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治理沙尘,中国有这两大法宝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3-29 07:34

李昂

李昂作者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导读】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昂】

还未从上一场沙尘暴中缓过神来的蒙古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经历了一次沙尘暴“返场”。

和上次一样,这场来源于蒙古国的沙尘天气还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气象监测显示,3月27日至29日白天,受蒙古气旋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蒙古国一再遭遇沙尘暴,也让我国人民回忆起往昔沙尘天气频发时,那段环境危机和万众人民艰辛绿化治沙的奋斗岁月,并引发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讨论。

扶贫电视剧《山海情》真实反映了西海固恶劣的沙尘天气

一、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周期

干旱草原地区,占据了地球无冰雪覆盖陆地面积的28%。干旱草原地区的最主要土地利用方式是放牧,当然也包含少量的旱作农业。在工业化之前,全球干旱牧区的草食家畜都处于“秋肥-冬瘦-春死”的状态。草食家畜头数长期呈现盛衰波动周期,也就是快速增长三五年,然后就逐渐停止增长,随后因为一场旱灾或者雪灾,种群数量重挫,然后再重新经历这个循环。

早期工业化后,干旱区的牧民可以给家畜提供额外的水源和饲草,熨平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实现了家畜头数长期繁荣,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导致超载过牧,直到触发了大规模的荒漠化和沙尘暴,最后促进了国家和人民对干旱草原牧区的干预和治理。这是人类在全球干旱区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只是正在蒙古国重演而已。

拥有干旱牧区疆土的发达工业国家,大多已经完整经历了以上历史阶段。比如,1888年横扫美国中西部干草原大暴风雪,冻死和饿死了美国牧民的上百万头牛,彻底终结了美国游牧的牛仔时代,促使美国牧民运用工业化初期的物质力量重构牧区生产。美国牧民用铁丝网分割草原,运用农业机械种植牧草,开挖水渠和深水井,结束了脆弱的靠天养畜生产方式同时也终结了西部牛仔时代。美国中西部牧场区随后基本杜绝了自然灾害中牲畜的大量死亡,从此进入了三十年的畜牧业繁荣时期。

到了192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发现美国中西部的草地已经因长期超载放牧而严重退化了。然而,他们早期的呼吁和环保实验,并没有唤起美国人民和政府的注意。直到1930年代,超载过牧诱发的大沙暴——当然也有过度开垦的贡献——几乎摧毁了美国中西部的草原植被和畜牧业。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迫使下,美国政府出台了1935年的泰勒放牧法案,并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草地恢复,到1978年的公共放牧地改良法案,才基本上完成了对中西部干旱牧区的生态治理。

类似的,澳大利亚在1870年-1940年间,南非在1900-1930年间,加拿大在1890到1930年间,苏联的中亚地区在1930-1960年间都完整经历了以上历史周期。当前,也有西方国家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中。比如,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也有超载放牧的问题,但是由于该国草地自然禀赋较好,耐牧能力强,环境危机尚不严重,此外该国还有其它更紧急的事情处理,因此阿根廷的草地治理尚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中段。

在东亚,我国经历了1980年之后的克服了自然灾害,实现了草地畜牧业持续高速增长;也经历了1990年代后的草地退化,以及2003年之后的国家规模的草地治理,目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而蒙古国在过去10年,提升了畜牧业的抗灾能力,启动了牲畜头数的长期增长,其牲畜总头数从2010年的3000万头左右增长到2020年的7000万头左右,因此蒙古国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前期阶段。

这个历史周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多个干旱区国家前赴后继的步入这个历史周期,反复出现超载过牧和草地沙化的环境问题,说明这一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类主观意志转移的。只要受到工业化影响,各个干旱区国家都会经历这一历史周期。

因此,我们在善意关注蒙古国当前所面临环境危机的同时,更要在这一历史周期的终点回头看,检讨我国过去四十年草地治理中的经验得失。尽管当前我国北方四大沙地基本稳定,草地退化趋势得到普遍的遏制。可是,一些应急性的行政手段仍需去芜存精的制度化,风沙区民众的付出和奉献仍应继续予以补偿和表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沙尘暴危机刚刚发生时,公众、学界和政府都是措手不及的,针对我国草原沙化问题缘起和治理过程,进行了深刻严厉甚至过度的批判。这些批判在促进环境治理进步的同时,客观上也撕裂了我国国家族群的共同意识。

因此,我们在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还需对以下问题进行心平气和的进行回顾和总结:我国在干旱牧区草地治理过程中,误解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以史为鉴,可以增强国民信心,提升国家认同,进而从容面对未来类似危机的挑战。

二、我国的沙尘缘起和治理之路

认识我国沙尘缘起,我们必须把时间指针回拨到建国伊始。在建国前三十年,我国草原牧区百废待兴,牧区先后实现了民主改革以赋予人民的人身自由和精神尊严,实现了定居游牧以兼顾牧民育幼看病医疗和草畜平衡,还推行了“水、草、繁、改、管、防、舍、工”的牧业八字宪法。但是,由于经济积累和物质基础的限制,我国广大草原牧区仍然处于前工业化状态,草地畜牧业的发展仍然是不稳定的。此时,频繁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牲畜损失是牧区人民面临的最主要困难。这些困难突出表现为,草食家畜在雪灾和旱灾中大量死亡。在极端年份,因灾死亡牲畜头数甚至能够达到总头数的60%。截止1980年,我国牧区累计因灾死亡的牲畜基本上等于牧区销售的商品数量。在1960-1970年代,我国草原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当时生产力所能够支撑的极限。比如,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草食牲畜头数在1964年之后长期在4000万左右波动,青海草食牲畜长期在2000万头左右波动。

然而,工业化之前我国牧区畜牧业的脆弱性,恰恰是草地植被健康,草地放牧几千年都不沙化的保障。我们近期在中国科学院草牧业先导专项资助下,对我国草食家畜种群动态开展了的严格实证研究,发现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我国牧区草食牲畜头数,受到气候灾害和天然牧草产量的双重调控。在灾年,草食畜会因灾死亡。在丰年和平年,草食牲畜种群增长也会受到现有饲草产量的负反馈制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灾害,但是草原就只能提供那么多饲草,家畜超过这个数量后,就会大量饿病而死。

因此,在前工业化时代,光靠自然的力量就能把草食牲畜的生长维持在环境承载力之下。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前工业化时期的草食牲畜种群是严格服从逻辑斯蒂增长方程,即随着种群数量越来越逼近环境承载力,动物种群的死亡率就会逐渐上升,幼畜存活率就会越来越下降,因此种群增长的速度会逐渐减缓,最终围绕环境承载力长期波动。这一结果还说明,游牧只是前工业化时期,草原人民适应气候灾害和饲草资源限制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不是维持草畜平衡和草地不退化的根本力量。

然而,就像工业化社会给农业区提供优质良种、无机化肥、旱季灌溉、温室大棚等物质和技术,隔离了气候灾害的冲击,确保农业人口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一样。现代工业向牧业提供了便利的牧区交通、高效的牧草储运设备、能供暖保温棚圈、深达百米的机电井;现代农业也向邻近牧业提供了剩余秸秆和饲料粮。这两大历史性的变化熨平了草料和饮水在季节间和年际间的波动。由此,我国草原牧区的草食畜牧业逐渐挣脱了气候和饲草资源的约束,开始了持续的增长。在90年代之后,雪灾而导致大规模牲畜死亡的现象在我国牧区已经是局部零星事件了。

可是,新的挑战悄然降临。由于牧区草食牲畜头数的长期持续增长,草原植物没有恢复机会。大量牲畜的过度啃食,会导致深根系的多年生优质牧草比例下降,机会性生长但浅根系的一二年生草本植物才能生存下来,草地生产的饲草数量和质量逐渐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地表所有植物和枯落植物组织都被吃尽。冬季地表逐渐裸露,在冰雪融化且大风多发的早春,沙尘暴就会频繁爆发了。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工业化早期的草食畜种群增长呈现无环境约束的指数增长形态,直到环境彻底出现问题才会引起人们的觉察。

内蒙古地区草食牲畜的增长经历了从有环境承载力限制的逻辑斯蒂增长到挣脱环境承载力的指数增长。工业化驱动了这一转变,但是也导致了后续的超载过牧和草地退化

然而,我国人民和地方政府很早就觉察到草食家畜增长模式的历史性改变和环境危机的悄然降临。比如,在1992年,鄂尔多斯地区的人民和政府就开始尝试禁牧和休牧,以约束载畜量的持续增长。在2000年前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牧民都开始适应工业化导致的家畜种群增长模式的变化,逐步改变家畜养殖策略。他们在冬季来临之前出售羔羊,降低越冬种群量;压缩非繁殖的公畜和老龄处的数量,只保留1%左右的种畜;不再以抗灾保畜为畜群管理目标,而以提高经济产出和降低放牧强度为管理目标。

我们的计量研究也证明了,牧民的自发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沙尘暴发生,更在之后的治理事情促进了国家对沙漠化的遏制。但是,我国牧民多为中小牧户,面对市场和气候的双重波动,首先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需要满足家庭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刚性支出。因此,尽管广大牧民做出努力,他们也很难独立实现削减牲畜和恢复草原植被。

在2003年后,我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草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启动了退耕还草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些国家级的生态项目通过围栏建设,彻底明晰了牧民对草地的承包使用权。尽管面临很多学界的争议,明晰的产权和覆盖全境的围栏建设,保障了我国牧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营和管理自己的家庭牧场。时至今日,牧民大多爱惜自己草场,合理调节牲畜数量。除非面临不可避免的经济压力,比如子女上学或者家人看病,牧民一般都会控制自家牧场上的放牧强度。

国家也开始对牧民进行直接的草地生态补贴。数万元的草原生态补贴对于牧民生活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在旱灾和雪灾中,这数万元的补贴起到更为重要的应急作用。此外,草原补贴也可以撬动数十万元的低息牧业贷款用于发展生产。这是因为牧区普惠金融贷款每年的利息也就是万元左右,可以被国家方法的草原补贴覆盖。另外,国家直接投资,雇佣当地农牧民对草原风蚀口进行封锁,对遏制沙漠化扩张也有重要意义。

我国草原地区农业开垦,是草地沙化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同样由于早期工业化的驱动,在1880年前后,改进了的农具和水利方法促进了种植业向我国草原牧区的持续扩张,形成了位于胡焕庸线两侧的农牧交错带。自此,农牧矛盾长期成为草原牧区重要的政治和生态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努力实现草原区的农牧协同发展。需要指出,草原区零星分布种植业是合理的。即使在前工业化时期,种植业和畜牧业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种植业需要役畜,庄家需要粪肥;牧民需要吃粮,牲畜需要精料。在建国前三十年,牧区道路还很原始,千里运粮供用牧区成本高昂。比如,当时供用呼伦贝尔地区的粮食,运费已经占了粮食价格的一半。这些运费都由政府财政补贴,成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严重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物流欠发展,政府对牧民只能供用十种左右的商品粮;副食、蔬菜、水果等必需品难以充分供用。因此,牧区必须自行生产一部分粮食和蔬菜是改善牧民生活的客观需要。

由于缺乏科学认知,建国前三十年,政府和人民曾经在水源匮乏的草原区开展过开垦运动。但是由于产量太差,这些不当开垦草原的措施很快被群众放弃,并被上级政府叫停,随后进行了草地恢复。因此,在1990年代后期,沙尘暴爆发的时期,除了农牧交错带以外,耕地在草原区只是零星分布。在2003之后,退耕还草政策驱动下,我国牧区严格控制了草地开垦。草原地区以牧为主,农牧协调发展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

2000-2014年,内蒙古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和植被状态

在2010年之后,我国草地沙漠化恶化的态势已经完全被遏制了。草原地区的牧业和农业已经重新遵照植被和水土的自然承载力而发展。一些具体的事实可以佐证。我国北方沙尘暴次数锐减。近期,大规模的沙尘天气,仅仅在2015年,2020年和今年发生3次,其中沙源地多不在我国境内;而在2000年前后,大规模沙尘天气每年都在十次左右。我国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等沙地的扩张态势已经得到遏制,部分区域植被重新开始扩张。尽管,植被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时期的原始状态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的确达到了“畜牧业繁荣-超载过牧-环境危机-应急性治理-草原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了。

三、回顾经验得失

自沙尘暴频繁爆发以来,公众舆论就草原植被退化和沙漠化的原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公共争论不但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也会构建或撕裂国民共识,给国家留下长远的印记。理想状态下,公共争论是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的体现,在争论中信息的单向流动会被改变,每条信息会受到各方的质疑或检验;通过充分的对话和讨论后,问题以本来面目得到认识,人民和社会实现了理性的共识。

但是,对草地退化原因的解析和对治理手段的评价仍然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且跨学科的学术议题。在学术议题中,科学信息的生产需要基于科学实验和实证研究,需要通过长期的数据收集,以及对数据反复分析,才能得到客观理性的结论。学术结论主要以同行评议的论文进行发布,然而同行学者的评议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数据缺陷、学科隔阂和刻板印象的干扰。因此,学术结论的天然的具有阶段性,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因此,在环境危机发生时,公共争论和治理政策所依托的学术结论未必正确。

在这个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重新审视公共争论和厘清学术结论的正确性,方能实现理性共识的基础,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调整。以下两个问题,已经对民族团结和国民共识造成撕裂,是公众和学界亟需重新审视的。

第一个值得重新商榷的认识是“草地退化的原因不是超载放牧,而是停止游牧”。这个认识源于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State policy and pasture degradation in inner Asia”,作者为David Sneath。在这篇文献中,Sneath引用了我国民国时期著名地理学家张印堂的数据(Sneath文的第17条文献),主张内蒙古地区在1930年代的牲畜存栏量是7000万头,和1990年代的存栏量相差不多。潜在的逻辑是:如果30年代的7000万头没有导致草地退化和沙尘暴,那么1990年代类似的载畜量也不会导致超载放牧;所以停止游牧是导致草地退化的原因,而超载放牧不是的。但是张印堂先生引用的这个数字是估测。按照内蒙古畜牧业厅对档案的回溯考证,内蒙古地区牲畜保有量的峰值是在1936年的937.6万头。因此,Sneath的推断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尽管他的主张非常容易被公众接受。

1990-2018年蒙古国牲畜数量统计 / 网页截图

相反,另外一篇重要论文反而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世界顶级放牧生态学家,David D. Briske在2008年领导了一个国际团队,基于各个国家已发表研究论文,对轮牧和游牧的生态效果进行整合式的评价。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本专业期刊上,Rangeland ecology and management,并不为大众熟悉。Briske发现轮牧和游牧只是一种没经过科学实证的感性认知。它们在严重超载情况下,并不能保证草地的可持续利用。也就是说,游牧并不能为长期增长的牲畜,凭空变出来更多的饲草。蒙古国是一直坚持游牧的,但是其近期持续的草地退化和刚刚发生的大规模沙尘暴,也说明游牧未必能够防止草地的退化。导致否认超载过牧的客观存在,而把草地退化归咎于游牧停止,这一认识是偏颇的。但它仍然在学界和公众舆论中居于统治地位,并成为一系列公共争论的核心论据。

第二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是“我国把草地产权分给牧户家庭,是完全错误的么?”由于游牧的前提是草地和关键水源、牧道都是公有的。当明晰产权建立起来后,游牧就只能停止了。鉴于前述认识,即游牧停止是草地退化的原因,那么导致停止游牧的“草地产权承包到户”当然是完全错误。又因为在牧区,清晰的草地产权在物质上是由围栏所维系的。那么,近期围栏也一直被学界批判——当然围栏在限制野生动物迁徙方面的确有些负面影响。可是,由于游牧的停止并不是草原植被退化和沙漠化的真正原因。那么对“草地产权分配到户和围栏建设”一棒子打死的观点,就需要重新商榷了。

我国草原分配到户,并不是“盲目引入农区经验”,而是牧区群众率先实践,并由政府追认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经济学一个重要认知是,产权和环境退化关系不大。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都有可能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都有可能导致环境的急剧破坏。

结合我国国情和畜牧业生产实际,牧民拥有永久性的草地承包权也有许多好处。在80年代早期,草畜承包到户同时赋予了牧民土地产权和牲畜产权,增强了牧民抵抗风险的能力。在草地承包经营的早期,有些运气不好和基础设施不强的牧户仍然会因灾损失牲畜,所谓“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但是只要他们还有土地,就还有不会灭失的财产,就能独立自主的重建畜群。如果当时只给他们分配了牲畜,那么损失掉畜群的牧民,要么放弃畜牧业;要么成为牧工,通过劳务收入重建牧群——无论怎么选择,他们的生活无疑更加艰辛。

此外,在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老年和进城牧民仍然可以从家庭草地产权中获得收益。因此,家庭草地产权无疑就是当下牧民的社保。明晰和稳定的草地产权,也是我国牧区长期安定,贫富两极分化较不明显;没有出现大量贫困牧民涌入城市,在贫民窟过活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产权要配合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调整,但是渐进性的改革要比反复折腾要好。类似的,草地围栏是草地产权的物理基础,并不只是生态恢复的工具,在牧区治理中地位极端重要。我国牧区围栏系统性的建成,是遵照牧民民意,并不是拍脑袋建设的生态垃圾。拆围栏可以做试点,但是现阶段不宜莽撞的未加调研的大范围推行。我们相信未来有更全面,更有效的草地产权体系。

此外,我们还要重新理解过去二十年草地沙化治理中,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按照西方学者给发展中国家开的环境治理药方,一切治理方案要基于社区。可是,我国政府果断的采取了强政府的姿态,依托分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强势中央财政,发展了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草原地区进行国土投资,是我国草地沙漠化治理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另一方面,牧民群众也逐渐适应了工业时代的畜牧业管理措施,形成了少养精养的思路。牧民通过联户经营,合作社、草畜并举,发展副业和旅游业,使收入来源更加多元稳定。返乡大学生和扶贫下沉干部,逐渐成为牧区基层的领导和基干力量。部分现代牧民甚至能够采购芯片组装自动饲喂设备;利用微信抖音等信息工具学习先进农技和销售农产品。牧民的自主学习实践逐渐超越了数字化鸿沟。

1990-2010年蒙古国荒漠化地图 / 网页截图

当然,强政府也有政策空转的时候,比如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禁牧休牧等行政政策,统一阉割当地土种公畜,强行普及良种等冲动性的行政措施,出了不少问题,损害了牧民的利益,也没有改善环境。另一方面,群众也有力量不足的地方。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家庭牧民的饲养成本远远高于美澳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的饲养成本,逐渐丧失了乳肉产品的竞争力。此外,在发展生态旅游时,牧民没有力量实现供电、修路、垃圾和污水处理厂等公共建设。

总的来看,我国草原牧区沙漠化治理的成功——当然还没有将植被彻底恢复到原始状态——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势高效和群众自主奋斗的基础上。放眼国外经验,美国在治理中西部草原沙化时,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对自然恢复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并出台了《泰勒放牧法,1935》和《农业调整法,1938》等干预性极强的法案,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行为。同样,澳大利亚时至今日,还有《国家旱灾计划》这种对牧民进行资助、培训和强制转产的政府干预政策。

因此,对于基础设施不足,牧民力量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依靠社区;强势的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是不可或缺的。在采纳国外学者的学术主张时,我们需要结合自身国家实际情况,并仔细考察先发国家历史上的解决方案,切不可视单一学说为圭臬——即使它是主流学说。认真总结过去20年的沙尘暴治理中的经验得失,对于我国今后自主选择问题解决方案是非常有益的。

四、面向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回顾我国草地沙尘暴治理历程,我国做对了以下关键几点,保障了草地治理的开展。

首先,环境退化和治理,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偏执于意识形态的争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尽管围绕草地退化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论激烈,但是政府和群众的草地治理实践并没有被束缚,而是稳健调整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逐步逆转了草地沙漠化。

其次,发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环境问题,但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依赖于进一步发展。比如,我国解决完草地畜牧业的脆弱性,但是意外的导致了超载过牧,进而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等环境危机。但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群众的自发适应调整,逐渐克服了这一环境危机。强政府和走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是我国草地成功治理的一大法宝。

回顾我国草地问题缘起和治理历程,我们会发现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在治理的老路,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和时代差异,西方国家掉进去坑,我们可能也要不可避免的掉进去。但是,我们能够建立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知道自己掉坑,并且依托自身国情、国外经验以及自我创新,找到快速出坑的方法。这个过程也说明,在国际性气候环境问题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还要争取自己试错的权利,以及自主选择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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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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