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供应链产业链调整是趋势,中国如何在这个过渡期获益?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3-30 07:59

梁维特

梁维特作者

澳门前经济财政司司长,博鳌亚洲论坛咨委,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委员会主席

法布奇欧·费里

法布奇欧·费里作者

意大利知名船企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兼中国区执行总裁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于3月28日至31日在博鳌举行,今年论坛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来自世界的大咖们共商疫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

在28日召开的“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咨委、澳门特区政府前经济财政司司长、博鳌亚洲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委员会主席梁维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芬坎蒂尼集团亚太区负责人法布奇欧·费里,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冯波等学界商界人士,共同探讨当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格局,以及企业如何在这个变动中寻找最优解。

观察者网整理了本场分论坛的部分讨论内容,未经发言者审定,仅供参考。

博鳌亚洲论坛“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分论坛现场

主持人:想问费里先生一个问题,最近芬坎蒂尼把一些生产设施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是什么因素让投资者觉得东南亚更有吸引力,更多的区域化或去全球化的操作会让情况变得更好吗?

费里:很高兴再次受邀来到博鳌亚洲论坛。关于上述趋势,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第二,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在东南亚这一群体逐渐壮大,并且有更强的购买力。

回到第一点,新冠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极大影响,所有的封锁措施基本上都影响到了物流和采购。但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病毒再次突显了一些问题——即在新冠疫情之前供应链本身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比如供应链太长,缺少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这个适应性的战略是以成本为驱动的,有很多企业经历了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困难一些,因为过去两到三年的疫情封控,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将自己的供应链调整到东南亚或其他市场,而为中国市场生产的企业自然会把供应链放在中国。

第二,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蓬勃壮大,他们想要拓展,也期待更好的服务。而跨国企业正在锁定这些目标受众,他们想与终端用户离得更近一些,从而可以对产品进行更好的定制,更好地理解这个市场,同时也有价格上的优势——当离市场更近的时候,可以减少物流供应方面的成本,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以服务东南亚市场。

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有很多企业依然是在为中国市场生产,自然会在中国有一个本土化的供应链。企业在考虑调整的时候,需要有调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材料、仓储、运营资本的管理方面进行通盘考量,但企业必须要面对新的现实。

芬坎蒂尼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负责亚太和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我们为中国市场生产邮轮,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我们也正在将供应链本土化,因为其中有36%的业务是通过本土供应链实现的。昨天,我见到了上海自贸区的领导,一起探讨了如何能更好地吸引更多的欧洲供应商来到上海,以支持我们的项目。

我们在越南也有产能,在此生产的船主要是用于海外风电厂,面向国际市场;也就是说在越南生产,但销往国际市场。在越南,我们的战略是实现供应链的本地化,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材料进入这个船厂中。不同的情况,取决于不同的企业。我相信中国仍会是一个生产中心,如果有一部分转移到东南亚,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东南亚市场服务。

主持人:非常感谢!费里刚才提到想要更多的接近市场、接近消费者,同时也要考虑成本问题及安全问题。朱世会先生来自商务部门,你们企业是否也会考虑把一些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朱世会: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我来自先导薄膜材料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有50%的销售在海外,因此“脱钩”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无论这个供应链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正在重塑——不管是出于地缘政治冲突或新冠疫情,我们必须应对这些问题,而且几乎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状况,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客户。

因为中美所谓的“脱钩”,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解决“脱钩”的计划,所以我们得有两手计划:A计划就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向美国及全世界提供;B计划就是在中国之外生产,为未来做一些准备。因此,我们到美国投资,为客户制造商提供服务,也有一些生产搬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比如东南亚国家,在那里建立合资企业。我们生产的是珍稀金属材料,对电子产品的生产非常关键,这是客户必须要有的材料,无法选择其他材料替代。

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但这些大客户也要遵守政府的规定,因此我们必须共同解决问题。他们在被美国政府逼迫的局面下需要一个应对脱钩的计划,于是我们也被迫有了B计划,这个计划当然会产生一些成本,但幸运的是客户愿意分担其中50%的成本。作为制造商,我们也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必须生存下来,这是新的局面。所幸到目前为止,我们生存得还不错。

主持人:您提到B计划是为长期做一些准备,为脱钩做好准备,但不知这个“长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朱世会:我想未来三年,我们会建立一个全资企业,如果情况变得很糟糕的话,我们只能是少数股东了。但是,我们的主要研发中心都是在中国,生产设施可能会放在海外,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多数股让给他们,自己拥有少数股,但很多的设备、技术、材料都是来自中国,可能原材料并不是来自中国。

位于越南北江省的光州工业园,富士康工厂就在这里。图自纽约时报

前往北江省云中工业园的工人

主持人:贝哲民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供应链的变化是自然的,因为想要避免高成本的劳动力,但另一些供应链的调整是因为政治,你认为一些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产能中,有多大比例是出于这两种原因?

贝哲民:大多数生产离开中国到了越南等国,可能占比数字看起来不大,但实际涉及的金额很大。还有很多原材料,比如我们戴的领带中用的丝线大多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产业链转移过程中所获得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拿到的可能是来自富士康的一些单子,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墨西哥是不少企业的选择,但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所以墨西哥主要是钢铁行业转移产能的目的地,比如像电冰箱等白色家电转移到墨西哥、波兰生产,这些货物比较沉,也需要考虑减少交通运输成本。总的来说,这是比较小的变化,但趋势会继续;东南亚仍需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变成中国这样的制造业中心,欧洲和北美也同样需要更多时间。

主持人:姚洋院长刚才提到他非常相信中国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如果有一定比例的产业链外迁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因为他们禁止部分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那么中国政府和在中国的企业应做些什么努力来应对这些变化?

姚洋:我刚才讲到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地缘政治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从最终结果来看,现有些产业外迁到越南,将来也是必然会外迁到越南的。对美国而言,他们必须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这是美国人要应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要应对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是强劲的,也就是向更多的周边国家出口,不是直接向美国出口;但是,通过周边国家向美国出口,只是游戏发生了变化,本质仍然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的生产中心。

我坚信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地理区域、人口数量以及完整的产业链,对于高端行业来说,完全离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前面我的朋友也讲到了,他仍然希望投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

费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讲到中国的规模,我想分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在新冠前,我们邮轮行业大概有三千万客户,美国市场最大,它有3.5亿人口,其中3%的人坐过我们的邮轮,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大市场,有250万人。但是,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如果按美国的比例来计算中国的潜能,那么中国潜在的客户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但新冠疫情对邮轮业的冲击非常大,我们现在再回到中国,相信如果能按照新冠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邮轮市场,这个市场规模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梁维特:我刚才听了很多嘉宾的发言,毫无疑问,中国和亚洲是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但从长期来看,我们要关注中国的生产成本以及亚洲的生产成本也会增加,就供应链角度来说,如果是一些成本敏感的产品,可能会外迁。

在座嘉宾有来自造船行业的,讲到船,我们就需要港口,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这是供应链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才能接受原材料,也能运出产品。我完全同意“中国+1”的观点,甚至我觉得应该是“中国+N”的观点,有多个国家而不只是一个国家,这个公式会非常有效,而且现在正在出现这样的新趋势。最近,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非洲的港口越建越多,而且其中不少是有欧洲参与建设的,他们正在准备什么、为什么做准备、计划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相信亚洲、中国是没问题的,也许五十年、六十年后,人们可能会找到另一个地区的中心,成本优势更明显,而且对他们来说地理上更接近,那么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中国如何在这个过渡转型期获益?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如何参与到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如何交朋友,如何能有共同利益等等。供应链、产业链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是一样的,都需要本地合伙人,在每个国家都要有合伙人,这样才能有共同利益,才能共享中国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带来的共同利益,这一点非常关键。

2022年11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万隆市,一列高铁动车组正在雅万高铁试验段进行热滑试验(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焦宏涛摄)

主持人:冯总,刚才讲到我们都在同样的供应链上,供应链中断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在重新构建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比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正与其他国家建立芯片联盟,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从你所在的公司中远海运的角度来说,如果脱钩仍在继续,我们该做些什么?

冯波: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变化,从两百年的时间长度来看,都是正常的。因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了;而全球化的特征,就是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刚才讲的美国也好、欧洲也罢,商业界的一些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变化,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情况,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没有必要太大惊小怪。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供应链就是要为产业链进行服务的,特别是外贸行业的服务,不管供应链怎么转移,我们要把服务能力建设随着供应链去同步转移,我想这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第二,欧美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欧洲有些比较好的基础。在此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集团在“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首先我们公司60%左右的收入利润都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其次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一带一路”的资源投入占我们公司的60%,在这方面我们成长得比较快,比如刚才梁司长讲的码头建设,我们现在码头建设全球集装箱吞吐量1.35亿标准箱,应该是排世界第一的——当然并不是说欧美的地位超过我们,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自豪的。

第三,面向未来,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在一些新兴市场、一些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国家提升我们新的能力建设,比如RCEP的签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政策、关税利好增加,我们公司、包括我们整个行业也都是计划往东南亚发展,到新兴市场去开拓。总之,办法总比问题多,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办法的,咱们在应对变化和变局的同时,也要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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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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