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少华】

2025年1月，中国杭州DeepSeek公司发布人工智能（AI）大模型，凭借其“开源、低算力、高性能”的特质直逼美国主流生成式AI模型，引发英伟达股票市值波动。回溯2019年美国制裁华为公司至2022年“1007规则”发布，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华从单点封堵转向全方位打压。

然而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出现美国预期的“停滞”，反而在以国家主导的军事装备、航空航天、太空探索，以市场主导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年10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双刃剑”效应》报告中承认，对华技术封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发展。¹

为何美国曾屡试不爽的技术管制工具对中国失效？美国的打压仅能延缓中国技术创新速度，却无法阻断中国产业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进程。本文从技术与产业的互动关系、中国全产业体系构建历程、中美技术创新模式对比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中美技术竞争的底层逻辑。

一、技术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体两面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²。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速构建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英国等欧洲国家长期占据技术研发与产业结构顶端，技术创新自此成为产业革新的核心动力。从蒸汽机与纺纱机的结合推动机械工业到人工智能重塑算力经济生态，无不说明技术与产业是技术创新的“一体两面”。技术决定产业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与竞争格局；产业为技术商业化提供应用载体，以及为技术迭代提供资金支持、场景拓展与更新反馈。

（一）技术重构产业“生产函数”

技术的“外溢效应”（跨产业拓展应用）使其通过四条路径重构产业“生产函数”：（1）从技术单点突破带动产业全方位升级；（2）后发国家依托技术追赶实现超越；（3）技术革新推动产业融合创新；（4）产业体系从数量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势。通过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保护，技术成为垄断性资源，掌握核心技术就可主导产业与市场格局，推动产业从“低效率、低附加值”向“高效率、高附加值”跃迁。

这一过程催生了全球经济两大趋势：企业垄断化（少数企业占据超额资源）与产业集群化（少数国家/地区主导高端产业）。斯宾塞·翁（Spencer Kwon）等研究表明，1930—2020年，全球1%的企业的总资产占比从70%升至97%，垄断领域集中在金融、制造、服务、贸易和公用事业。³

标普500上市企业总市值在2026年1月6日到达62万亿美元

技术创新改变产业体系生产方式、创造产品生态体系与新应用场景、打破产业壁垒实现跨界融合。例如在汽车领域，传统内燃机发动机汽车建立在“发动机、变速箱与底盘”三大核心部件基础上，形成了由美、日、德主导的全球垂直产业链格局。当动力电池与智能驾驶技术突破后，汽车产业迈入智能网联新时代。汽车从传统机械工业垂直产业链转变为“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信息工业”跨界平行产业链。在机械工业时代，德、日汽车产业占据优势地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德、日两国在信息工业领域毫无竞争力。中美凭借信息技术领域优势主导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推动汽车工业从“动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新时代。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后重构企业生产流程—使传统刚性生产升级为“定制化+标准化”柔性制造，这既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降低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进而拓展市场规模，为技术创新注入更多资金与场景资源。

（二）产业推动技术迭代方向

产业由制造业与市场两大核心构成。产业发展史表明，许多创新技术最后被束之高阁不能归咎于技术本身，而是该技术无法产业化的缘故。“点错科技树”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化成本过高或市场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未经产业化的新技术仅是实验室成果。产业的“卡脖子”短板与庞大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直接驱动力。产业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与资源支撑，更决定技术迭代的发展方向。

电力技术发展初期，爱迪生的直流电与特斯拉的交流电路线之争，最终因电网规模扩张与远程输电需求，交流电成为主流；而近些年光伏产业崛起后，分布式发电与储能场景使直流电技术重新成为分布式电网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成为主导即将到来的算力经济的基础体系，为了保持与中国的竞争优势，拜登政府组建全球技术联盟对华实施“小院高墙”战略：基本禁止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禁止荷兰ASML公司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生产高端芯片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被严重“卡脖子”的环节。

在战略需求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中国政府与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持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中国通过三期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2014年、2019年、2024年）、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合肥等）及人才税收优惠政策，集中支持建设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包括半导体生产上游设备、材料、AI芯片等核心领域，实现国产替代，甚至美国“卡脖子”的领域成为中国必须支持实现突破的政策依据与产业实践。

2025年4月，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对重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直接冲击了美国军事工业：战斗机、潜艇、导弹、雷达、无人机等生产受阻。截至2023年，中国重稀土产量占全球99%。

美国本土缺乏提炼技术与工厂，重稀土成为其军事工业的“卡脖子”领域。为此，美国国防部投入4.39亿美元建设国内重稀土产业，重启加州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稀土矿、兴建得克萨斯州的精炼与磁铁供应链，并承诺无论未来国际重稀土价格如何波动，美国国防部都按照固定价格收购所有重稀土。⁴中美这一互动充分印证，产业需求是推动技术创新与迭代方向的核心因素，且两国都走向“国家主导产业规划”的竞争模式。

（三）技术与产业的非均衡关系及演进规律

技术与产业虽紧密关联，但两者目标存在差异：技术追求前沿性与研发突破，需持续高成本投入；产业追求应用场景、产能效率、规模优势、商业利润，核心诉求是“成本可控、质量稳定、供应链安全”。

在技术领域，依托小而精的研发团队与充足资金，即可在特定领域保持先进水平，但技术扩散为通用型技术后，需持续探索更尖端方向；在产业领域，核心是构建“全链条”制造体系，注重实用性与可持续性。在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条件下，基于成本因素，产业缺乏使用更先进技术的动力。技术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但真正促进产业发展的是能够盈利的技术。

技术与产业之间是非均衡发展关系，两者经常处于错位状态，主要表现为三类场景：一是“技术先进但成本高、市场小”，产业缺乏应用动力，出现“市场失灵”（如氢燃料电池）；二是“产业需求大但技术落后”，外部技术管控导致“卡脖子”（如中国早期半导体产业）；三是技术与产业被少数企业垄断，长期抑制创新（如微软对操作系统的垄断）。

当三类场景涉及国家安全时，政府需通过法律、产业政策或国家资本介入，例如美国国防部入股稀土供应链、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支持国产替代。“自主可控技术研发”与“独立完整产业体系”已成为强国的两大核心基础。历史上的全球霸权国家（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均同时具备技术与产业优势。

从工业革命历程看，技术与产业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技术研发门槛与产业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度持续上升。

一是“新技术孕育弱产业”阶段，即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中）时期。在这个阶段，蒸汽机与纺织业结合，构建了煤炭、采矿、钢铁等初级工业体系，形成分工模式与工业区域，催生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雏形。这一时期技术门槛低、扩散快，少数技术工人凭借长期经验与记忆，就能协助新区域构建出庞大产业体系（如珍妮纺纱机）。美英曾因“技术移民”问题爆发冲突。

二是“新技术巩固强产业”阶段，即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20世纪初）时期。在这个阶段，电力与内燃机技术推动产业分工精细化，构建出更复杂的制造方式与产业集群。由于技术门槛提升，单纯引进技术工人与机器已不足以掌握某项技术，因此19世纪中叶英国废除了技术移民与机器出口禁令。⁵

“福特流水线”生产方式将奢侈品转化为标准化工业品；以电力照明、汽车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品走进美国千家万户。电力、石油、公路等新兴领域成为现代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产业需求推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门槛变高，技术传播扩散速度开始放缓。

福特流水线让汽车走入大众 福特公司

三是“强产业主导新技术”阶段，即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中—21世纪初）时期。在这一阶段，互联网推动全球化进程加速，快速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供应链与市场。制造业依托信息技术提升效能，技术门槛急剧增高，并且依赖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户外基站/海底光缆），由于大多数国家缺乏完整的强产业体系与新型基础设施，新技术缺乏应用基础。例如大型工业互联网，多数国家因缺乏完整产业体系与5G网络，因此无法参与“智能制造”产业革命。

四是“强产业引领强技术”阶段，即人工智能时代（21世纪以来）。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依赖数据、算力、电力三大基础设施，其中，算力基础设施技术门槛高、建设成本大、应用场景复杂。2025年，全球仅33个国家拥有AI算力中心与公共云，主要分布在北美、亚洲、欧洲与中东，巴西与南非分别是南美洲与非洲唯一拥有云计算中心的国家，但是全球90%的算力中心由中、美科技公司运营。⁶技术研发与应用门槛被急剧推高，除了少数拥有强产业体系的国家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传播与扩散几乎难以实现。

任正非先生指出：“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⁷核心逻辑在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与强产业体系、新基础设施、超大规模市场结合。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技术跃迁，对各行各业及未来产业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工业发展历经了新技术建构弱产业、新技术巩固强产业、强产业主导新技术、强产业引领新技术四大阶段。

新技术研发应用的场景与范围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大。产业体系的评价指标已从“工厂数量与规模”转向“完整基础设施、庞大产业集群、充足人力资源、超大市场规模”四个核心维度，多数弱产业国家将被排除在技术创新之外。

（四）强产业引领新技术：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

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的理论依据源于“技术扩散流派”，该流派的核心观点如下。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后发国家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通过直接引进使用最先进技术、跨越发达国家之前的技术应用阶段，实现赶超式发展。⁸发展经济学主张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增长与经济结构完善，通过吸收先进技术，最终实现生产率趋同。⁹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赶超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唯一途径，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专利制度“抽掉梯子”，阻止后发国家获取先进技术。¹⁰杰弗里·丁（Jeffrey Ding）强调“通用技术扩散决定大国崛起”，如英国因机械制造技术崛起、美国凭标准化制造超越英国，而日本却因信息技术扩散不足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¹¹

根据杰弗里·丁的“通用技术扩散理论”，中美权力转移并非必然，在人工智能即将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为了防止被中国超越，美国必须阻止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国扩散（包括人才培养），管控技术扩散即可遏制中国创新。

然而现实悖论是：中国早已跨越“新技术培育弱产业”阶段，已迈入“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体系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而是技术创新的动力。美国技术创新依托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这种根基差异使美国管制仅能延缓中国创新速度却无法阻断进程，反而倒逼中国构建全新独立技术路线（如华为鸿蒙系统、中芯国际DUV多重曝光技术以及非英伟达CUDA生态体系的人工智能模型）。

二、中国全（强）产业体系构建历程（1949—2025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023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29%，两项指标均超过“七国集团”总和。¹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24年发布的《工业化的未来》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将占全球45%，相当于美日德三国总和的2.3倍。¹³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制定了《标准行业分类法（2008年版）》，将所有工业门类分为20个“部”、95个“科”、396个“组”、912个“类”。¹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国拥有联合国ISIC目录中所有“部科组类”产业部门。¹⁵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全产业体系国家。从分类、数量、体系、结构、总产值的指标看，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制造业强国。

中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

现有经济学界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如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市场经济活力等）均回避了核心因素：中国的国家角色。本文认为，内忧外患的国家安全环境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自建党伊始，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因此中国共产党将追求先进生产力与工业化同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融为一体。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就以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结构标准去规划与设计中国国家与社会、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封凯栋认为，中国政府是制度保障者和资源配置者，发展和维系本土高质量的工业创新活动；中国政府是创新系统转型的关键推动者，推动本土工业创新活动从原有的发展模式转向新的、更具创造力与效率的模式。¹⁶新中国70多年的产业发展历程可以被视为三次工业革命的“浓缩版”，本质上是建立中国独立自主完整产业体系的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初步构建完整工业体系—新技术孕育弱产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以重工业与装备制造为核心目标，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工业化进程，其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依托外部援助奠定基础。通过“一边倒”战略，获得苏联的资金与技术援助，以“156工程”为引领，初步形成钢铁、机械、能源、卡车等产业雏形。

第二，“自力更生”完善体系。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1961—1969年完成以“工业母机”为核心的“九大装备”体系建设，中国成为继美、苏、法、德、日之后，第六个具有全套工业设备生产能力的国家。¹⁷

第三，区域均衡布局。“三线建设”推动工业向内陆延伸，实现中国所有地区初步工业化，重构全国工业体系与产业布局。如今，重庆的重卡、贵州的无人机、西安的航空等产业集群均源于此。“三线建设”让中国避免“拉美化”，即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出现经济割裂、产业失衡的格局。

第四，关键技术突破。1960—1970年代，中国完成了20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与赶超，包括百万次运算计算机、高精度精密机床、成套石油冶炼、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大基地、“两弹一星”等成果，标志着完整工业体系基本成型。截至1969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规模与产值前十的国家。

1980年“世界银行中国考察团”在报告中评价道，中国“目前已经建成了几乎完整的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¹⁸。

该报告印证，1980年代初中国已建成全产业体系的基本结构，这是改革开放后全面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完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全面走向全球化的前提，而不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技术孕育出全产业体系基本框架，对应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英国的“新技术孕育弱产业”的阶段。

（二）第二阶段（1978—2015年）：自主创新—新技术巩固强产业

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抓住时机立即开启技术引进与产业升级进程，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技术引进与融入全球体系。1973年“43方案”（43亿美元引进26个重化、电力、钢铁等工业项目），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但“市场换技术”战略导致中国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大飞机等高精尖领域失去独立自主的研发、制造与市场体系，中国产业体系被锚定在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

第二，自主创新意识觉醒。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驻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2004年加入“伽利略计划”失败等事件深深刺痛了中国社会，推动“自主创新”成为新共识，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标志着“自主创新”战略正式启动。¹⁹

第三，重点产业突破。2008年之后，中国在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例如高铁、大飞机、北斗导航、4G通信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华为、中兴、奇瑞等企业证明自主创新的可行性。²⁰中国产业体系从“参与全球低附加值代工”向“自主创新高附加引领”转换。

此阶段对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巩固强产业”，中国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夯实产业基础，为后续升级奠定条件

（三）第三阶段（2015—2025年）：自主可控体系成型—强产业主导新技术

2015年，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在超大规模的国家组织与动员结构下，中国开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全面攀升。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全面技术封锁和市场围堵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自主创新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国家与市场协同。中央与地方联动（如国家大基金，北京、上海、深圳国资基金），以“产业需求引导技术研发”，通过国产替代的产业需求推动半导体制造在设备、材料方面的技术突破。

第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全球最大算力网，我国依托智能网联汽车打造“车联网”（第三代互联网），将催生出更加庞大的海量数据新时代。²¹中国主导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革命（水、风、光、核），形成“算力+数据+电力”新基础设施体系。

中国新能源几乎以一己之力引领世界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

第三，全产业链突破。在以中国航天、商飞、华为、新凯莱、华大九天、北方华创、大疆、宇树科技、北斗系统、DeepSeek、特变电工、鸿蒙智行、隆基绿源、中核集团高温气冷堆、百济神州、中国联合影像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驱动下，中国在航空航天、5G、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新材料、无人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导航卫星、人工智能、智能电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光伏、第四代核电、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成为技术创新型引领国家之一，重构全球产业格局。

第四，引领全球移动互联网经济。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通过已经建成的遍布全国的4G无线网络、高速公路与铁路、国有民营共生的云存储和云计算中心，迅速开启并引领了全球移动互联网产业周期，催生出移动支付、网约车、共享单车、网络购物、快递外卖、短视频直播等新兴行业。

这一阶段对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强产业主导新技术”，中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推动和主导了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技术的全面创新。

（四）第四阶段（2025年起）：颠覆性创造新引领—强产业引领新技术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十年算力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标志中国进入“强产业引领新技术”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战略调整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AI底座主导权争夺。中国以“人工智能+”方案，通过行政强制力与市场驱动力加速更换产业体系底座，目标是掌控“建设运营算力中心的能力、训练与运营大模型的水平、构建高阶智能生态的实力”三大核心体系。中国早年错过了Wintel技术底座成为信息通信技术（ICT）时代的追赶者，未来必须主导全球AI算力底座，成为算力经济时代的引领者。

第二，推动新质生产力跃迁。“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将AI、5G、大数据融入智能制造、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家庭，实现工业互联网与智能终端体高度融合，成为国防、制造、医疗、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底层基础设施”，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生态影响不断深化，推动制造与市场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最终将深刻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

中国主导的“强产业引领新技术”新时代将加速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中美技术创新模式对比

中、美两国的技术创新均遵循“技术研发—资本投入—产业转化—市场盈利”的闭环逻辑，是全球具备完整“技术—投资—产业—市场”全循环能力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这一体系的核心特征是：技术创新必须依托产业需求落地、产业发展需通过技术迭代升级，而资本与市场则分别为“技术—产业”互动提供资源支撑与价值反馈。两国均已突破“技术驱动产业”的传统阶段，进入“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新阶段，即产业体系的“规模与完整性、效率与安全性”成为决定技术突破方向、速度与应用范围的关键变量。

尽管中美遵循相同的全循环逻辑，但两国强产业体系的根基有着本质差异：美国强产业体系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通过跨国布局实现产业效率与市场利润最大化；中国则依托国内的完整产业链，构建内生性产业生态。这种根基差异导致两国创新模式的路径选择、风险结构与发展潜力显著不同，这是解释中美技术竞争攻守态势变化的核心框架。

（一）中国技术创新模式：根植于国内全产业体系

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以国内全产业体系主导创新，包括国家构建完整产业框架、系统性产业发展、多元经济体共生、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四大维度，形成“产业筑基—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

1.国家主导的完整产业体系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和国际环境限制，工业化进程异常艰辛，由国家主导构建完整产业体系成为必然。

中国通过六大路径逐步形成覆盖全领域的产业框架：

（1）依托国家行政权力构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与法治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通过国有企业实施长期规划，建成覆盖全国的能源（如电网、油气管道）与交通（如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基础设施网络；（3）依托规模化教育医疗体系，培育符合工业化需求的人力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4）保持独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能力，抵御全球金融风险对国内产业体系的冲击；（5）以“自主可控”为导向推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形成“门类齐全、分工协作”的工业体系；（6）依托超大规模人口基数拓展国内市场，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需求支撑。

上述路径最终形成中国强产业体系的三大核心基石：稳定的制度环境、全门类产业框架、超大规模市场。

2.系统性产业发展而非单一领域突破

中国产业发展遵循“系统性优先于效率”的逻辑。在冷战时期无法参与全球分工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缺乏外部技术与市场支持，迫使中国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全产业体系，形成“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大到强、从强到精”的递进路径。这种“有比没有强”（better than nothing）的整体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内牺牲了部分效率，却为长期创新奠定了全产业基础。

例如，农村医疗“赤脚医生”、教育体系“中专”制度，均是发展初期“适配阶段需求”的系统性建设；高考制度通过专业分配保障各学科人才梯队均衡，避免市场经济短期利益导致的学科失衡。²²

习近平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²³这一论断正是系统性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系统性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全产业体系为技术跨界融合提供了独特优势。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其井喷式发展正是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信息产业（智能驾驶）、电子工业（芯片与显示屏）、通信体系（5G与北斗导航）、智能电网（充电设施）、交通网络（高速公路）多产业融合的结果，印证了“全产业基础支撑技术突破”的逻辑。

3.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结构，国家掌控金融、能源、交通、通信、国防等经济命脉，构建了抵御全球资本的“金钟罩”。这与美国内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专注于内部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相似度。改革开放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机制。中国形成了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各类主体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中国多元经济体共生的产业生态，各类主体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国有企业承担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基站、能源管网），构建产业发展的主体结构；民营企业依托基础设施优势，通过“看不见的手”，聚焦市场需求开展技术应用与服务创新；混合所有制企业则兼具政策稳定性与市场灵活性，成为连接两类主体的纽带。

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为多元经济体共生提供了政策依据。例如通信产业：中兴、华为提供技术与设备，中国铁塔与三大运营商承担建设与运营成本（如“提速降费”政策），建成覆盖全国的4G/5G网络，显著降低市场应用门槛；在此基础上，腾讯、阿里、抖音、美团、滴滴等民营企业快速崛起，推动中国成为全球跨境数据贸易强国，进而支撑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长。

国有企业建设基础设施遵循政治发展逻辑，民营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遵循经济发展逻辑，这种长期规划与市场竞争模式成为中国强产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独特结构。“国有筑基、民营创新”的模式为“技术孕育产业、产业反哺技术迭代”提供了良性循环的基础。

在集成电路领域，国家重点支持上游设备与材料研发，市场则驱动下游芯片设计与应用竞争，形成“政府托底与市场激励”的创新结构。这也是美国对华技术管制陷入两难的核心原因：不管制，中国产业将借助技术实现升级；管制，中国自主创新将得到加速发展，而美国企业将丧失中国市场。

美国能够使用出口管制、长臂管辖等手段制裁中国企业，但是无法制裁中国产业，更无法阻止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超大规模国内循环体系。美国依然以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技术出口管制这一落后手段对待全新的中国强产业结构，即“以旧手段处理新问题”，必然导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工具失灵。

4.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驱动的创新逻辑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存在一定差距，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清醒并且保持着谦逊态度来学习和追赶，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娴熟地使用“产业需求与市场激励推动技术创新”的模式。中国强产业推动技术创新的路径为：通过产业政策构建市场需求—以市场需求构建产业链—以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产业需求与市场利润激励和加速技术创新。

在系统发展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政府的产业规划旨在培育新兴产业整体成功率而非少数企业或项目的利润率，追求产业发展而非资本市场市值。国家是产业发展的稳定器，既防止落后产能阻碍产业升级，又避免旧产业过快消亡引发社会震荡，从而实现产业均衡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在“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共识下，地方政府依据“中国制造2025”“‘十四五’规划”等国家战略，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支持等政策吸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形成“地方竞争、企业集聚、技术突破”的正向反馈。由于行政权力与多元市场结构的双重约束，中国新质产业难以形成垄断，竞争性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中国大模型一直在追赶美国大模型发展速度，而且呈现百花齐放的特征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2009年中央推出“十城千辆”计划，通过财政补贴在10个城市推广新能源汽车（公交、出租、市政、邮政等公共领域），201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10%；地方政府则通过燃油车限购、限行政策，有序引导家庭乘用车向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政府采购与个人消费两大体系共同构建市场规模与需求，推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产业链形成，催生出北京、上海、重庆、合肥、西安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随着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突破，新技术与强产业体系融合，形成庞大的产能规模。截至2025年6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650万台，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亿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超大市场、供应链以及产业集群不仅驱动了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发展，也挽救了美国特斯拉汽车的命运，使其从岌岌可危的破产边缘转变为全球最大新能源车企之一。面对超强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规模与技术优势，中美之间技术管控攻守易位：2025年7月15日，中国商务部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相关技术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实施技术出口管控。²⁴

（二）美国技术创新模式：根植于全球分工体系

美国技术创新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以全球分工体系主导技术创新，通过跨国产业与市场布局，聚集全球资源实现技术突破。然而，这一模式也带来制造业空洞化、人才结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

1.美国形成全球分工体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美国建国初期（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美国建国伊始，联邦党人主张以追赶英国工业为制造业发展目标，规划了“粮食、矿产、能源、纺织、玻璃、图书和军工”七大产业部门。美国政府有组织地派遣工业间谍前往欧洲偷窃技术，并以赠予土地等方式从欧洲引进大批技术工人，从而迅速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联邦政府通过补贴、高关税扶植和保护其幼稚工业，初步建立早期产业体系。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内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统一产业与市场体系，制造业规模快速扩张。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推动全球产业霸权从欧洲转移至美国，1945年，美国以占全球7%的人口生产了占全球42%的工业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²⁵美国由此成为全球工业制造能力最强、产业结构最完整和价值链最复杂的制造业大国，形成了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

第三阶段是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国仅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就能驱动大部分类型技术创新并迅速商业化，创造出无数引领时代的科技成果，至今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是在冷战时期技术前瞻性框架内奠定的基础。但是冷战的铁幕重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必须实施“马歇尔计划”，有规划有步骤地重建资本主义体系以对抗苏东集团，将整个西方国家产业体系深度绑定在它的全球分工结构中，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基本结构。

全球产业在国家间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体上已经发生了四次 淡水泉投资

第四阶段从冷战后持续至今。在这一阶段，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互联网经济将美国经济再一次推向历史巅峰。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质廉价劳动力与庞大消费市场进一步驱动美国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通过产业霸权重构全球产业结构：形成美国控制技术标准与专利、发展中国家承担制造环节的全球分工格局。

2.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创新优势

全球产业体系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资源，拓展了科学探索范围、强化了技术创新速度。全球分工为美国技术创新提供了四大支撑，成为美国技术创新的优势。

首先是全球智力资源的聚集。二战末期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将超过1600名德国纳粹军事科学家和近40吨科技资料秘密转移到美国，这些纳粹科学家及其研究奠定美国在火箭、导弹等领域的技术优势。²⁶二战后欧洲科学家移民为美国科研体系注入空前优质智力资源，助力美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中心。冷战后，中印高学历人才流入，为美国技术创新持续提供智力支撑。

其次是跨国科研合作网络。美国国家实验室与高校构建全球性科研平台，欧洲、日本、中国等科研机构深度融入其体系，形成统一的科研标准、方法与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国际合作效率。

再次是分布式产业布局带来的“双赢”效果。美国产业体系按照“资本回报率、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原则布局全球产业。例如，美国期望集成电路产业的布局为：设计（美国）、高端半导体设备（荷兰）、半导体材料（日本）、芯片制造（韩国/中国台湾）、终端组装（中国大陆）。分布式产业布局既提升生产效率，又避免单一国家形成产业优势对美国产生竞争威胁，实现产业效率和技术管控的“双赢机制”。

最后是高端市场的规模效应。美、欧、日产业体系的市场定位为中等收入以上群体（如苹果不生产500美元以下手机），跨国企业通过默认市场边界（如丰田在美国保持固定市场份额）避免恶性竞争、获取高额市场利润，以及保障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

3.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创新劣势

全球分工也导致美国产业与人才体系出现两大结构性问题，导致美国强产业体系增速放缓，进而影响美国的技术创新。

首先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三重冲击。

冲击之一是产业完整性受损与供应链风险。制造业外流导致美国国内产业体系不完整，如放弃电解铝产业后依赖镓锗进口（中国镓产量占全球96%、锗产量占70%）；劳动密集型产业虽处价值链低端，却是新技术应用核心场景（如阿迪达斯、耐克等运动鞋的新工艺依赖高端制造设备与新材料），“低端产业”流失导致技术落地场景减少。

冲击之二是地缘政治引发供应链危机。供应链全球化虽提升了美国产业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但美国霸权体系无法掌控许多地缘冲突或非传统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的产业。例如，俄乌冲突扰乱欧洲产业、台湾问题影响半导体供应、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稀土管制，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均冲击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2024年，中国镓锗管制直接影响美国半导体与先进军事设备的生产。

美国导弹导引头等部分对于特定稀土有一定刚性需求

冲击之三是技术管控成本上升。美国通过技术联盟与“长臂管辖”管控技术扩散，但盟友存在利益差异而形成集体行动逻辑困境：1978年日本东芝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美国直至1987年才对东芝实施制裁；2020年后美国禁止ASML公司向中国出口EUV光刻机，但ASML公司通过游说获得DUV光刻机出口许可，中国企业则通过多重曝光技术实现5nm—7nm芯片生产。这些都使管控效果弱化。

其次是人才结构失衡与培养的断档。美国的高等教育优势、繁荣的经济与富足的生活吸引全球高学历人才持续流向美国，为美国带来充足的智力资源。冷战后，欧洲移民增速放缓；中、印成为高学历移民的主体；而拉美地区成为非法移民主要来源地，虽然为美国补充大量劳动力资源，但也造成不同程度社会问题，如人口走私、跨境犯罪。

美国国籍出生地实行属地原则，拉美裔又有高生育的传统，于是合法与非法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裔人口迅速增长，因此亨廷顿对未来美国人口结构“我们是谁”认同危机产生忧虑。高学历移民直接进入博士阶段或高新产业，挤压美国学生的升学空间；美国精英阶层的子女就读私立学校，以华尔街、硅谷为职业目标，普通家庭的子女在低质量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西裔群体对“教育改变命运”认同度低，导致美国理工科本土化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下滑。面对人才结构失衡状态，小布什政府做了最后努力，制定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然而效果不佳，之后历任总统相继出台各类法案和政策，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基础教育体系一旦衰败，短期内根本无法恢复。

人才老化与断档制约创新，中美关系恶化使中国理工科学生难以进入美国先进技术研究领域（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禁止非美国籍学生参与、国会立法禁止NASA与中国合作）；“美国学生不愿学、外国学生不录用”的困境导致美国航天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上升至52—56岁，而中国同行仅30岁左右。²⁷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甚至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前往美国深造，又在美国国内实施“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迫害与中国合作的科学家，长期如此，必将影响美国的技术创新。长久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全球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但国际关系、国内政治、产业体系衰落等因素导致人才培养断档、老化甚至外流。

吸引全球人才曾是美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但如今这种人才培养机制导致美国本土化人才体系断档。长期看，美国产业体系发展放缓与人才断档必然影响美国技术创新。

（三）中美科技创新模式的核心差异对比

中美都进入“强产业引领新技术”阶段，但两国强产业体系的根基完全不同，从而造成中美技术创新的路径、目标与结果存在巨大差异，主要体现为在政策导向、风险评估、资本结构和应用场景等领域的差异。

在政策导向领域，中国追求国产替代、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美国强调全球技术领导权、竞争力与市场主导权。在风险评估领域，中国关注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社会风险；美国聚焦技术转移与扩散、监管不确定性风险。在资本结构领域，中国以中央政策性资金、中央地方国资基金为投资主体；美国吸引全球的风险投资（VC）、私募基金（PE）与股市等资本市场。

类似半导体国家大基金之类的国家投资，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相关产业地发展

在应用场景领域，中国注重系统性建设制造、能源、交通等制造端产业的基础设施，在庞大的新型基础设施基础上构建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技术应用场景需要政策与产业高度契合，与此同时，市场发展注重行业渗透率，以超大规模产业结构与市场体系引领技术发展；美国则通过出口管制和“长臂管辖”维护其全球市场和用户规模，进而主导和引领技术创新。

近些年，美国硅谷出现“科技右翼”思潮，该思潮直接批评建立在美国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以资本为导向的硅谷科技创新模式，呼吁美国回归到冷战时期以国内完整军事工业体系为引领的技术创新传统轨道。²⁸科技右翼思潮的兴起是对美国全球产业分工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有力反思。

四、结论

技术与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一体两面”：技术孕育产业，产业反哺技术迭代。纵观工业发展史，人类社会历经了新技术建构弱产业、新技术巩固强产业、强产业主导新技术、强产业引领新技术四大阶段。强产业体系不是技术创新驱动的目标，反而技术创新成为强产业体系主导的结果。

冷战后美国技术创新的根基源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而中国技术创新的根基则依托国内全产业体系。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为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人才、资本、效率、市场优势，但也架空了国内人才培养与制造业结构。

短期内全球分工结构依然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充足资源，但随着国际技术竞争加剧，人才结构失衡与制造业空洞化必然阻碍技术创新；根植于中国全产业体系的技术创新模式，虽然短期内受制于全球资本、技术壁垒与高等教育差距，但内生性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模式能够补足技术短板，国内全产业体系的时空优势可以快速应用最新技术并推动技术迭代升级。

美国可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却无法阻止中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无法限制中国全产业体系发展。内生性强产业体系既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也是技术创新的护城河。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