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今依然备受关注。美国学界所书写的中国边疆史有何特点、动向？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边疆史？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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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缘起和代表性人物？

孔令伟：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奠基于二十世纪初期。这段期间美国学界主要继承了来自欧陆的汉学以及中亚语文学学术传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1854-1914）、劳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以及魏复古（Karl Wittfogel,1896-1988）等人。

此时的美国学术界主要是受到法国与德国学术传统影响，如柔克义曾留学法国；劳佛与魏复古皆为德国莱比锡大学出身。欧陆传统中对于美国学界的影响中，又以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一系最为深远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

如1928至1929年间，伯希和曾受哥伦比亚大学聘为中亚语文学讲座赴美授课；1935年柯立夫（Francis Cleaves,1911-1995）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前往巴黎留学师从伯希和，返回美国后在哈佛大学开创了该校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研究传统。1961年，曾师事伯希和的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从英国剑桥大学转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并奠定了该校中央欧亚研究的基础。

除了接受欧陆的学院派传统外，美国学界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亦不乏现实关怀。例如第一位学习藏语文的柔克义本人为一位外交官，并曾于1905—1909年间出任美利坚合众国驻大清国公使，其1910年于《通报》上刊载之长篇论文《1644—1908年拉萨达赖喇嘛与中国满洲皇帝的关系》（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分量，还为西方读者理解当时的内地与藏地关系提供了敏锐的观察。

相对于与法国学界有过渊源的柔克义，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立基在大量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则更进一步地反映出美国本土学界对于中国边疆的现实关怀，这也体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关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在方法以及研究视野上的多样性。

欧文·拉铁摩尔与蒋介石在重庆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拉铁摩尔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同时也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和国共双方的高层都有来往。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否使其研究彰显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特点？

孔令伟：从严格的学术划分来说，拉铁摩尔的研究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从研究区域来说，他主要研究以蒙古为核心的内陆亚洲；就学术范式而言，拉铁摩尔与二十世纪初期深受欧陆传统影响的美国汉学亦有本质上的区别。拉铁摩尔曾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奖助，得以周游新疆、内蒙以及东北等地从事实地考察研究，这与当时强调文本翻译、研究的美国学院派汉学在方法上十分不同。

拉铁摩尔的治学特色，在于结合现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以历史研究视角试图观照当时内陆亚洲的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现实议题，这点主要与他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的在华经验有关。如拉铁摩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寓居北京期间，曾与当时在华的国际人士广泛交往，而后其在四十年代出任蒋介石顾问的缘故，更使他在关怀内亚历史与现实议题方面往往有着不同于当时其他西方学者的独特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个人学术著作外，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拉铁摩尔对美国学术界整体并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遗产，这也间接造成美国冷战时期的中国学研究，最终由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为代表的沿岸海关以及内地研究为主流，而内亚边疆研究却相形失色的情况。

1972年10月6日，新华社报道周恩来总理会见拉铁摩尔

观察者网：二战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有所调整，这对于当时美国学界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有何影响？

孔令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诸如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鲍培（Nicholas Poppe,1897-1991）等来自欧陆的杰出学人移民美国，不仅如此，诸如札奇斯钦（Jagchid Sechen,1915-2009）、贡布扎布•杭锦（GombojabHangin,1921-1989）以及萨迦达钦仁波切（JigdalDagchen Sakya Rinpoche,1929-2016）等蒙藏知识人亦受邀前往美国长期讲学任教，这些战后因现实因素所导致的新移民浪潮不啻为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再添新血。

需要厘清的是，在二战之后直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学界中涉及中国边疆史地的相关学者，其学科建制主要散落在蒙古学、藏学、阿尔泰学、中亚学乃至于斯拉夫研究中，而不再集中于传统汉学的领域内，这点主要与当时美苏对峙下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关。

至于在冷战区域研究风潮下所兴起的中国研究，则更关注中国沿海以及内地，其中尤以费正清所领导的研究流派一枝独秀。换句话说，1945年至1991年间美国学术界涉及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并不主要集中在中国研究或者东亚研究中，反而相对被归类在内陆亚洲或者俄罗斯相关研究的学科脉络下。

1991年苏联解体后，内亚与东亚研究过去保持一定距离的平行发展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冷战的结束直接导致了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变，如过去苏联学（Sovietology）因失去现实意义从而研究经费遭到大幅削减。

此外，由于苏联的解体，蒙古、西藏以及中亚等地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军事战略意义一落千丈，内亚研究的研究条件也连带遭受到重大的冲击。过去由于冷战而在美国学界兴起的内亚研究，也因此在1990年代经费缩减的情况下逐步萎缩，最终造成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等过去美国内亚学研究重镇纷纷收摊，仅剩下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在1993年将原有乌拉尔—阿尔泰学系改名为中央欧亚学系，成为此后美国唯一以蒙古、西藏以及中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正规系所。

至于哈佛大学的内亚研究则在傅礼初（Joseph Fletcher, 1934-1984）英年早逝后，由当时已经年迈的柯立夫主持下维持了内亚与阿尔泰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

总之，美国学界后冷战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话语权，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等现实条件的转移，从传统的内亚学转入东亚学研究者手中。这个现象具体主要反映在学科建制的转变。以藏学为例，在1990年代以前美国藏学研究教席职位除了宗教学内的佛学研究外，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内亚研究。然而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设立了现代西藏研究讲座并聘请滕华瑞（GrayTuttle）担任教授，此外哥伦比亚大学还在1999年于魏德海东亚研究所（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成立现代藏学研究项目。

在短短二十年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一跃成为今日美国乃至于世界学林公认最重要的藏学研究中心之一。不同于美国其他藏学相关机构主要研究藏传佛教以及梵藏文献对勘，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藏学研究以十七世纪以降的西藏历史以及藏汉满蒙关系史为研究焦点，试图突破过去以印藏佛学为核心的美国藏学研究范式。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作为美国第一个设置藏学专业方向的教研机构，正体现出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已经从过去内亚系逐步转往东亚系的整体发展趋势。

美国学界中国边疆史主流由内亚学往东亚学的转移，除了上述1990年代以降美国满学与藏学学科建制的变化外，蒙古学似乎也有类似的趋势。例如美国知名蒙古史家艾骛德（ChristopherAtwood）近年从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中央欧亚学系转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任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体现出蒙古学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仍值得进一步观察。

观察者网：内亚学式微，东亚学崛起，具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孔令伟：相对于1991年后内亚研究在客观研究条件上逐步萧条，与此同时美国的东亚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却得益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长而愈加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而美国东亚学乃至于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则具体反映在其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尤其是在中国学内开始有美国学者反思费正清立基于中国沿海海关研究所建立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个思潮下形成了如柯保安（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等一批著作。

除了以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进行相关回应外，美国的东亚学乃至于中国研究内部也开始出现一批如羅友枝（Evelyn Rawski）、欧立德（Mark Elliott）与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等为代表的学者反思过去中原中心或者汉文化本位的研究范式，这也就是后来外界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兴起背景。从美国学界思潮的内在理路看来，今日所谓的“新清史”在1990年代似乎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团体，而他们所要对话或者回应的主要对象，也并非中国的同行，而是费正清、何炳棣这一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巨人。

考察羅友枝、欧立德与柯娇燕等人在1990年代的学术著作，除了强调重视满文史料所体现的主位视角外，很难发现他们在史学理论或者方法上有其他更为紧密的共同性。而就学科训练背景来说，这些强调满文史料重要性的清史学者，主要仍是为东亚学内的中国史而非内亚学出身，他们主要受到傅礼初的影响。但相较于傅礼初认为清代满文史料与汉文史料记载相差无多的保留态度，他们对满文史料的丰富性抱持着积极态度。

欧立德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90年代美国东亚系出身的中国史研究者强调满文史料的重要性之前，美国内亚学研究者乃至于欧陆、日本以及中国学界已经关注满文、蒙古文以及藏文等多语种史料对于理解清代中国的关键意义。换句话说，所谓“新清史”的“新”是一个有指涉性的相对概念，而他们所要回应的既有思潮主要是费正清、何炳棣与傅礼初等美国东亚史前辈学者，而不是欧陆、日本乃至于中国既有的内亚学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与美国东亚研究传统关系密切的羅友枝、欧立德与柯娇燕等人，与欧陆学术传统关系相对紧密并且出身自印第安纳大学的内亚研究者，如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艾骛德以及艾鸿展（Johan Elverskog）等人，虽曾使用满文史料撰写清史相关著作，却不被视为所谓的“新清史”学者。究其原因，也正体现出美国内亚学与东亚研究这两个学科传统之间的微妙距离。

总体来说，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主要有三种层面的影响。

第一，在中国研究的框架之下，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原内地与满蒙藏等民族地区的历史往来和互动过程，并重视多语种史料的学习以及运用。

第二，在东亚学的区域研究视野下，超越现代国族区分的跨境研究可以想见将是未来美国学界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热点，如近期美国学界出现了一批关于满洲、朝鲜、俄罗斯以及黑龙江土著民间往来的相关著作，其中又以宋念申《在现代东亚制造疆界：1881-1919年图们江勘界》（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王元崇《重塑中华帝国：1616-1911年间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以及金由美《族群之蛹：中国的鄂伦春人以及清朝边疆治理的遗产》（Ethnic Chrysalis: 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这也是何以我和这三位新书作者连同罗友枝，将在2019年3月于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亚洲学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Studies）组织一场论文组重点以东北亚为核心探讨跨境研究范式的主要原因。这种以东北亚作为研究规模的跨境视野有别于过去强调制度史、社会史的满学研究，试图置换“边缘”与“核心”之间的权力关系，不仅将边疆重新诠释为活动的主体，更为落实将东亚作为有机的整体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

第三，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与近年流行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出现了对话的趋势，例如谢健（JonathanSchlesinger）《帝国之裘——野物、原始地域与清帝国的自然边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将清代边疆治理下的蒙古环境史放置在十八、十九世纪全球皮草贸易的脉络下来理解，便是其中一个实例。

从多元的中国研究、东亚史视角乃至于全球史风潮这三个层次看来，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呈现了一种愈趋多元的态势，强调满文文献的风潮虽然重要，但只是1990年代美国东亚研究内部的一种反思浪潮，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学界整体思潮的发展。

观察者网：关于“新清史”，国内学界前几年不乏批评之声，主要是认为这样一项研究可能有解构中国的意指。对此，美国学界中“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是否有所回应？现在，“新清史”的相关历史论述、历史解释在国内外是否还有市场？

孔令伟: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美国“新清史”多有批评。如果学术批评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术理解与交流，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无需多言。然而某些对“新清史”的批评可能是对学术语境的误读所导致，如您所说有人认为其“有解构中国的意指”，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情绪性的误解而非纯粹的学术讨论。

首先，美国学术界是否真的存在自我认同为“新清史”的学术实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很多被点名的美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用“新清史”一词自称。不仅如此，有些被外界视为属于“新清史”的学者，甚至曾公开表示对所谓的“新清史”一词抱持保留态度，例如柯娇燕就是一个例子。

柯娇燕在2014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新清史’，英文是‘New Qing history’。在美国，很少有人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一次也没有用过。”（http://www.cssn.cn/zx/bwyc/201409/t20140901_1311758_2.shtml）。而在拥有悠久内亚史研究传统的欧陆以及日本学界，更是鲜少有学者提及“新清史”一词。由此可见，近年来某些评论所称呼的“新清史”，其实是在中文世界特定语境下被想象构建出的一种话语。

柯娇燕

至于您提到有人批评“新清史有解构中国的意指”，这似乎说明有些人试图标签化一个称呼为“新清史”的学术团体，并通过对其批判来达成特定目标。例如被视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欧立德等人，并没有表示清朝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是要解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而是要强调“中国”作为历史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重性，与现代国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与清代所谓的“中国”并不是同一种概念。换句话说，“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动的，而现当代的“中国”与历史时期的“中国”在概念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收入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新清史”不仅没有否认清朝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被外界定位为“新清史”的学者，基本都是在美国高校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换句话说，这些被中国学界视为“新清史”的美国学者，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叙事以及所参与的高教体系，基本是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框架之下，并没有把清朝史划出中国史范畴之外的企图。相反的，美国历史学界的整体趋势，不仅没有将内亚研究与中国研究进行切割，反而是从学科建制上将二者紧密结合，这也是何以美国亚洲学年会中将“中国与内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制，与东南亚、南亚等区域研究相提并列。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研究在美国学界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国的藏学与蒙古学研究也开始有向中国研究靠拢的趋势。例如传统上被归入南亚研究的藏学，近年来也开始进入东亚研究的视野中，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藏学研究项目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在冷战后被归入中央欧亚研究的蒙古学，近年来也向中国研究靠拢，如前述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近年开始推动蒙古学基本也体现了这个学术发展潮流。

总而言之，美国历史学界整体并没有将中国以及内亚研究二者进行切割的意图，近年的学术潮流反而是强调二者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因此通过想象建构并批判所谓的“新清史”，不仅不能体现美国学界真正的发展脉络，反而极有可能陷入一种稻草人谬误（straw man）的逻辑怪圈，相信这是中国学界有识之士所不乐见的。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呼尔满大捷》

观察者网：在您的观察中，美国的中国边疆史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立场或问题意识？

孔令伟：从史学思潮而言，近年来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受到边地研究（borderlandstudies）、边疆研究（frontierstudies）、族群研究（ethnicstudies）以及比较帝国研究（comparative imperialism）以及全球史（globalhistory）等理论范式的影响。就边地和边疆研究的角度来说，其对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要影响，在于强调核心（metropole）与边缘（periphery）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接触地带（contactzone）对于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这也具体反映在近年来美国学界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中原以及中央欧亚地区交界带的区域研究，例如近年美国藏学研究中兴起的安多以及康区研究便是显著的例子。

在族群研究理论方面，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强调族群认同形塑与发展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近年亦关注跨族群文化交流所形塑的普世认同，如佛教文化圈如何在历史时期沟通满、蒙、汉、藏关系乃至对形塑整体国家认同即是一例。而受到比较帝国研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也试图用帝国（empire）的框架来理解清代中国，进而将清代中国统治下的中央欧亚与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关系作进一步的比较性研究。至于在全球史风潮的带动下，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边疆地区对于欧亚大陆跨地域整合乃至于近代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的史学理论的影响外，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亦对人类学理论多有借鉴，其中近年比较显著的主要是关于游牧主义（nomadism）以及佐米亚研究（Zomiastudies）的相关讨论，二者对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启发在于挑战过去以农业社会以及科层组织作为衡量文明与国家发展程度的准绳，并指出松散而灵活的政经与社会结构实际上在中央欧亚有其适应性及优越性，并进一步强调游牧与佐米亚社会结构对于中国边疆治理所产生的主动影响。

可见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在理论思想层面具有相当的多元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所总结的边地研究、族群研究乃至于全球史等理论，基本都是建构在以美国以及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历史经验之上，例如美国的边地研究理论主要源于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问题的讨论，而族群研究则以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历史问题为理论基础。这些以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背后，主要也传达了美国所构建之普世话语。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史所关怀的“全球化”叙事，实际上可能也隐含了美国单向对外输出普世话语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霸权。

未来中文学界如何完整地理解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多元性及其内部差异，就双方进行实质性学术交流展开进一步对话，并同时参考、借鉴乃至于反思美国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最终总结出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边疆研究理论，将是有识之士所需要努力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