

“怎么了，达瓦里氏（同志）？”我边掏证件边问道。

他明显一怔，然后迅速恢复镇静。“没什么，例行检查。你会说俄语？”他拿着我的护照边翻边回道。

通过这个反应我意识到，他一定是眼看着我从使馆方向走来，认定我是中国人才将我拦下。“是的，我在俄罗斯读的大学。”

“啊哈，圣彼得堡。”他翻到我大学时期的签证页，抬头似笑非笑地问道：“那你一定对这种例行检查很习惯了？”

“没错，没错。不仅很习惯，而且什么都明白。”我也回给他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他笑着合上护照递回给我，同时慵懒地向我敬了个礼：“明白非常好。欢迎来哈萨克斯坦，请在这里的时候遵守哈萨克斯坦法律。”

“当然，谢谢您的服务。”

看到我转身离开，他走进路边墙角的阴凉处点着一根烟。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位置简直是绝佳狩猎点！

中国大使馆旁边是爱沙尼亚大使馆和斯洛伐克大使馆，三国共用一长排使馆楼，有南北方两个出口。北边出口正对着的Kabanbai大街和Saraishyk大街是通往右岸老城区的必经之路，出口不远处的公交车站也给了警察充分观察目标的机会和时间。

那么外国人在什么时候才会来使馆呢？大多只有初来乍到或者处理各类身份问题时。因此只需要两个人盯住一个出口，封住两个方向，就能将来使馆办事的外国人“一网打尽”。这种猜想也在后面的日子里被验证：Kabanbai大街上距离使馆楼北出口几百米的位置上几乎永远有一名警察巡逻。那么被拦下的外国人中，有多少能够顺利脱身呢？

凭借长相的“优势”，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两年中，在街上被警察拦下盘问的情况屈指可数，但是在街头巷尾以外的空间，仍然有许多机会同警察碰撞出“火花”。

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哈两国间重要的陆路和铁路运输口岸，是连接我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主要进出口通道。1989年开通的哈萨克斯坦扎尔肯特至中国伊宁的国际班车，承担着两国陆上边境的主要客运任务。

2017年2月，我来到边境小镇扎尔肯特，登上一辆车牌开头为“新F”的国际班车，体验这条“通勤之路”。车票价格仅为三千坚戈（约合六十人民币），甚至比从阿拉木图市拼车到扎尔肯特的价格还便宜三分之一。

车上不仅有前往霍尔果斯贸易区的哈萨克斯坦人、从哈萨克斯坦探亲或务工归来的我国哈萨克族，还有一些持商务签证续签需要出境的其他国家商人。一车人用哈语、俄语、中文和蹩脚的英文互相聊着，好像彼此相识已久。

哈萨克斯坦扎尔肯特国际大巴场站（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大巴车在缺少修缮、坑坑洼洼的柏油公路上行驶了约半小时。对于到过伊宁和霍尔果斯口岸中国侧的我来说，哈国一侧边境地区沿路建筑和设施的情况显得过于不尽如人意。出于调研目的，我在车上对沿途的所见进行了拍照记录，在抵达海关前军事管控区的闸口时，我瞥见路边一个不太醒目的牌子上禁止拍照的图样，便收起了手机。

进入海关楼等待办理通关手续时，身后一句带着口音的汉语吸引了我的注意：“诶，到家了，中国移动欢迎你了。”一对年轻情侣拿着手机在说笑。我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手机解锁看了眼时间和未读信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举起手机的一刹那，远处一个一直站着没动的警察将手里的警棍指向了我，用哈萨克语喊道：

“手机！放下！禁止拍照！”

我将双臂打开，手机屏幕转向他，示意自己并没有拍照或接听电话。

警察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手机：“这里不能拍照，不知道吗？”

“我没有拍照，我只是看了一下信息。”我用俄语回答。

“不是哈萨克（族）人？”

“不是，是中国（汉族）学生。”

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种心理预设，所以感觉他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是种难以察觉的喜悦。

“你知道吗，你刚才的行为是犯法的。”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海关禁止拍照，达瓦里氏，但我并没有，你可以去查看监控。”

“解锁手机，打开相册给我看。”

“为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拍照。”

争辩声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一个同样在等待通关的哈萨克族大爷走上前来用汉语问我发生了什么，在听我解释后转向警察用哈萨克语开始交流，尝试着替我说情。

我大概听懂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两人应该是彼此认识。大爷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大厅里很多人手里都拿着手机，以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不用对一个学生抓着不放。但警察一口咬定他看到我拍照了，需要调查。

大爷叹了口气，转向我小声地用汉语说道：“他就是想找茬，别担心，一会儿你给他塞点钱就行了。”我诚恳道谢，大爷便回去继续通关了。

在我坚持不能为他解锁手机展示相册的情况下，他示意我跟他走。过往的经验告诉我，这是要“小黑屋伺候”了。哈萨克斯坦诸如机场、火车站等设施的检查点同俄罗斯一样，一般都设有一个单独房间，单面玻璃。房间里有监控和联网系统，用来对“可疑分子”进行筛查。

“请出示你的护照。”我把护照递过去，他翻到签证页，“不是大学生？”

“不是，我是来进行访学的研究生。这次来边境也是为了调研。”

“什么专业？”他示意我坐下。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达瓦里氏，我要见你们领导。”我正色跟带我进来的警察说道。

“可以。”也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句话，他反应了一下道，“你找我们的领导做什么？”

“只是想把刚才的事复述一下，如果确实违反了哈萨克斯坦法律，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答道。

“那样可能事情就真的严重了，现在我只是需要确认你没有做违规的事情，需要你配合我，如果确认没有做的话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了。”他把手机递回给我，“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拿着给我展示。”

继续挑战警察把事情闹大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来说确实不是明智之举。经过短暂考虑，我解锁了手机。他在我身边坐下，从相册底部向上翻起来：“这些，还有这些，都必须删除。”他双击屏幕选定了我从扎尔肯特出发后在车上照的全部三十多张照片。

“这些照片都在海关区以外，路上没有禁止拍照啊？”我指着照片上的道路、商店、民房等向他分辩。

他从兜里掏出一部旧的诺基亚手机，拨通一个电话：“阿尔曼（人名），从扎尔肯特到我们站是不是禁止拍照，是吧？好的，我知道了。”然后迅速挂断，“我刚跟同事确认过了，整个路途都不允许拍照，所以你必须删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直接点了删除键，又熟练地点到“最近删除的照片”文件夹，把里边的内容全选删除。

整个过程看得我目瞪口呆，他却心满意足地站起身表示我可以走了，丝毫不提我没有在海关大厅拍照这件事：“你可以出去通关了，欢迎再来哈萨克斯坦。”

“我不出境，我下一班车回阿拉木图了。”他给了我一个“您请便”的表情，就把我让出了房间。

从事件开始到结束一共也就持续了十五分钟，而我是既气愤却又无奈。

二、心里有数

从我个人而言，在身份合法、手续齐全、行为得当的情况下，大多数时候在街上面对巡警的盘问时都能够全身而退，但另外一个警察群体——交警，就没有这么好对付了。

因为相较于外貌来说，外国人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外国人和外资公司名下车辆的车牌颜色为黄色，同本国公民的白色车牌相比极为显眼，这也间接导致了黄牌车辆在哈国频繁被拦。

2016年冬，我应朋友之托去阿斯塔纳机场接人。算好了路况和时间后，我顺着Kabanbai大街驶出市区，在城郊公路上正常行驶。路过一个路口后，后方突然响起了警笛声，一辆警车跟了上来并示意我靠边停车。

从车上钻出一个“圆滚滚”的警察。之所以说是“圆滚滚”，一是因为他体态确实很壮，二是因为当时的阿斯塔纳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他不知套了多少层棉坎肩，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踩着路肩上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示意我摇下窗户，慵懒地敬了个礼让我出示证件，并表示“您超速了”。

哈萨克斯坦城市内限速为60公里/小时，作为“老司机”的我一直的习惯都是卡着最高限速开车。彼时的哈萨克斯坦城市内是有测速装置的，但是数量很少。交警查超速大多是在车内架设一台机器，一般由一人盯着机器，一人负责拦车。

我回头看了一眼停在后边的警车，车内并没有其他警察，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争辩了几句后，我拿不出自己没超速的证据，而他也不展示我超速的证据，但是坚持要对我进行三万坚戈（约合人民币六百元）的罚款。

“经验丰富”的我表示能不能进车里谈一谈，警察向我比划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说道“按照规定我不能进你的车里”，然后指了指自己警服外背带上的一个很小的录像装置。我瞬间明白，表示理解。

“我再去查看一下机器数值，确定一下你刚才的时速。”他转身走向警车，开门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最外边的一层警服换掉了。

他打开后门钻进车的后座，警惕地看了一圈：“行车记录仪，没有吧？”

我表示没有：“您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学生，不是商人，是帮朋友去机场接人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那我们这样吧，”他用手指比了一个“2”，“我也不耽误你去接人。”

“达瓦里氏，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即使超速也就是五千至一万坚戈的罚款，更何况我认为我并没有超速。”

“那你想怎么样？”

我低头看了看时间，如果继续耽误下去可能会误了时间：“三千，给您和同事们去喝茶。”意思是自己知道这些钱是不用上缴的，纯属他的额外收入。

“会有人查看刚才的录像的，到时候我也要有交代。”他又用手势比了一个“1”。这个时候他完全显现出了一个商人的气势，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七千坚戈成交。下车后，他拽了拽身上的警服，立马恢复了警察的模样：“你确定刚才没有任何录像录音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向我敬了个礼：“请注意行驶安全。”然后转身离去。

在哈萨克斯坦期间，我同另一名在哈访学的学者朋友进行了两次环哈调研，分为北线和南线两次进行。在进行北线调研的时候选取了一个哈国人经营的租车公司，车牌照为白色，但在结束行程返还车辆后，被以各种理由刁难要求进行补款赔偿。因此在进行南线调研的时候，选取了一个美国合资的知名租车公司，但美中不足的就是车牌照颜色为黄色。

两次租赁的车辆，牌照分别为白色和黄色（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两次行程相比较，南线过程中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要远高于北线行程。

在2015-2017年，哈国各地之间高速公路数量极少，大多数都是类似国道的双向两车道公路。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替代品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交警们大多在公路拐角处或者南方山路的角落中对过路的车辆进行拦截，所有司机都对此深恶痛绝，也衍生出了一种暖心的道路文化——

如果在公路上看到对面驶来的车辆向你闪三下远光灯，就要马上减速平稳行驶，因为这是对方在告诉你，“在你那一侧前方有警察在查车，小心些”。接收到信息的车辆也会同样闪灯表示感谢。

这种互相提醒的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被拦下的概率，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得靠运气，因为是否是“平稳驾驶”警察也是有发言权的。

被拦的多了，心里就有数了：远远看到警察手持警棍向我们晃动，我就会让朋友准备五千坚戈的零钱放在我兜里。与在城里时司机不准下车的规矩不一样，在国道上被拦下后司机需要自己拿着各类证件和文件前往警车边上给他们检查。而进入警车内“展示违章证据”的过程基本上也就是交易的过程。

“违章证据”基本就是一个屏幕上回放的车辆录像和通过速度，没有限速提示，没有超速警告，就是口头告诉你“你超速了”——你的通行速度永远超过他们口中的限制时速。准备零钱的意义在于，如果你在掏钱的过程中露出了“大票”，那之前费劲谈好的价格就依然存在着改变的可能。

交警们也对两个开车进入各种“偏远地区”的外国学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友好”地进行茶水费金额商议后，往往也会跟问两个和中国相关的问题、开上两个不痛不痒的玩笑。

随着自己的砍价技能渐入佳境，茶水费也慢慢从最开始的一万坚戈变为了五千、三千甚至两千。这样下来，每趟约两千多公里的行程花在“茶水费”上的价格也可以控制在七八百元人民币左右，为了心理平衡，姑且就当是给高速公路交的过路费吧。

交警在路上拦车盘问（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无可奈何

对于警察的各种贬损充斥着整个俄语网络世界。

在2011年有俄罗斯媒体在街头进行采访“你更害怕警察还是流氓？”，得到的回答大约是各占一半。而在评论区中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批判警察。在哈萨克斯坦，当地出租车司机将交警称呼为“狗”。“xxxx（脏话），前边有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表示不解，司机说：“因为他们干的也不是人事儿。”

初到哈萨克斯坦时，我认识了楼下一位名叫阿依达的当地阿姨，那时她的小儿子阿里刚刚入伍在总统府做卫兵。有一次他休假回家和朋友聚会时叫我一起参加，里边刚好有一个警察朋友。二两酒下肚后大家互相开起了玩笑，我也就随着一起发了发牢骚。

“科里亚，不瞒你说，你说的那些事儿我也干，”他举起酒杯，“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跟他碰杯，他一饮而尽：“我24岁了，做了快三年警察了，你猜我每个月工资多少钱？不到七万坚戈（当时约合一千四百人民币）！你要知道，阿斯塔纳现在已经没有低于二十万（指每平方米价格，约合四千元人民币）的房子了！”

我转头看了看阿里，他低着头撕着手里的馕，脸上也带着苦笑。我知道阿里一家四口就挤在我租住地方楼下的一套不到40平米的一居室里。

“我得干15年才能买一间40平米的公寓！我还没有女朋友呢，那以后结婚，孩子怎么养呢？”

一桌人都没有说话，警察朋友顿了顿接着说道：“国家给我们的钱太少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做法真的是为了生活，并不是贪得无厌。”

除了自己的生计压力外，他还在后边的聊天中向我诉说了工作中面临的其他种种。由于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百姓的偏见和怨恨，他甚至在便装生活中不敢透露自己的警察身份。

这个朋友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我产生了影响。挨罚是挨罚，砍价是砍价。以后再遇到警察收茶水费，哪怕明知是为当地政府工资发放不足买单，只要想到他的这一席感叹，却也说服自己算了。

回想自己的整个国外生活，关于警察的记忆真的全部都是负面的吗？

某年冬天的俄罗斯，下午四点多天就已经开始暗下来。从地铁终点站出来后身后大概十米的位置一直有个穿着皮衣的光头青年跟着我，那可能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光头党”。

我正在犹豫跑不跑、按什么路线跑，突然响起一声警笛，警灯红蓝相间的颜色照在了我前边的雪地上。一辆警车缓缓地从后方跟了上来，而我再回头看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的人早已没影了。警车就随着我的步速慢慢地跟着，没任何动作也没人说话，一直跟到看着我进小区，这才加速驶离。而当时年纪不到20岁的我羽绒服里早已湿透。

一个在阿拉木图读博士的女性朋友也向我讲述了相似的经历：疫情暴发前的某天晚上，她从运动馆运动完回家，天已经很晚了，路上也没有人。突然对面来了三四个小混混模样的人，径直着朝她走来。就在她不知所措时，一辆警车慢慢开到她身后并且亮起了警灯，“一瞬间就不怕了！”她说。

警察在全世界都属于绝对的高危职业，在独联体国家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几乎整个社会的敌意。据统计，2020年2月至4月，仅在阿拉木图市就发生了35起袭警事件；而自哈萨克斯坦独立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797名警察在执行任务中丧生，2604名警察受重伤。

在了解了上述数据后，再想想在室外拦住我查护照的巡警、海关查我手机删照片的警察、路上收“过路费”的交警，所有这些场景中的各种愤怒、不服甚至好笑，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再看又显得可以被理解了。纵使他们前边刚拿了人们给的“茶水钱”，但当危险真正出现时，警察却也是我们在外游子唯一能够信任和依靠的群体。

四、结语

2020年10月29日的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扩大会议上，总统托卡耶夫提议进一步为警察群体提高工资并追加住房补贴。与此同时，自2018年开始，全国开始精简警察队伍，至今已经减少了近20%的警察人数。

和那个一起喝酒的警察朋友已经失联多年，今年他应该也快30岁了。不知道他涨没涨工资，结没结婚，买没买房，生没生孩子，是不是还在街头为了生活“奋斗”。我有点想跟他再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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